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两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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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两篇
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两篇
篇一：
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变量。
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是把制度作为影响交易费用变动的基本变量。
按此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和能否持久存在，主要就是分析这种制度在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即是节约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
如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有生命力;否则就不可能长久，当然通常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都是强制性的。
本文以XX市近几年为维护“低物价”（即“到了XX才知道社会主义好”这句流行语的基本内容）的“政治形象”而实行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为案例，说明在以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以价格补贴为核心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主要目的-维护了政治形象，但这项制度不是节约了交易费用，不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项制度的运作效率、增加了收益;而是相反，管制的实施超乎寻常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用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是“劳民伤财”。
所以这种管制制度是一项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失败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被设计者放弃也就是必不可免的。
文中还从鸡蛋限价制度出发，分析了XX市近若干年实行的“低物价、低工资”的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XX这个九百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三大直辖市，同全国其它地区的情况类似，其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尤其是近几年增长更快些。
统计资料表明，XX近三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连续超过14%，近五年以来一直在10%以上。
从19XX年到19XX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60亿元增长到92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9.3%;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由3117元上升到10308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上升8.3%.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得到了实惠。
XX居民的人均实际年收入由1330元上升到4931元，扣除物价指数年增6.2%.人均消费支出由1279元提高到4063元，实际年增3.9%;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也有较大增长，由747.37元上升到6147.18元，实际年增19%.可见，XX市经济发展作自身时序比较的确还是比较快的。
然而，当我们把XX市同周围的其他省市特别是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时，XX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似乎仍嫌稍慢且稍低。
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我们认为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恐怕是重要因素。
自80年代末以来，XX市全面地执行中央关于以稳定求发展的发针，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其中突出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上涨。
这一战略是正确、必要且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通货膨胀理解为“物价越低越好”，以致于XX经济似乎实际上进入了“低物价、低工资”的一种传统发展模式之中。
本文无意全面地对XX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评价和分析，仅就为维护XX市场“低物价”的政治形象而对鸡蛋之类产品采取的物价管制制度的得失作些实证性的分析。
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以物价管制强制地维持某些并不需要管制的产品的低价状态，其交易费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成本大过收益，得不偿失。
透过对鸡蛋的价格管制的制度分析，也许能够对XX市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二、制度背景：
XX市鸡蛋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
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一类重要的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
因此若仅就其交易制度变迁的指向而言，XX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与中国其它省市并无二致，都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渐到由市场价格调节这样一个过程。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的不同时间安排及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中。
XX市的鸡蛋价格制度安排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变迁过程的时间表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可以认为，几乎所有与市场价格制度有关的制度演进均滥觞于19XX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因此，研究XX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即由改革之前的统购统销到目前的市场调节过程，亦应以此为起点。
