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008远古暨三代教育史doc.docx
《中国全史008远古暨三代教育史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全史008远古暨三代教育史doc.docx（10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全史008远古暨三代教育史doc
中国全史-008-古代教育史
《中国全史》 008/一百卷 史仲文胡晓林
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介绍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的教育史，也即公元前771 年以远的中国教育。
内容叙述的重点，一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公社教育，二为青铜时代的私有制国家的教育。
在远古时代，本书着重探讨了原始教育的起源及其内容和形态，包括汉字的起源、原始学校的萌芽等等，同时对文献中有关远古教育的种种传说，结合考古文物的成果给予分析和说明。
夏代是中国私有制社会及青铜时代的开端，本书着重叙述夏代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要变化及其职能的转变，对于夏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也给予尽可能具体的说明。
商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制文化十分繁荣，教育的发展也达到相当的成熟程度。
商代已有十分成熟系统的文字，已有图书和典册，开始出现了初步成型的学校。
商代的百工、小臣与巫职的教育，则构成了中国古代工艺、专业知识教育的基本模式，并且反映了原始氏族文化传统与家族教育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系。
西周教育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其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
本书着重介绍宗法等级制度下的西周教育制度与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西周已建立了较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制，并且在继承夏商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养老、视学制度，同时还形成了以乡遂及诸侯贡士为主体的选士制度，这些均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和发展，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尤其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远古暨三代教育概述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大体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氏族文化向文明社会演变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同自我创造的文明成就的增长保持着大致的同步关系。
无论从远古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还是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升华，都意味着人类智慧的一次新的质变。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渗透到人类文明与智慧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发挥着积累、传播知识并使人类智慧再生的伟大作用。
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社会，漫长的数千年间，在一个横跨长江、黄河，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华夏民族以惊人的智慧和能力缔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诸夏文化。
这个文化的容量是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媲美的。
在这个文化体系中，教育所占有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
在遥远的原始氏族公社时代，人们就开始从丰富多彩的氏族群体活动中领略教育的感化作用，并且以此来调剂氏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伦常秩序，进而向文明的领域靠近。
夏代是中国青铜文化时代的开端，这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但人们重视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和传授。
为了谋求生存，人们还尽量地保持和发展本族文化的优势或特长，花费心血，谋求将本族先祖赖以谋生的技艺或窍门世代传承下去，从而大大强化了氏族文化教育的传统。
在夏王室的统治中心，教育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同政治、宗教、军事等各种现象揉合在一起，始终没有分化成型，同时，也始终没有摆脱氏族血缘关系的局限，未形成超越地域及氏族文化水平的国家职能的完整机制。
商代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铜文化臻于鼎盛的时代。
商代已经有了高度发达成熟的汉字系统，有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这使得商代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起来，商代的教育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生产的发展和剥削的加剧，使得统治者能够拥有大量的剩余财富，从而有可能去追求具有文化意味的精神及物质的享受，进而促使社会文化产品日益精致，其功能也日益扩大。
同时一大批主要为统治者服务的人，逐步脱离笨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从而形成了一批有闲的文化阶层。
他（她）们的智力活动使得商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并且最终导致具有初步学校形态的瞽宗、学、庠等文化机构的形成。
这些机构在培养巫职人员，推动乐舞、宗教、礼仪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西周是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西周教育不仅继承了夏商教育的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
