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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大学》

讲解《大学》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终南文化书院和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一起分享中国古代经典——《大学》，谈一谈《大学》之道。

我们的分享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大学》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二部分，了解《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大学》基本的理论构架；第四部分，诠释《大学》中“三纲”的意涵，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五部分，对《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八条目”作一些解读。

第一，《大学》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大学》在南宋以后，逐渐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之一。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辑合为《四书》，并分别撰写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四书》之名定于朱熹，此后学者讨论儒家经典时也往往将《四书》与《五经》并举。

宏观来看，《四书》、《五经》都属于儒家经学体系，是历代儒家学者著书立说、阐明思想的基本依托。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继承上古三代典籍以“删述六经”，编辑《诗》、《书》，修订《礼》、《乐》，作《十翼》，著《春秋》，对春秋以前的礼乐文明的内容与意义作了系统的记载、整合与阐述。

从时间上来说，《五经》代表着孔子之前的文化积淀。

而《四书》所代表的是孔子及其后学对《六经》或者《五经》的解释与推阐，是春秋至汉初所形成的儒家经典。

在儒家经典的体系中，《四书》和《五经》关系究竟如何？

在政治、社会、学术等方面的多重影响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变化？

有学者认为，汉儒普遍重视《五经》，宋儒则重视《四书》，认为《五经》学与《四书》学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术范式。

这是从整个学术史角度去理解的。

我们认为，既然《四书》之名定于朱熹，在探讨《四书》与《五经》关系时，就需要对朱熹的相关论述引起高度关注。

通过审视朱熹的论述，可知《四书》与《五经》在后世无法判然两分，亦可明晰儒学在南宋之后的具体走向。

按朱熹的说法，《五经》和《四书》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说《五经》由于年代久远，文辞古奥，一般学者是难以理解其真谛的。

相比之下，《四书》是在战国至汉初儒者所创作、整理而成的文献，文辞相对简易，义理更为畅达，学者理解起来也显得更为容易。

所以，朱熹认为，学者欲学《五经》，则必须先从《四书》入手。

他说：

“四子，六经之阶梯。

”在这段论述中，《四书》对于学者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成为深入了解儒家经典的第一步。

在《四书》体系之中，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又值得学者终身玩味其义理。

程颐曾说：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接踵其说，认为“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

”“先看《大学》，次《语》。

”在朱熹经典诠释的实践，《大学》也是最受其关注的一部著作。

他曾说：

“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

”直到朱熹临终之前，他仍在修订《大学章句》，也可认为朱熹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贯穿于其思想建构的整个过程之中。

之所以朱熹如此重视《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大学》是奠定学者修身治人规模的一部经典。

朱熹在讨论《大学》的重要性时曾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比喻，《朱子语类》记载道：

“《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

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

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

”这是从学者为学、修己、做人、处事这一整体格局中强调《大学》的重要性。

朱熹又说：

“《大学》是个大坯模。

《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

”在这里，朱熹又将《大学》与《论语》作对比，突出了以《大学》为先的为学次第，为学者研习儒家经典提出了具体的进路。

无论是比作“地盘”，抑或“坯模”，朱熹始终认为《大学》承载了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只有对《大学》形成了通透的了解与认识，掌握了这一大根大本，方能确立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

在《大学》这一基点之上，学者无论是在体贴圣道、昌明学术，还是建立事功上，都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其次，《大学》的重要性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

随着朱熹之学被悬为令甲，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亦贯穿于后世的科举考试之中。

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在这次科举的条例中，“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此后，《四书》成为历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而《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自然也在历代读书人科举应试时成为了重要的考试内容。

明代科举考试第一场所试均为八股文，其中《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四篇。

清乾隆时期，规定乡、会试时《五经》各出一题，改在第二场考。

至此，《四书》作为科举的“头场”，在士子心中的地位便要高于《五经》了。

《大学》在科举考试中成为考题，在历史上有不少例证。

比如，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次科举考试殿试部分分为“史论”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四书》《五经》”三题。

尽管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的内容有较大改变，《四书》、《五经》的地位亦大不如前，但在这次殿试的“《四书》《五经》”三题部分，仍以《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命题。

又如，雍正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了解《大学》在当时科举考试当中的地位：

当时著名士人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考官，在《四书》文部分，查嗣庭以“惟民所止”为题测试士子。

“惟民所止”虽最早出自《诗经》，但是它被《大学》引用过，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引用。

