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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李白浅探毕业论文
苏轼论白浅探毕业论文
中文摘要1
英文摘要………………………………………………………………………………2
目录3
前言3
一、论白从永王璘3
﹙一﹚自愿从璘3
﹙二﹚被迫从璘4
二、论白的大言6
三、论白诗歌的飘逸诗风7
﹙一﹚众人眼中白的诗风7
﹙二﹚苏轼眼中白的飘逸诗风8
四、杜之论9
（一）“扬抑杜”论9
（二）“杜齐名”论...10
（三）“扬杜抑”论11
结语11
参考文献12
致谢13
前言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
是我国宋代文艺造诣的代言人。
其成就虽高却为人谦虚，反而常赞赏他人。
如韩愈，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如柳宗元苏轼则评价说：
“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可就苏轼对其评价之高。
除此之外还有如陶渊明，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鲍、谢、、杜诸人，皆莫过也”，苏轼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准确概括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可看出二人交情极深。
苏轼甚至评价陶渊明：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
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苏轼虽对诸多诗人有着极高的评价，但唯独对白却有种特殊的偏爱。
目前学术界对苏轼论白的研究有多种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苏轼对白充满了欣赏，也有学者认为苏轼论白并非表面上看起来有那么高的评价。
本文拟用力并不同于已有成果的研究方向以苏轼对白评论，如《苏轼文集》中的《太白碑阴记》和《书学太白诗》《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为基础，浅探苏轼对白的真正看法。
一、论白从永王璘
据《旧唐书·白传》载:
“禄山之乱,玄宗幸蜀。
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
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
”[1]《旧唐书》中记载了关于安史之乱发生后白从永王璘的大致经过。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亡蜀地，并在半道上任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节度大使。
而白这时恰巧在宣州，当白知道玄宗在逃难之时还不忘重用永王璘后，白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谒永王璘，借此以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爱国抱负。
而白的想法也正中永王璘的下怀，因此白就这样成为了永王璘幕中一员。
谁知，永王璘在得到玄宗的重用之后却兵乱谋反了，结果是落得个兵败如山倒的下场。
而白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流放到夜郎。
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了玄宗的赦免，白却因高兴过头而饮酒过度醉死在。
此后,这事即被宋人认为是政治污点,固世人对白从永王璘有多种看法。
[2]
﹙一﹚自愿从璘
朱熹认为“白见永王璘反，便怂之”。
在朱熹看来，白一直都在寻找机会来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才能，这时永王璘谋反了，这无疑是天上刚好掉了一个馅饼，白当然会抓住此机会大施拳脚。
于是从永王璘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着重点还在于白在从永王璘后“精神亢奋，眉飞色舞”，无丝毫被胁迫的现象。
而这在白的作品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如白诗《永王东巡歌》[2]中“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白诗《在水军妄晴幕府诸侍御》同[2]“永王理庙略，秉钺清酉边。
”这是白对璘出师谋反持肯定态度，并兼有鼓励成分。
暗含其起兵谋反是合理合法的。
《永王东巡歌》同[2]之二“云族卷海雪,金戟罗江烟。
聚散百万人,弛在一贤。
”“秋毫不犯三昊说，春日遥看五色光。
”这是白在永王璘幕中的所见所闻，并对其严格的军容和军纪给予满满的赞许。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同[2]“绣服开宴话,天人借楼船。
如登黄金台,遥渴紫霞仙。
”这是白寄人篱下的自慰说辞。
“卷身偏蓬下,关机四十年。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
”同[2]《永王东巡歌》之三同[2]“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
”这是白对自己政治才能过分乐观肯定的掩饰。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同[2]“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
”这是白甘心为永王璘鞍前马后的决心。
白的这些作品均表现出白从永王璘后精神亢奋，眉飞色舞,其间没有一点“胁迫”的影子!
固朱熹认为白从永王璘是自愿的。
而《太白全集》同[2]的编者王琦也认为白是自愿从幕永王璘，只不过王琦认为白在入幕时因报国心切的心理而误从永王璘。
他在书中记载关于白从永王璘一说极具代表性：
“考天宝末年，宗室诸王若吴王祗、虢王巨等皆受命将兵，文人才士岂无入其幕者？
太白之受辟于永王璘，何以异是?
后之擅领师东下,命将交兵,其始岂遽料至此乎?
《新唐书》[3]载季广琛谓诸将之言曰：
‘吾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
上皇播迁，道路不能，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后世何!