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引导西周的教育朝着更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并且为春秋时代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根据文献和文物的证实，西周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机构，并有了从王室到诸侯列国大体连贯的学校教育网络。
在此基础上，西周还形成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教育内容。
这种内容逐步扩展深化，最终形成了较完整的六艺教育的课程体制，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蕴，其后又经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政权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分封制度之上，因而宗法等级观念的教育占有中心的位置。
但西周的王权并不是个十分稳固的政权象征，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维持宗法教育的权威性和常久性，以至在成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衰微的迹象，到了西周厉王之时，已是"暴虐多傲"，全无文武成康的遗风了。
其后虽经宣王中兴，也无能挽回颓势，最终导致王室东迁、天子失官、礼崩乐坏、学在四夷、政在诸侯的分裂局面。
但是，西周教育的衰败，又为春秋时代文化教育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官学解体，学在四夷，便意味着文化教育的扩散和流布；王权衰败，礼崩乐坏，堵塞了士人的仕进之途，迫使大批士人流落列国与民间，不仅促使列国文化的进步和民间私学的滋长，并且最终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因此，西周教育的解体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又意味着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教育序幕。
二、教育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教育既是推动社会进步并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生存活动本身的直接后果。
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定论，正是说明：
人类社会的文明及其传播的方式，是在人类谋求生存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滋生出来。
远古时代的教育，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劳动手段的再生和生存手段的延续。
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需求的直接反映。
能够说明教育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的依据，只能在原始社会的内部去寻找，并且不能脱离马克思的上述定论。
毫无疑问，教育作为人类传播知识文化及生产、生活技能的主要手段，在原始人类开始制作出第一件劳动工具、并将这种工具的制作操作技术传授给他人，或对于他人的劳动过程的观察目击而有所感悟，教育的现象便自然产生了，这既包括意念的因素，又属于本能的行为。
因为，任何一种意念作用或最简单浅陋的操作制造技术，都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智力活动和知识传播过程。
在一般意义上，教育与人类共生，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范畴。
同样，人类早期具有"模仿"或"学习"意义的某种本能的行为，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质的区别。
因为，人类在谋求生存或劳动过程中的大多数"本能性"的活动，均已带有智力的痕迹。
从这种意义看，教育也产生于原始人类的一般性模仿活动本身。
当然，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和现象，无疑还不局限于纯个体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人类社会各个群体的共性。
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每一个氏族成员在成人阶段到来之前，除了必须学会并掌握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个人技能外，还必须要了解维系氏族社会群体生活的广泛规则和共同观念，这就决定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贯穿于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及伦理的各个领域，并且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点，也是我们了解并研究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教育及其特征所必须掌握的一把钥匙。
由于文献的不足，我们至今对于中国史前氏族社会教育的了解，还主要借助于古代文献所提供的传说性素材和现代人类学、民族学所提供的某些间接性成果，而考古发掘的器物，仍不能为"教育"这样一个较抽象的文化行为提供多少直接的文物凭证，这就使得对原始氏族社会教育的研究十分困难，并主要限于描绘性和分析性的水平。
（一）文献中有关远古教育传说的记载有关中国远古社会教育的种种传说，包含了古代贤哲对于教育起源及其形态的种种判断与思考。
这些传说所包含的最古老的观念，是相信华夏民族最早出现教育是得自上帝的意愿，并经由一两个超凡的圣人之手，将此意愿转变为现实。
到了秦汉以后，随着人们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又将这种上天的意愿与现实人类的客观需求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深入到人性内部来阐明教育起源的意义。
在这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见解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称：
在远古时代，上天降生人民，赋之以完善的人性，但由于人民后天气质所偏，造成了人性的缺陷，于是上天便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聪明睿智的圣人担任"亿兆之君师"，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回复本性，进而设立司徒、典乐这类教官，承担起具体的教化责任，由此便产生了教育。
这种对于远古传说的解释，肯定了教育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人类自我完善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并不限于特定的原始氏族社会或广义的社会教育的萌芽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其存在都是客观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解释还意在说明，人性自我完善的需求，不仅是促使教育产生的一般性前提，而且也是促使国家或某种教育的社会职能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这种意义上，像黄帝、神农、伏羲、尧、舜这样的社会领袖或部落首领便被赋予了主持社会教化的责任，像司徒、典乐这样具有特定教育职能的官职，便出现在早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分工之中。