查嗣庭自然没法料到会被人告发，说“维止”这两个字是意在杀雍正皇帝的头。

雍正指其“讽刺时事，心怀怨望”，并罗织罪名造成了一系列的惨祸。

透过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在科举考试时《大学》成为考官所热衷的试题来源，应试的士子自然趋之若鹜而重视《大学》。

同时，《大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形态、地位的变化，亦可反映出儒学与教育、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再次，《大学》与帝王之道亦有紧密联系。

在传统官本位的社会形态之下，皇权始终处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

一方面，皇帝、官僚为了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希望从古代经典中汲取治世的良策，在宋代后形成了所谓的“经筵讲习”的制度。

另一方面，不少儒家学者希望能“得君行道”，通过阐明学术，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变成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

明代中期以来，“经筵日讲”成为国家典制，讲习以发挥儒家经典的精义为主。

在宋代以降的“经筵”制度下，《大学》始终是儒者讲学的重要内容。

比如，朱熹在经筵进讲时，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重点在于诠解“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对于君主品性培养的重要性。

朱熹满以为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使皇帝走入儒家所认为的这种“内圣外王”的路子，可皇帝认为这个老头子讲的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

朱熹在讲的时候还经常稍带着批评当时的朝政，认为哪一点政策不合理、哪一点做得不对，不符合“正心诚意”的要求，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我们知道，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

钱穆等学者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只有两个人能够称为真正的夫子，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朱夫子。

从他的实际影响来说，在元、明、清这几代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尽管如此，朱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推行他思想主张的机会，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被朝廷迫害，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纵观朱熹一生的行事，在朝廷给皇帝讲学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但是最辉煌的时候也只有49天，讲的全是《大学》，全是“正心诚意”。

当时皇帝不想听的时候、厌烦的时候，就让他身边的太监跟朱熹说，能不能讲点别的？

朱熹说，我除了“正心诚意”四个字不会讲别的了。

因为朱熹认为，作为一个帝王，如果你离开了这种“内圣外王”的轨道，你还能做出什么有益于天下百姓、平治天下的事情呢？

其实，《大学》主要内容是陈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然与帝王之道关系非常密切。

在明清时期，有两部著作受到了许多帝王、官僚的认可与推崇，这两部著作均与《大学》有关。

第一部是宋代末年的真德秀《大学衍义》，还有一个是邱濬的《大学衍义补》。

合而观之，这两部都是在推阐《大学》三纲八条目的具体内容，旨在为帝王治理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大学衍义》主要在阐发道德性命之礼以期培养君德，《大学衍义补》则重在讨论“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方略。

关于历代帝王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例子窥知一二。

如元代的第三个皇帝元武宗在评价《大学衍义》时便说：

“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此后，明太祖朱元璋夺取了天下之后，知道自己在知识方面有所欠缺，但是他知道治理天下一定需要去吸取前人的智慧，所以他就问他大学士宋濂：

“帝王之学，何书为要？

”宋濂给他推荐的是《大学衍义》。

清代的康熙皇帝更是遵从程朱理学，甚至改变了文庙祭祀的格局，将朱子位列十哲之一。

康熙皇帝本人对《大学》非常重视，从8岁开始就熟读《大学》，后来把《大学衍义》这一本书翻译成满文，供当时八旗的子弟熟读这一本书。

这些都可以反映帝王对《大学》的重视。

第二，《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

家学者对他们的现状并不满意，对理想、时代常常充满焦虑。

要改善现状、解决焦虑的办法，就如《大学》首句所说，既要立足于自我光明德性的彰显，又要在此基础之上去教化民众。

“止于至善”就是儒家学者学问功业的理想状态，也是最高境界。

我们需要对“止”字有所重视。

《大学》通过引述经典以诠释“止”的含义，后世儒者在探讨“止”的意义时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什么“止”在《大学》中显得非常重要？

很多学者都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止”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栖息、保持、安住，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坚持下去，这就是“止”。

《大学》引述《诗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来解释“止”字，《诗经》中的“止”便是保持、安住之义，止于当止之地、至善之地。

第二个是停止之义，即确立道德修养的边界、遵循道德的规诫。

《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此处的“止”显然是属于这个义项。

在社会之中，无论个人所处的角色为何，都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与要求。

就如“为人君，止于仁”，认为领导者应当以“仁”为道德修养的重心。

那么“仁”的具体内涵为何？

实际上会随着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

众所周知，“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子目。

一方面，《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从自身做起；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突出如何将“仁”贯穿于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仁”的理解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均统摄于“仁”这一范畴之中。