’太白初，要亦类此。
”
天宝末年，因安史之乱皇室各王皆受命带兵保卫大唐江山。
固文人志士加入各王之幕并借此机会施展才华，而为其主出谋划策则是最佳途径。
当时永王璘也在招募天下有志之士，白一直在为忠君报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寻找契机，此时又受到永王璘的赏识和邀约，所以白认为是到自己大展才华的时候了，或许因一时激动，或许因报国心切，白不顾一切后果并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永王之邀。
后来，永王璘擅自领兵东下谋反，白也是始料不及的啊！
[4]《新唐书》中季广琛对各位将领说：
“我们文人志士服从各王并为其出谋划策并不是为了谋反，如今大唐有难，皇帝都逃难去了，且没有比各王更贤能的人了，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于是名正言顺的成了功臣，然如今的状况却截然不同。
而我们就这样被挂上了叛逆的罪名，这让我们以后怎么在世上立足啊！
”所以白的情况也可以以季广琛为例推测其被后人诟病之因。
而王琦的焦点在于突出白报国之心，认为白因报国心切，加上对于永王璘的认识不足，所以误入永王璘幕导致最终遭受牵连而流放夜郎。
白虽是自愿入幕，但后人因其误入永王璘幕之事而忽视白的爱国之心，则是不全面的。
在当时，文人志士往往是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机，所以急于入幕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是情有可原的。
通过白从永王璘这一事，我们得以窥见诗人的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
诗人白从小热爱祖国，他同情人民，希望可以用一己之力为社会有所贡献，他不甘于平庸并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所以希望用独特的进仕方式如仗剑行侠,交流干渴,隐居结社等可以像马周、玄素、九龄等人般偶遇帝王重臣并得到赏识,由布衣一跃为卿相然后功成拂衣去。
然而白却凭借自己的天之骄才自恃甚高，最终导致其从政的人生悲剧!
﹙二﹚被迫从璘
《旧唐书》同[1]中明确指出白从永王璘事实上是白想借助永王璘的权势而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可这在苏轼看来却不尽然。
在苏轼看来，白是被迫从永王璘。
苏轼作品《太白碑阴记》云: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胁迫,不然,璘之狂肆寝陋，是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5]苏轼认为白从永王璘完全是遭胁迫。
永王璘是个狂妄之人，即使是庸人都知道其起兵谋反必败无疑，更何况是白。
不仅如此苏轼还搬出郭子仪这位名将为白做辩解。
在白眼里，只有像郭子仪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所以白不可能连永王这样的肆妄之人都看不出来。
所以基此立场苏轼坚定的认为白从永王璘是被迫的。
苏轼因知永王璘是无知反贼，固其谋反失于合法合理。
此外，苏轼还认为白实际上是知道永王最终必败的。
在当时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永王却还在窝里反，更甚的是永王此时招募白，却只是想借助白的声望和在诗坛的地位来谋求更多的支持，固然这是失于民心的，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在从永王璘之后，白曾“规劝永王以‘二帝’为重!
去‘救’,‘扫尘’，成就勤王救国的勋业”。
从白仍规劝永王璘以“二帝”即玄宗和新上位的亨为重，并“救”、“扫尘”、“勤王救国”的话语中我们可窥见诗人白的忠君爱国之心始终如一。
[6]但又因永王璘的谋反隐藏了玄宗父子间的权力斗争关系，故于必败方面似得而失。
所以苏轼坚持用胁迫说来为白做辩护。
在白的一生中，从璘案一直是桩著名的公案，历史上此案争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白从永王璘是出于“胁迫”还是“自愿”。
综上文所述，朱熹、王琦坚持自愿说，二者认为由于白身负绝世才华却报国无门，而永王璘反却正是给白这样一个大展才华的契机，固得出白是自愿从永王璘。
而苏轼坚持胁迫说，在苏轼看来，永王璘的谋反失于合法合理，加之白当时身陷忧外患的情况下，固白被迫从永王璘是合乎情理的；一方面白希望以其始终如一的忠君爱国之心规劝永王璘以二帝为重，另一方面永王璘的谋反隐藏了玄宗父子间的权力斗争关系，固苏轼坚持以白被迫从永王璘之说来为白辩护。
无论自愿说还是胁迫说都自成一家之言，也都有充其分论据来论证各自的观点，固笔者在此不多加赘述。
二、论白的大言
若要追溯白“大言”的渊源那就得从白的小时候开始说起!