19XX年5月，根据中央统一布置，XX市先后大幅度提高了猪、牛、羊、鲜蛋、水产品、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其中鸡蛋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9.2%（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65%），并安排了鲜蛋的季节差价。
统购统销制度首先从收购价上有了一些变化。
19XX年11月，按照国家规定XX市有计划地提高了8类主要副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中鲜蛋的销售价格上调了22.2%（猪肉、牛肉和羊肉销售价上调幅度分别为：
29.1%、33.3%和31.6%）。
统购统销制度中的销售价格也有了变化。
19XX年5月，XX市有条件地放开了肉、蛋、禽、菜及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在鸡蛋购销政策上采取了“放”（放开搞活）、“保”（保价收购）、“限”（限价销售）、“订”（合同订购）几项措施。
统购统销制度有了更大的变化。
1987年3月，XX市政府为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农口（农委系统）只管生产、商口（商委系统）只管销售造成的产销脱节、禽蛋生产和供应不稳定局面，决定改革旧的禽蛋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产销一体化，为此，成立了XX市禽蛋服务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XX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该公司下辖XX市蛋品加工二厂和XX市津牧工商联合公司。
XX市禽蛋服务公司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兼有计划管理与商品经营两种职能但以计划职能为主。
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
（1）：
①负责制定本市禽蛋产销计划，保证市场需要和均衡供应;②推行经济合同制，将禽蛋的产销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轨道，做到有计划生产、有计划调市、有计划销售;③利用价外补贴、物资分配、蛋料挂钩等手段组织禽蛋的加工、储运，旺吞淡吐，保证市场供应;④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兴办禽蛋联合企业。
1989年3月，为加强对鸡蛋、蔬菜和生猪生产及调市的计划管理，切实保障城市供给，稳定物价，XX市政府决定从3月1日起实行主要生产资料供应与鸡蛋、蔬菜、生猪的收购、调市挂钩。
涉及鸡蛋的挂钩政策为：
生产单位每交售1公斤鲜鸡蛋，供应配合饲料3公斤、育雏料1公斤。
此外，市政府决定，由市农委负责安排全市鸡蛋生产、收购、调市任务;负责挂钩物资的分配和调剂与承担鸡蛋生产和调市任务的区（县）及其它生产单位签订收购、调市任务承包书。
市粮食局、供销社要按计划保证收购及调市鸡蛋所需挂钩生产资料供应。
到此为止，传统的统购统销制度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或改进，但是其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运作模式大致是：
19XX年11月，在新的经济环境及市场条件下，XX市全面放开了鸡蛋和饲料的收购、销售价格，仅安排了鸡蛋销售参考价格，每500克不超过2.30元。
由于当时鸡蛋生产大于需求
（2）货源充足，市场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
鸡蛋和饲料价格放开后，XX市相应取消了对生产环节饲料的“暗补”和经营环节亏损的“暗补”，全部改为对职工的明补。
从XX年11月份起，市财政按每个职工每月1.5元的标准发放鸡蛋价格补贴。
（3）市场调节的运作模式比较简单清晰：
19XX年8月，在改变了的市场供求条件下，市政府成立专门的“鸡蛋调市工作组”，对鸡蛋的销售过程进行干预，对鸡蛋销售价进行管制（详见后文）。
19XX年3月，放弃价格管制，重新让市场作调节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阶段及特点
从以上价格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制度变迁阶段：
第一阶段（19XX年～19XX年5月）：
价格调整阶段。
这期间XX市在保证鸡蛋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诸方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了鲜蛋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为下一步深化鸡蛋价格改革做了必要准备。
这一阶段XX市鸡蛋购销体制仍属由国家单一渠道控制的统购统销模式，只是价格做了一些调整。
第二阶段（19XX年5月～19XX年11月）：
“三多一少”流通格局形成阶段。
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开始，XX市改变了过去鸡蛋经营上的固定进货渠道、固定销售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的“三固定”形式和分层次、多环节、大流转的批发经营模式，逐渐形成多经济形式、多流通渠道、多经营方式和少流通环节（“三多一少”）的禽蛋流通格局。
这一阶段国有副食商业仍是鸡蛋经营的主渠道（4），发挥着较大的调控作用。
第三阶段（19XX年11月～19XX年8月）：
市场调节开始与价格管制复归阶段。
19XX年11月后，XX市鸡蛋及饲料价格的全面放开，这标志着整个鸡蛋购销体制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的根本转变。
这一制度变迁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然而却不是稳固的。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又重新实施了价格管制制度。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复归。
在保护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市政府制定了国有副食商店鸡蛋销售价格的最高限价，并强制执行，同时配合以对鸡蛋实施部分统一收购和部分统一销售的措施。
第四阶段（19XX年3月～至今）：
价格管制解除与市场调节最终确立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市政府对鸡蛋价格管制的解除和市场机制最终成为调节鸡蛋的生产和销售的主角。
这种市场调节机制对政府计划管理体制的再次占优势是伴随着鸡蛋价格的相对稳定，人民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相对提高和市政府在鸡蛋价格问题上的观念的转变而出现的。
它预示着市场调节制度将长期持续存在下去。
三、价格管制的运作过程
从以上关于XX市鸡蛋价格制度变迁的过程和阶段性特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XX市19XX年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从本质上看表现为XX市市场导向性改革的反复和曲折。
于是研究这一制度安排的导因、实施过程及运作后果，就有了颇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为今后改革的顺利推进、避免反复提供借镜。
（一）诱因。
从19XX-19XX年，XX市在鸡蛋购销体制的市场体制改革已进行4年的时候，为什么又转回头来搞价格管制呢?