又如，“与国人交，止于信”，说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必须符合诚信的要求。

《论语》中说“言忠信”、“言必信，行必果”等，是在说明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

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无信不立”，这便是说明诚信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社会治理，都应当以“信”为重要原则，否则个人将丧失为人处事的底线，整个社会亦会沦入失序的状态。

因此，只有不同的角色各有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伦常准则，个人与社会才可以得到有序发展。

就个人而言，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为人处事的道德边界。

至于道德边界如何划分，这与自身的判断力、意志力密切相关。

首先，确立道德边界需要人明确哪些是该做，哪些不该做，这也涉及到后面所讲的“格物”；其次，在确立边界之后必须以自身的意志力来规范自身，使自己不能去破坏、逾越道德边界。

在运用较大篇幅来阐释“止”字之后，《大学》中便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止，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定”就是有定力，“静”是指心不妄动，“安”是指安思，能够安然，“虑”是指考虑事情非常周详，“得”即收获，指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果对这一段文字进行概述的话，我们便会认为“止”也可理解为修养的起始，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心的欲念，特别是将私心、杂念遏止。

此后，我们就能够明确目标，以充分的定力达到一个心境宁静的境界，从而避免心绪杂乱、躁动不安。

那么“安”是指内心的安态和舒态，如果内心得以安静，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有安态，可以使得内心意志不为外物所牵绊与影响。

学者从持此为学次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当中心安，便会在看待自身、他人乃至外界万物时思虑周详，从而达到“得”这一最佳境界，能使学者有切实的收获。

接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旨在强调溯本清源，在个人的发展中抓住事物的大根大本，循序渐进地去培养与完善人格，而不为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事情所左右，这既是对“三纲”的内容进行了疏解与总结，同时也为后世学者修学进德提供了总体目标及基本进路。

第五，《大学》的“八条目”

在总论“三纲”的内容之后，我们将围绕“三纲”的基本精神来讨论“八条目”的具体内容。

想必大家对“八条目”的具体指代亦非常熟悉，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八条目”既是“大学”由内而外的八个层次，也是学者通入“大学”之境的具体步骤。

在《大学》中，作者对“八条目”正序叙述一次，又反序申说一遍，强调八条目之间的密切关系，主张学者应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环环相扣。

尽管这种反复叙述会显得有些繁琐，但是朱熹认为，正是这一正一反将八个条目之间先后本末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

“格物”作为八条目之首，历代经学家对其进行了诸多解释，也透过这些解释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关于“格物”的“格”，有学者认为它与“格斗”之“格”同义，是指把不好的、敌对的东西推开。

那么，“格物”便是把透过“物”的表面去把握它的本质。

“物”的具体指代又是如何？

“物”既指“外物”，包括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通常也指代“事物”，即人伦日用之事。

这个“物”它不光指我们客观的外在的外物，实际上它既指这个外物又指我们主体参与的事情，这个物一个是外物，外在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的事情，那么格物实际上就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对我们外在世界客观的规律、原则了解，第二，也指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种种原则规范的一个把握，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各种现象的本质的了解。

所以朱熹将“格物”解释为“穷理”，就是对事物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精微地加以观照、把握，主张深入了解事物的内在脉络、规律、本质，以期求“理”、求“中”。

或许有人会认为，理学家所讲求的“理”、“中”太过抽象玄妙。

事实上，理学家所说的“理”、“中”都是切实存在，而且无所不在的。

“理”是世界万物运行的规律准则，有“天理”、“性理”、“物理”、“伦理”等多种表述；“中”指的就是说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

在现实生活中是“穷理”、“求理”、“求中”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在日常生活、接人待物时都要考虑到如何才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如何才能掌握好为人处事的分寸，实际上这就是“穷理”的具体体现了。

“致知”就是通过关照、穷极事事物物之理，就会获得一种智能、智慧，“致知”一方面是对事物的原则、规律、条例、脉络发生的序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致知”也强调学者对自我的了解（即自觉），通过对自我的正确定位，能够自觉剔除自己内心的私欲，使自身目标志向符合古往今来的大道、正轨、公义。

所以，“格物致知”实质是要教学者去掉蒙昧而变得智慧，尽可能把握世界的本质。

“诚意”即是在明辨大道的基础上达到意念层面的真实境地。

“诚意”的内涵较广，《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处的“诚意”便是指不要自我欺骗。

又说：

“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是要求学者独处时从内心层面保持意念的真诚，然后才能够让这种真实自然显发于外。