在白小的时候，就对司马相如《子虚赋》的铺夸饰极为感兴趣，《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云:
“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长大后因心里时刻惦记司马相如赋中对云梦的夸大描写，遂不惜长途跋涉亲自跑去观赏。
《上安州裴长史书》同[2]说:
“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焉。
”白还特别羡慕那些能够以“大言”而获得赏识并受到皇帝重用的人。
如蔡泽用“大言直取秦丞相”,田千秋“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这些事实则让白更加坚定的想用“大言”来实现自己积极用世的抱负和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自诩甚高,理想极其宏大,非常自信的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天才“大言”而“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因此不走寻常路的白“游说万乘”,幻想自己可以成为管仲、晏婴一类”辅弼”大臣中的一员。
白好“大言”家喻户晓，除了在其政治抱负中的显现，在白诗中尤其将“大言”展露无遗。
常表现为故意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以及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等。
首先，白诗中喜爱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
如《望庐山瀑布》〈其一〉同[2]“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
”〈其二〉同[2]“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其中的数字词如“三百丈”、“数十里”、“三千尺”、“落九天”。
还有《将进酒》同[2]“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其中的“三百杯”、”千金裘”、”万古愁”等。
其次，还有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
其手法变化多端，常将事物比例关系或夸大或缩小，甚至改变事物的形体规模以达到震撼的艺术效果，以抒发他那热情洋溢的激情。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同[2]“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中把极小的天姥山夸得极其高大伟岸。
在《将进酒》同[2]“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漫漫人生路缩短为只若蚍蜉般朝夕的时光。
除了在诗中的“大言”之外白还以行动来加以佐证。
他在《将进酒》中饮“斗十千”的”金樽清酒”,食“值万钱”的“玉盘珍馐”,不时还“黄金白璧买歌笑”。
为了“消愁”,他甚至不惜连“五花马”“千金裘”也要“呼儿将出换美酒”。
再次，是对宏伟广大和瑰丽秀美意象的描绘。
如《蜀道难》同[2]“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描绘连绵不断、秀美高耸的山峰。
《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描绘了汹涌澎湃气吞万里的大江河。
[7]
从白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白对大言的极度推崇，接着白所熟知以大言得以被重用的大臣如蔡泽、田千秋等，则更加坚固了白希望以大言获取仕途顺利的想法。
因此便产生了白诗歌中大量极富表现力的“大言”作品。
而苏轼《太白碑阴记》云“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
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
曰：
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气为主。
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
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
同[5]
苏轼在其作品《太白碑阴记》中写道：
白其实就是一个狂士，曾失节于永王璘，而白又总是以济世之人为标签行走于凡尘，如今却做了济世之人最不该有的所为。
毕文简公长期辅佐王，对此评判道：
“有些文人志士喜欢说大话却往往是没有真正的才华，所以只是浪得虚名罢了，然而这却不是针对所有文人志士而言。
文人志士是非常看重气节的，就如高力士得势时，所有的公卿大夫都去巴结他，而白却在大殿之上公然挑衅高力士，让他亲自脱靴。
因此白当时的气节已经令天下人为之折服。
当时的白也已经算得上是得志之人，但以白的个性是坚决不肯巴结权要之人以博取高官厚禄，白愿意顺从君王是因一己爱国之心而误入仕途，是白的一时的失策之举。
”《太白碑阴记》中说到白是个众所周知的狂士，这点毋庸置疑。
而后苏轼又引用了毕文简公对白的看法，尤其着重在白的大言上。
所谓的“大言”，就是夸大的话，也就是喜欢说大话，俗话说就是吹牛！
毕文简公所言其实只是苏轼想用来说明白既爱说大话却又有真才实学和真性情之人，而白最大的特质偏偏就是爱幻想、爱吹牛。
所以白享用别人所赠与的美好名声是当之无愧的。
白好“大言”是众人皆认可的。
可是白的“大言”却不是像那些浮夸文人志士般只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作。
再者，白敢于并善于“大言”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他因得到上天的眷顾，更坐实了“诗仙”的美名。
白的“大言”是与其豪放不羁的个性和浪漫主义天性分不开的，跟盛唐高昂奋发的时代精神、豪迈自信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
所以苏轼对白的“大言”不仅持肯定态度更是对白无人能及的诗歌成就给予高度的赞誉。
三、论白诗歌的飘逸诗风
﹙一﹚众人眼中白的诗风
自古以来对白的诗歌风格就有很多种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是苏轼的看法。
苏轼认为白诗风用飘逸一词概括是最恰当不过的。
然而现代很多学者都认为白诗歌用浪漫主义来描述则更贴切易理解。