这种责任和分工的演变，便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政教合一"和"君师一体"传统的渊薮，而早期的国家机构，也同样被赋予广泛的教育职能。
同样，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教育也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行为或被动的后果，它还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体制成熟完备的重要动力。
有关远古社会教育的传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相传尧是一位贤明的部落领袖，其所属部落生活在现在的河北与山西南部一带。
他在位时，命羲、和观测日月星辰之象，制定历法，教导人民依时令季节稼穑耕种。
继尧之后的舜，任命周祖的始祖弃（又名后稷）担任农师，教给人民种植庄稼的技术；任命商的始祖契担任司徒，专门掌管道德伦理的教化；同时任命夔为典乐之官，负责乐舞教育。
《史记·五帝本纪》则记黄帝的孙子颛顼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尧的父亲帝喾教导万民取财节用，迎日推策，敬奉鬼神。
这些记载虽无实物可证，但其中有关上古先民发明和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事迹，以及在宗教、祭祀、天文、历法、乐舞等方面的活动记载，符合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一般特征。
这类知识技术的传播，当然包含了社会教化的过程。
而且，无论上述有关传说的记载，是否能够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真实人物和部落，它的内容都足以反映原始氏族社会的真实状况。
远古社会教育的产生，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相关，它直接发源于上古先民最切近的谋生方式之中，故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尸子·君治篇》有一段关于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实况的记载：
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
渔猎是人类最古老的谋生方式之一，在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痕迹。
将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与谋生技术的传播与应用结合在一起，有助于说明远古教育的特征。
同时，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也反映了当时区域性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氏族部落之间、氏族内部知识文化传播交流的主要形式。
一个生活在山林茂盛地带的部落，会较早发明和掌握狩猎的技术；一个生活在平原地带的部落，会较早发明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而生活在洪水容易泛滥成灾地带的部落，则会被迫去摸索治理水害的办法。
传说中被任命为农师、负责向各部落人民传授种植黍稷等农作物技术的后稷，其所属部落便居住于土地肥沃、适于黍稷生长的黄土高原；而治水的大禹，其所属族人又生活在常年洪水泛滥成灾的黄河流域。
其他如契、羲、和、夔等负责某类教化的远古人物，实际上都是代表了具有某种文化专长的氏族部落。
这种区域性文化的显著特征，反映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而不同区域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接触、氏族部落的迁移、族外婚姻的出现与发展等各种交往，成为氏族部落间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这种交流的方式衍生出上古时代的所谓"教化"，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最早的教化观念，不仅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文化向四夷的扩散与传播，而且包括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团体对华夏族类的臣服与归化。
因此，战争与征服也被赋予了推广教化的功能。
《吕氏春秋·召类》便称舜征伐苗民，是为了移风易俗；禹攻伐曹、魏、屈骜、有扈等部落，是为了推行其政教，这种带有浓厚美化色彩的说法，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中教育所具有的广泛含义和功能。
《史记·夏本纪》载称尧时所谓"五服"中的绥服、要服、荒服，一是揆文教，兴武威；二是束以文教；三是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这种"五服"之制虽无切实的凭据，但将教化与军事征服结合在一起，并将教化看作是推行政令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无疑反映了教化的原始含义，同时也说明，远古社会的教育，尚没有从一般的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
在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
相传先王在"成均"用酒款待地位低贱的"郊人"，并宣讲教令，举行一些集体性的祭祀活动。
按照古代字书的解释，"成均"的本义是指平坦宽阔的场地，并且是经过人工作用的，很可能是指原始氏族部落居住区内的广场。
这类广场在适于耕稼的农居部落地区较为普遍，在夏秋收获季节用于打场或堆积收获物，当即《诗·豳风·七月》所谓"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所在，同时，也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娱乐、举行某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或向氏族成员宣告氏族首领教令及决定的场所。
这类场所通常位于氏族居住区的中央，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母系氏族部落居住区中央，便有一个面积阔达1400 多平方米的广场。
同样的遗迹在云南纳西族母系亲族居住区内，也有发现。
中国古代政教不分，因而将上古先民的一系列有助于文明开化的社会活动，看作是社会教化的形式，并将举行这类活动的场合称为"大学"。
由此进一步推断：
远古之圣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发布政令、养老、恤孤、审讯俘虏、出征前誓师、集合众人共议狱讼、祭祀天地山川日月鬼神与祖先，均在所谓"学校"举行。