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19XX年二季度XX市鸡蛋价格就开始显出上跳征兆，至7月份继续不断上扬，市场价格有时高达3.50-3.80元/斤不等，大大突破了市政府原定每斤3.00元的限价水平（93-95执行），这可能是市政府对鸡蛋价格进行管制的导火线。
我们调查了导致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相对减少和需求相对扩大。
前已述及，自19XX年鸡蛋、饲料价格双放开后至19XX年期间，XX市鸡蛋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67%，而同期XX市城乡居民每年消费鸡蛋总量由9655万公斤增至约14000万公斤，平均年递增率为9.7%.（见附表一）。
这样，尽管总量上鸡蛋生产仍大于需求，但鸡蛋供求差距的缩小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鸡蛋价格反弹。
（2）成本推动蛋价上涨。
鸡蛋的生产成本包括饲料、水电、兽药、设备折旧以及死鸡摊销等，其中饲料成本占养鸡总成本的70%左右。
前几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造成了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养鸡成本也大幅度增加。
以玉米为例，19XX年上半年XX市农村集贸市场成交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87%，以玉米为主料的饲料价格上涨了47%因此，成本推动是19XX年7月份后鸡蛋价格上涨的另一重要原因。
（3）季节原因造成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
由于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生产所需用蛋量加大，城市居民购买也比较集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鸡蛋市场的均衡供应。
统计资料显示，市场价格几乎在每年7月份后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二）限价措施流程
面对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XX市政府从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群众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的良好愿望出发，于19XX年8月25日对鸡蛋价格实行管制，最高限价定为每斤鸡蛋3.30元。
这是一整套价格管制过程的目标。
这整个价格管制过程包括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
[1]成立专门机构。
为了对价格管制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统一领导，市政府专门成立机构-XX市鸡蛋调市工作组。
“工作组”成员包括4位市长、2位秘书长，农委、商委主任以及物价局、财政局、工商局、公安局、交通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员。
然后各委、局及县、乡也成立相应的办公室等机构。
层次之多、人员之众、规模之大、重视程度之高，均是少有的。
工作组如同“战斗指挥部”每天都要以报告的形式向市主要领导陈述当日的鲜蛋调市量，完成日调市任务的比例，以及未完成任务的原因，还要制做各种统计报表等。
工作可谓至细至微。
篇二：
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下面试算限价期间一日内消费者为此所损失的时间。
据XX市XX副食商场（110个限价蛋供应点之一）调查显示：
限价期间该国有副食商场日均上市鸡蛋4000斤（100箱），每位市民一次限购3斤，每日购蛋总人数估计约500人次。
消费者为购蛋排队的队长人数少则30人左右，多则二、三百人。
据估计每位消费者排队等候约至少平均需20分钟。
据此可算出限价期间全市110个销售点一日耗费的总时间为：
T=20分钟×500（人）×110（销售点）=2.7（万小时）。
这相当于一个人不休假日连续工作14多年的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0小时）。
按照边际生产力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小时工资4元计，则仅排队购蛋一日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损失10多万元（4元×2.7）。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推测，目的不在于估计的精确性，而在于指出管制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实质。
资源的浪费。
这也是一种支付出的交易成本。
政府对鸡蛋的价格进行管制，降低了鸡蛋的售价，这使消费者获得了政府的无偿转移，从而增加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用同量预算收入可满足更大的需求。
E1为价格管制开始时XX市鸡蛋市场供求均衡点，P1和Q1分别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当政府将价格限制在P时，对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而言，面对收入既定而商品的相对价格比发生改变的条件，由于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他将增加低价格商品的需求（XX商品除外）。
这样在限价水平P下，消费者的同量预算收入可实现对鸡蛋的需求量将由原来的Q1增加到Q2.