如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把中国文学分为“浪漫”与“写实”两个派别，并把屈原和白看作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
在梁启超之后，“浪漫”“浪漫主义”等阐释视角逐步进入白研究，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8]
持浪漫主义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白的豪放旷达性格、非凡的自负以及渴望自由的人生态度创造了其诗歌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并以豪放、飘逸、离奇大胆的夸、变化莫测的想象等艺术特点来说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8]
白早年漫游在外，受儒家、纵横家、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这也对白豪放旷达性格、非凡的自负和自信以及渴望自由的人生态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唐朝的主流思想，对于唐诗人阶层影响非常大，而这则体现在白的积极用世上。
白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爱国的抱负，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虽屡遭挫折，但白豪放旷达的胸襟使得白仍矢志不渝的坚持自己的治世抱负，坚持自己的游说干谒方式，直到晚年入幕永王璘。
纵横家的豪侠风让白结交各路豪杰和有权势的官宦之人，更为白游说干谒之路铺平道路。
而道家对白的影响尤其深刻！
白自小信奉道教，并热衷于学道求仙。
然而仕途不如意，而道家宣传的神仙世界似乎让白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找到了发泄口。
对白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性格而言，道家成了白逃离现实最佳的温床。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道家思想在白一生中的影响。
而所谓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诗风也在这些大家的影响下孕育而生。
其诗歌的飘逸如《蜀道难》同[2]“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为乎来哉？
”般艰险却充满遐想。
诗仙白眼中的蜀道是那样令人敬畏和惊叹。
蜀山连绵不绝的美妙，绝壁只能被枯松降服的霸气，飞旋着的瀑布互相嬉戏逗趣，其艰险让远道而来的人们都叹为观止。
而这何尝不是白人生片段的写照。
仕途的不如意就如这蜀道般难以攀登直上。
尽管如此，诗人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抱负继续前行！
其诗豪放如《将进酒》同[2]“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需要这样的豁达和洒脱，既然我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上天必然有他的安排，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千金又算的了什么。
如今我得意了那就让我们烹羊宰牛尽情享受吧，今天的相遇相知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干杯三百！
白用诗来表达自己心的满腔热情，其豪放旷达的个性也使其不至于一直深陷黑暗的现实之中，残酷的现实使白也只能在酒的世界里重拾自己的济时用世抱负。
变化莫测的想象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同[2]白向来都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的想象插满羽翼，遨游于自我编织的奇特世界。
早晨还是满头青丝傍晚却亦如白雪一般。
仅仅在一天之，青丝陡然变为白雪，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变化便使悲从中来。
离奇大胆的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同[2]瀑布，谁都见过，但谁又曾见过飞流直下三千尺却又像那还远在天际的银河般耀眼的瀑布。
其夸犹如喷薄欲出的火山般激烈而形象，白的夸往往发想无端却让人奇之甚奇。
白诗中飘逸、豪放、变幻莫测的想象的特点，还有其豪放旷达、非凡的自负的性格以及白从小就受到的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学者们认为白的诗歌风格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二﹚苏轼眼中白诗歌的飘逸诗风
《书学太白诗》“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
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
有狂人赤，乃敢自比谪仙，准律，不应从重。
又有崔颢者，曾未及豁达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白，盖当与徐凝一场决杀也。
醉中聊为一笑。
”同[5]苏轼认为白诗风飘逸不群，不落于凡尘，后人对于白诗风的飘逸成就只能模仿，而无法超越。
然古人赤却自诩狂人，于是敢于向谪仙白发出挑战，结果可想而知。
不管是后来的崔颢还是徐凝，白谪仙之位至今都是旁人无法撼动的。
苏轼不仅在《书学太白诗》中对白飘逸诗风充满赞赏与肯定，而且在苏轼的诸多作品中对于白个人的评价也多为溢美之词和维护之意，如苏轼对白从永王璘一事的态度中便可窥见苏轼对白的维护之意!
白飘逸诗风在其诗歌中也有所体现，本文就白诗歌中想象和语言两方面来加以阐释苏轼眼中白诗歌的飘逸诗风。
白总在其想象的世界里将现实与梦境、自然融为一体，更运用想象的画笔，描绘了一个个神话般妙不可言的意境。
在《蜀道难》同[2]中诗人借用古老的神话传说来表现出蜀道的艰险并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用辛勤劳动创造的悲壮业绩。
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以飞越的神思来编排全诗：
由渡镜湖而至剡溪，由日景的丰富多彩过渡到夜景的动人心魂，再由梦境、仙境陡然折回现实。
诗人的想象犹如天马行空令人惊叹不已!