这种远古时代的所谓"学校"，既不是汉儒所褒扬的那种完美无缺的"大学"，也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学校，但它确是引导上古先民步入文明开化时代的重要途径，其中形成的某些传统，也被文明开化时代的中国古典教育所继承，并成为后世追述三代教育的理想化身。
（二）养老慈幼与原始学校的萌芽中国远古时代的许多教育现象，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盛行的某些观念或生活习俗。
其中有关先秦时代的"养老"和"慈幼"问题，便可以上溯到史前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并成为探求中国史前教育形态的重要线索。
养老慈幼是史前氏族部落内部尊老爱幼传统的自然延伸。
《尚书·尧典》记载贤明的部落首领舜，遇事要请教于年长的"四岳"。
《吕氏春秋·尊师》则记载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颛顼以伯夷父为师，帝喾以伯招为师，帝尧以子州父为师，云云。
这些记载虽不可尽信，但氏族部落首领遇事要请教经验丰富的老者，却是氏族落部中普遍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又是引发出上述历史传说的根源。
同样，在原始氏族部落内部，氏族老人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对晚辈进行指点和说教，无疑也是氏族社会最古朴的教育现象。
氏族公社内部对生儿育女的重视，以及对于儿童的保护和慈爱，不仅是人类保护自身生物种系延传的一种本能，也有别于在动物身上同样可以表现出来的纯血亲行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对于保护和发展自我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
当上古先民们意识到死亡之神将无可避免地来临时，除了乞求灵魂常住之外，将祖先留传下来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便成为全体氏族成员的一致愿望，这种愿望的实施便构成了原始教育的雏形。
《礼记·礼运篇》曾描绘过一幅三代盛世的美好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这幅原始共产制的蓝图，虽不乏理想的成份，但也绝非凭空臆想。
从中不难看出，在远古时代，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共同赡养老人，而对于年幼儿童的厚爱，更是氏族成员普遍的情感。
在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多次发现对于儿童厚葬的习俗，便是这种情感的有力证据。
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儿童葬式--瓮葬。
这种葬式将未成年的儿童尸体装入陶瓮棺，安放在居室之旁，在瓮棺的底部中央留下一个小孔，以便儿童死后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以期其灵魂不要远游，并且仍然能与他们的长者亲近相处。
类似的习俗，在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马厂文化遗址均有发现。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仰韶文化遗址的葬式中，一般均为男女分葬的合葬墓，由二人至四十余人不等，在一个墓坑或一片地方埋葬，这说明当时还未出现稳定的家庭或私有制，儿童也被视为氏族群体的共有财产，被氏族部落共同抚养。
在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虞舜时期的学校--"庠"，就是这种氏族部落共同抚养儿童，赡养老人的场所，也就是文献中所谓"养老慈幼"的所在。
《礼记·明堂位》认为这种"庠"，又称"米廪"，是贮藏谷物的地方。
按照汉代学者的解释：
米廪"藏养人之物"，庠则"以善养人，期于充实"。
从字形看，"庠"本来就是房宇之内畜羊之象。
传说中虞舜时代的所谓学校--"庠"，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先民集体贮存粮食、畜养动物和剩余猎物的地方；二是集体赡养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和没有劳动力的儿童的场所。
老人与儿童朝夕相处，进而在他们之间衍生出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由老人将有关生产生活的经验及有关部落内部的规则或祖先的传说讲授给儿童，这种氏族内部的自然分工，使得"庠"成为一种对于氏族晚辈进行保育和教育的集体场所。
这种教育功能的获得，可被视为氏族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后果。
作为积蓄剩余劳动产品的场所，"庠"也自然成了氏族成员在农闲和狩猎之余共同消费劳动产品、聚会的场所。
《诗·豳风·七月》记载了周族在公刘时代，于冬闲之时聚于"公堂"，饮酒宰羊，互相祝福的情景：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里的"公堂"与"庠"的性质相似，所以《毛传》谓此"公堂"为"学校"。
清代考据家陈奂在《诗毛氏传疏》卷十五中进一步指出：
"公堂"为早周之小学，沿用的是"有虞氏之庠制"。
"有虞氏之庠制"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
汉代学者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称引董仲舒之说：
"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
这种推测显然根据不足。
"庠"做为养老慈幼的场所，显然与"成均"不是相似的概念，这一点已被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民族学研究的成果所证实。
以座落在陕西临潼的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为例，一个比较完整的母系亲族村落的格局，即由一个广场和广场四周分布的若干大小房子组成，每个大房子周围环集着若干小房子，构成一个亲族单位的居住群。
这种大房子即是母氏亲族单位中老人与孩子的集体居所，周围的小房子则是对偶婚形式下男女双方宿夜的地方。
由于老人与孩子常居一所，朝夕相处，因而保育教育儿童的责任便由老人具体承担，一般的成年人则主要从事生产及狩猎的劳动。
这样的大房子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和甘肃大地湾均有发现。
有趣的是，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大房屋遗迹中，长达6.64 米，宽约5.2-5.39 米的大房子主体建筑东北角，还连结了两个面积分别不足八平方米和二平方米的储藏室。
这一点正好为文献中有关"庠"和"米廪"的记载提供了实证。
"庠"作为氏族群体聚会的场所，也是氏族举行某种集体仪式或祭祀的地方，这种功能符合文献记载对于远古学校性质的描述，并且在新石器文化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了实证。
比如：
前述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建筑面积达131平方米的"大房屋"，其出土文物中有许多是特殊用途的礼器，大房的对面便是近千平方米的广场，而在编号为F411 号的小房址内，又发现了用黑色颜料绘成的男女两性人物地画，人物下方又绘有两种奇异的动物图象，被认为是部落图腾崇拜遗迹或与上方人物祖神相关联的某种象征。