后世学者对“慎其独”的“独”字有较多阐发，大体有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独”是指学者独立于外部环境；另一种观点则以朱熹为代表，认为“独”是指人的内心深处。

两种解读虽然侧重有所不同，最终的指向则是一致的。

“正心”的字面意思是使内心端正，是接续“诚意”而来。

只有意诚之后才有心正，如果意不诚，心就是不正的。

《大学》中便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心往往容易受到精神情绪的各种干扰，而且只有自身才能准备把握心的状态。

如果心不正，那么此后的“修身”等条目便也无从谈起了。

“修身”是《大学》“八条目”中的关键环节。

前面我们说到，“修身”是寓于内而形于外，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结合点与转折点。

“修身”的具体含义应当是指学者在心性调养、自我陶冶的基础上，自我提升，达到言语谦恭、举止合礼、修养合度的状态。

《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指从国家最高层到平民百姓都应该遵守同样道德规则，把修养身心作为自己处事的根本。

在儒家看来，惟有儒者从自身做起，以修一己之身为本，进而教化百姓、治国理政，才可能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以上所说的五个部分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

接下来要谈及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子目。

学者在达到虑事周详、修养合度、言行得体、处事得当的境界之后，可以进而整齐、规范家庭与家族的事业，形成敦亲睦族的家庭环境。

家庭、家族是以血缘为依托，故学者须在此基础上锤炼品德与能力，方能有资格服务社会、治理国家，成为优秀的官员，使得天下太平，最终进入大同社会。

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大学》强调“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最终归宿。

今天看来，“内圣外王”的思路、模式在社会治理上，可能会对制度建设强调不够,这可能是这一理念的弱点所在。

但是，《大学》所提倡的这一修学进路，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工作以及社会建设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该说，对“内圣”的重视，实际上是《大学》里面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

尽管我们今天需要建设与完善各种制度以规范社会，难道仅有制度便可忽略“内圣”工夫？

如果个人置品德修养于不顾，再严密的制度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

在今天，《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工夫仍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去认知、践履，而不是空谈其义理而已。

在考察社会演变时，我们经常会强调古代与现代的差异，突出现代的进步所在。

事实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千差万别，但是主导社会变化、个人发展的道理、规律却有其一致性。

哲人之所以成为哲人，是因为他们能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万象洞察、穿透其本质，领悟、把握了宇宙间的真理。

历代有远见卓识者皆从哲人之言中汲取智慧。

尽管时异世殊，但是《大学》“三纲八条目”中对修身的重视、对社会的现实关怀、对理想治世的追求，都是我们今日安身立命、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

【现场提问】肖老师，您刚才一直在讲《大学》的这个地方，您没有提到一个问题，《大学》本身版本和它改动的问题。

这个东西变化是非常之大的，从二程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改过，朱子简直可以叫重构了。

您怎么看待朱子改《大学》？

包括王阳明最后又把古本给弄出来，这个变化的过程您怎么看？

肖永明：

历代学者有关《大学》改本很多。

《礼记》中《大学》篇与朱熹《大学章句》的改本是有相当大区别的。

你在提问中运用了“重构”一词，事实上，这两个版本的《大学》，其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恐怕还谈不上“重构”的程度。

大家都知道，朱熹确实在《大学章句》中加入了《补格物致知传》，并调整了语序，反映了朱熹以其义理架构解经的独特思路。

清代许多学者从保持文献原貌、还原《大学》古义的角度对朱熹这一做法进行了批评。

但是，我们也应考虑，朱熹为什么要作《补格物致知传》？

这是理顺“八条目”逻辑秩序的需要。

从《大学》的升格过程来看，《大学》作为一个文本，从《礼记》单独独立出来，然后在宋代又进入了儒学的核心经典，成为《四书》之首，这与朱熹对它的整理、改编是密不可分的。

换言之，朱熹在改编《大学》的过程中，为《大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要素，从而提升了《大学》文本中义理的连贯程度以及理论思辨的高度，赋予了《大学》更为深刻的内涵。

所以我认为，对朱熹改动《大学》这一举动的褒贬，主要是不同学术范式的评价标准所导致的。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对《大学》的版本展开了许多讨论，但是从义理所达到的高度来说，我们更认同《大学章句》中的考订与阐释，认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读，也认同他所附加的《补格物致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