[9]
白诗歌的飘逸诗风除了表现在想象上之外还体现在其语言上。
其诗歌的语言总有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同[2]的自然美，如《襄阳歌》同[2]中“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清风朗月”“玉山”。
也有如《山中与幽人对酌》同[2]中“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等清新自然的语言。
白追求自然的语言却让我们体验到世界的本然与人之本性的完美结合。
[10]
在苏轼眼中，白诗风飘逸不群，不落于凡尘，，这是后人无法超越的。
而就白个人的独特性格和所作所为以及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和语言两方面便可看出白诗歌的飘逸风格。
浪漫主义是现代学者们给白诗风贴上的便签，学者们认为白的豪放旷达性格、非凡的自负以及渴望自由的人生态度创造了其诗歌的浪漫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11]虽有其可行性但是缺乏合理性。
苏轼强调白的诗风偏重于飘逸是基于白个人的所作所为和其性格以及诗歌中体现出的飘逸等各方面而言。
而现代学者们在给白诗歌风格贴标签时还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主观情感，缺乏客观性，所以笔者认为苏轼的观点较为合理，而现代学者对白诗歌浪漫主义的定位有失偏颇。
四、杜之论
盛唐时期，白与杜甫成为了盛唐诗坛的代名词，是唐朝世人眼中的双子星座，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
白以其“雄奇飘逸”的诗歌风格成为世人公认的“谪仙”，而杜甫也以其“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诗歌风格被世人推为“诗圣”。
而对于杜二人的成就，世人则有不同的论调。
（一）“扬抑杜”论
在繁盛的唐代，因为有了道士吴筠的推荐，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和器重，还有前辈诗人贺知章等的赞誉，固使得白“谪仙”名号家喻户晓。
而杜甫《寄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中对白评价之高则让白坐实了“谪仙”这个名号。
白的族叔阳冰在《草堂集序》[12]中对白的看法在当时则非常具有代表性。
“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
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
卢黄门云：
‘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
’至今朝诗体，尚有梁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阳冰认为白是继屈原之后最卓有成就的诗人，并且在诗坛创作领域里让后人只可望其项背。
白除了在唐朝备受世人推崇之外，在元、明代也有不少诗人推崇白。
如龚自珍《最录白集》“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
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戒在《岁寒唐诗话》中也说：
“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
戒认为白所作之诗词多为天上神仙才能做得出，而韩愈所作的诗词，后人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而达到的，但是白的诗词却是后人望尘莫及的。
[13]
除了“扬抑杜”论之外，还有两种主要观点也很具有代表性，二者分别是“杜齐名”论和“扬杜抑”论。
（二）“杜齐名”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韩愈在《调籍》诗中指出杜同享盛名:
“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除了受到诗人韩愈的赞誉，岑参也对杜取得的巨大诗歌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杜”，岑参甚至把杜二人标榜成了世人眼中的楷模。
而宋代诗人苏轼也常常将杜二人并称,《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而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同[5]在诗中苏轼不仅将杜二人并称，还认为二人的成就是后世无法比拟、超越的，并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诗人学者，即使是魏晋以后也没有人可轻易凌驾杜之上。
（三）“扬杜抑”论
到宋代,杜诗歌的发展发生了急剧变化。
杜甫地位飚升迅速,而白却被公然贬乏,扬杜抑的思想占据了当时诗坛的主要地位。
尤其是当时在两宋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派，其以杜甫为宗，崇尚杜甫诗歌中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因而导致当时崇尚扬杜抑的风气尤为炽烈！
宋代文人在尊崇杜甫的同时，对白则多持批评的看法，认为白在其诗中只关心醇酒妇人、自我抱负的实现而置国家危难于不顾，与杜甫的忧国忧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苏轼在其作品中虽然有将、杜二人并称，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而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同[5]但苏轼也有偏向杜甫的一面。
苏轼给杜甫奉上“集大成者”的冠冕:
“子美之诗,退之之文,皆集大成者。
”认为杜甫的诗歌和韩愈的文章在诗坛上皆可称之为集大成者，并当之无愧。
苏轼虽在《太白碑阴记》和《白谪仙诗》同[5]中也讴歌白的谪仙风采，但事实上苏轼真正要称扬的仍然是杜甫“忠孝”“一饭不忘君”的品格。
并还曾宣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欤。
”古今诗人很多，以杜甫为例，难道不是因为流落接头，饥寒交迫，终身不得到重用，却连一顿饭都不曾忘记报效君王吗。
杜甫的忠君、爱国之心从此得已窥见。
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是值得世人高度推崇的。
若从个性来看，白向往自由、为实现个人理想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誉的。
但从苏轼所处时代背景及杜甫诗风盛行的趋势来考虑，苏轼更倚重杜甫也是在情理之中。
除了苏轼持“扬杜抑”观点，苏辙也对“扬杜抑”极为赞同。
苏辙甚至在“诗病五事”中公然批评:
“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
此岂其诚能也哉!
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
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
今观其诗固然。
唐诗人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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