这些遗迹的发现，使我们更有理由推断出文献中的"庠"、"米廪"及"公堂"与氏族部落的"大房屋"，文献中的"成均"与氏族聚落的广场，一定存在着大体对应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也正是我们描绘原始学校雏形的主要线索。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始氏族社会的一定阶段，氏族中老人与孩子集体共居一所，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解放前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公房制度，即是上述历史现象的活"化石"。
像云南纳西族氏族村落实行的男女公房制，本族老人与孩子便共同居住在称为"若依德"的"大公房"内。
此外如傈僳族、景颇族、黎族民俗中也残留着类似的"公房"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
这种习俗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并且是实行族外对偶婚制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如前述大地湾F411 号房屋遗址中的男女地画图像，就可能是有关对偶式男女组合的形象再现，而其图以男居中，以女居左的构式，也正好说明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男女社会地位出现转换的现象。
由此进一步推测，古代文献中有关"庠"、"米廪"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的情况。
（三）汉字的起源与教育汉字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生动见证与象征，它的产生和演变记录了上古先民创造历史财富的基本进程，并包含了他们的智慧与灵性，同时也是探寻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教育状况的重要线索。
汉字的产生与文明及教育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中国古代，有黄帝为人文初祖的种种传说。
《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而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仓颉，也被认为是黄帝的史官。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称：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万品以察。
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
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
"《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帝王世纪》佚文，也称"黄帝垂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
这些记载虽不尽确切，汉字的创造也未必是某一个特定人物的专利，但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有关汉字的构思和雏形，采自上古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是上古先民创造性地形象再现自然物及某些具体物象的简明图式或符号，这些符号或图式已将人类的思维活动同自然物的特定形象和性状勾连起来，固定化，已具有某种恒定的意义。
因而，这种图式或符号的出现，已经可以超越时间或地域的局限，标明某种抽象的含义，这与上古的所谓"结绳记事"或某些提示性的简单绘画式的个别刻划符号，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汉字大约产生于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这个时代与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体吻合。
有关汉字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一向争议较多。
本世纪初发现并开始有计划发掘的殷墟，已证实商代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汉字，它所记录的商代文明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广大。
但甲骨文字已是相当进步的文字，单字已有四五千个，其语法和句法也已系统化和定型化。
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甲骨文的功能也很完备，在目前所发现的总数达15 万片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组成情况，官制、军事、法律、战争、方域、贡纳、农畜牧渔业和商业、手工业、交通、建筑、天文、历法、气象、医疗疾病、宗教祭祀、卜占等各个领域的状况，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字系统显然不是汉字草创时所能够具有的规模。
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一定还有一种或数种彼此关连并逐步深化的汉字形式。
近年来，学术界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各种陶器上的刻划记事符号视为汉字的原始形态。
如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其后又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遗址中，均有此类陶器符号的出现。
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青海乐都柳湾墓葬中的陶器符号，多达50 余种，其余地方如半坡为27 种，姜寨为38 种。
这些符号构式简单，通常一器只出现一个符号，极少有两个以上符号连在一起的，而且多出现在陶器的口沿内外或腹部、底部等处。
这些符号的出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认为它们与中国汉字的起源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的辩证发展》中指出：
"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著名的古文字学者于省吾先生也在稍后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
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划刻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于省吾并将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与后世甲骨文字形做了一些简单的比较。
但更多的学者对于上述说法持怀疑态度。
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
目前还不能贸然断定半坡陶器的简单刻画究竟是符号还是文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