进一步由于补贴是体现在鸡蛋这一有形的商品中，使消费者感到购买是取得补贴、享受廉价资源的唯一方式，其预算约束被软化，消费需求被扭曲，从而使得它们的需求规模超出其通常预算而成倍地增加。
这表现为需求曲线在管制价格以下发生转折。
可以看出，虚线D'表示在同样价格下需求量更大。
在对XXXX副食品商场的调查中，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在鸡蛋价格不受管制时，鸡蛋的日上市量为1600斤，人均购买量为2-3斤，而且是随来随买，无排队现象;而在限价期间，鸡蛋的日上市量达到4000斤，人均购买量增至10斤，而且每天都有200-300人排队等候。
如此膨胀的购买量往往超过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了这样的事例：
有的人在家中储备了几十斤鸡蛋，因来不及食用，再加上天气炎热，一个月后拿着变质的鸡蛋到商场要求退换。
超过实际需要的资源被浪费了，对社会来说就是额外的成本。
以上分析的各种成本都是在管制制度下必然发生的，而在市场调节制度下却不存在。
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分析表明，鸡蛋价格管制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使鸡蛋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而是使其大大地上升了。
即使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补贴制度相比，其交易费用也大为增加了。
这是因为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比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些，但比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的层次和渠道还是较简单的。
发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因实施难度的加大必须增加层次和渠道，从而交易费用必然增加。
这是价格管制制度最终被XX市放弃的根本原因。
五、管制制度没有完全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应当涉及鸡蛋这种商品的属性与价格制度的关系，以及XX市政府实行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基本目的。
这是因为如果鸡蛋按惯例确属应管制的产品，或者如果市政府实行管制的目的基本达到，则交易费用的大小或增减并不会构成这项管制制度继续实施与否的唯一因素。
制度安排从实施方式看，从理论上可分为市场诱导性的和强制性的两大类。
XX市19XX-19XX年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应该说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实施，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看，其依据主要是矫正市场经济调节的失灵、失误或缺陷。
比如维护公正分配，保持经济稳定，产品属于非价值产品或公共物品，或其生产过程存在外部不经济等。
鸡蛋显然是价值物品，不是公共物品，其生产过程也不会产生外部不经济问题。
所以鸡蛋价格管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这包括鸡蛋生产的稳定和
鸡蛋价格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护公正分配，保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那么这些目的（或可看作是政府的收益）是否实现了呢?
（一）鸡蛋生产的稳定未完全实现。
鸡蛋是一种普通的大众消费品，不属于典型的需要计划调节和管理的产品;或者说鸡蛋生产不会长期处于垄断状态，也不会长期处于自杀性竞争之状态。
鸡蛋生产者可以在市场波动中逐渐找到供求平衡点。
在短期内供求缺口的扩大能够拉动价格上涨，但很快鸡蛋的替代品就会参与竞争，因而价格不会无限上涨。
替代品将平抑物价，提高需求满足的程度，同时也调节消费结构向供给结构靠拢。
由于鸡蛋的生产周期较短，故从稍长期生产者就会调整结构，提高供给，适应需求。
经过这样几个周期波动后，供求均衡点就会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实现。
然而，补贴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补贴一方面刺激了需求的扩大，另方面却可能抑制供给的增长。
补贴虽可使生产者的收益达到市场价的水平，但当生产者以补贴价提供产品时，总是感到利益受损;加之实际补贴发放过程往往要延迟几个月，生产者的实际利益也的确受到损失或影响。
故至少XX19XX年的价格管制补贴制度未使生产处于稳定状态。
资料表明，19XX年XX市鸡蛋生产量减少1亿斤，这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的冲击之外，与补贴制度的缺陷是不无关系的。
（二）鸡蛋价格“局部”、“短期”的稳定。
XX市政府在95-96年对鸡蛋采取价格管制，可以说，即使在限价期间内，也只有市区这110个限价点的鸡蛋价格是“稳定”的，其余大部分区域蛋价反而容易上涨。
这是因为，价格管制是人为地把XX市鸡蛋市场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限价蛋市场，一类是市价蛋市场。
在蛋源既定的情况下，局部的偏低价格必然在真正的市场上造成涨价的压力。
由于政府补贴结果只会使生产者获得与市场均衡价格P1相同的价格（即收购价+补贴=市场价）因此鸡蛋的市场供给量将以Q1为上界（Q1以上的产量对生产者来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MR=P1），这将存在供需缺口Q2-Q1，迫使鸡蛋价格上涨，新的市场均衡点将在E2点达到。
由此可见，P2的价格水平要远远高于P这一水平。
事实的确证明，当XX市政府对国营门市部的鸡蛋价格实施管制时，不受管制的农贸市场蛋价却一直居高不下。
原因不难从以上分析中找到。
一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价格补贴的存在使鸡蛋的实际收购价达到3.5-3.80元/斤的水平，当生产者手中不受管制的鸡蛋由非国营门市部征购时，生产者心目中已有了一个很高的心理价位，更希望通过此举弥补由于受到价格管制而遭受的损失（即使政府对生产者由于低价出售而遭到的损失进行了补贴，而且补贴额很高，但名义收购价很低，易使生产者形成吃亏的错觉），于是市场价被拉动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上文提到，较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求双方的矛盾。
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在不受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就表现为价格的上涨。
调查资料显示，当110个定点门市部被迫以3.30元/斤的价格出售鸡蛋时，农贸市场的鸡蛋价格却一度达到了3.9-4.1元/斤的水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价格管制反而使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和不稳定，而绝大多数市民是在自由市场上购买鸡蛋的，所以稳定物价这一预期目标没有充分实现，只在很小的局部暂时实现了。
当然如果价格指数的测算以限价销售点上的价格为准，则名义上的物价上涨率肯定不会很高。
这也许正是前几年人们的心理感受与公布的物价指数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三）公平的目标没有完全体现。
价格的提高将使公众收入的购买力降低，而低收入阶层，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是比较低的。
所以，实施价格管制制度，其真正的目标受益者主要为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
从国民收入循环的角度看，政府对鸡蛋的补贴实质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再分配。
消费者排队等待所最终获得的是这一收入的分配权，而鸡蛋不过是实现这一权利分配所借助的形式。
按照价格管制的预期目标，这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应该是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
但是，目标获益者是否实际获益以及获益多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购买了特定的商品（鸡蛋）。
反过来说，目标获益者如果不同国营门市部发生买卖关系，不购买特定的因补贴而价格较低的鸡蛋，它就不能成为实际获益者。
实际获益者享受补贴是具体表现为以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了较多的补贴商品，或者为购得定量的补贴商品而付出了较少的货币。
XX市政府在具体操作限价制度时，
却采取敞开供应平价鸡蛋的作法。
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不需要任何凭证，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特别的耐性，都可以享受到廉价的资源。
在这里，时间成为享受这种特殊资源的唯一凭证。
那么谁拥有这种“凭证”呢?
首先，“上班族”中那些贫困阶层是与此无缘的，只有那些待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才有此“凭证”（其中部分人将此“凭证”出售给小贩，从而使部分补贴转到小贩手中）。
其次，那些其职业的时间约束较松者有此“凭证”。
再次，那些居住和工作场所距离销售点较近者有此凭证。
最后，即使每个销售点的限价蛋都能为穷人购买，也只占全市30多万贫困人口的极小部分。
可见，由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特定的人群与特定的商品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难于保证补贴会使贫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相对比发生大的改变。
如果补贴最终没有充分体现到消费者中的“贫困层”，则只能说它有部分的促进公平的效应。
据调查，在补贴实施之初，从防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发曾有过几种实施方案：
一是把补贴生产者的费用直接用于补贴其人均收入低于某个收入标准的穷困阶层;二是只给低收入阶层穷人发放鸡蛋票证，让其凭证购蛋等等。
然而，这些措施都被放弃了，其原因一是市政府过去就习惯于采用暗补型的价格管制作法，现在用起来仍然顺手;而更为重要是虽然这些措施同样是补助了穷人，但市场上的鸡蛋价格却是高的。
这会影响XX市的物价稳定的形象。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鸡蛋价格管制制度是一种政治需要。
较低的补贴蛋价，向老百姓表明的是市政府正在为人民而“做工作”，为维护价格稳定而努力，适应了老百姓（总是）要求降低物价的心理情绪，赢得了民心;同时向社会表明的是XX市政府有能力控制物价，XX市场“物价稳定”。
如果说这是实施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主要目的的话，那么它是基本得到实现了，客观上是收到了这样的成效的。
六、结论与建议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稀缺资源的选择的科学，对于制度这一稀缺资源的选择问题，莫过于人们在政府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进行的得失分析和优劣抉择。
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表明，必须根据交易成本最
小化原则来确定政府调节或市场调节的制度安排（有时当然要寻求二者间某个位置上某种程度的“均衡点”），以为经济发展维持一个均衡的制度供给环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偏好对制度供给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福利目标这一与社会“共容”的利益之外，任何政府对政局稳定、民众支持以及集团或个人威望有特殊偏好，并且这类偏好很难用其它收益目标来替代。
因此政府在提供制度安排时往往受此影响。
不应否认，19XX-19XX年XX市政府对鸡蛋施行价格管制也可在某些程度上增加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因为市政府此举与诸如“菜蓝子”、“米袋子”等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为市政府赢得一个“关心群众生活”的形象。
如果把这些因素作为价格管制的收益考虑进来，即使从总体上未必能得出此项制度安排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结论，但至少从政府角度看它是合乎理性的，而且其主要目标是得以实现了。
问题在于，正像“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13）一样，某一团体的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同样也不能划一等号。
一个团体或个人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通过“搭便车”使成本外部化（或收益内部化），从而实现局部盈利;而一个社会总体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它要无一遗漏地负担所有成本。
因此从长期看，政府应从社会角度对某种制度供给进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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