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富民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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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富民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
强国富民：
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
白晓红
2013-02-2719:
26:
47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
【内容提要】普京政府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富足的民族”。
一般说来，强国、富民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逻辑上是统一的。
然而，考察俄国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俄罗斯国家走过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富国穷民”的道路。
在俄国，强国和富民成为一对不可统一的历史悖论。
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普京未来政策走向、它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区别、它的可行性和可能陷入的误区，以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否能走出“强大的国家，贫弱的人民”的怪圈。
【关键词】普京；国家；人民；强国穷民；强国富民
【作者简介】白晓红，女，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北京 邮编：
100007）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7-0034-04
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
“我们国家富裕，人民贫穷。
再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
”[1]对于普京来说，俄罗斯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内政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问题。
为此，普京认定，必须严饬法律、加强秩序以及一定程度的国家调控。
普京的理想是在继续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条件下强化国家的作用，他强调基于发达经济基础上的强国意识，所谓“文明的爱国主义”。
普京式的俄罗斯发展道路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
普京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富足的民族”，普京政府如果能排除万难做到这一点，或者只是向这一方向迈进了，便是为俄罗斯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回顾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无论哪个阶段的政府（俄国的、苏联的）都没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强国富民成了俄国历史上不可统一的悖论。
一强国穷民：
俄国历史发展轨迹
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现象是：
强大的国家，贫弱的人民。
这种“强国穷民”现象与俄国历史的基本因素——专制制度、农奴制、东正教、村社有紧密联系。
而这些基本因素又与俄罗斯早期发展的特点——流动、拓张性密切相关。
抵抗蛮族的入侵、开拓新的地方，都需要军事力量。
于是，对于军事力量的倚重，使军事守卫者——贵族、大公在早期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俄国有一句话：
农民种地，贵族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国家对军事贵族的报偿是帮助其对于农民不断加重的奴役，15、16世纪，农奴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确立，俄国开始了“强国穷民”的国家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早期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广袤的东欧平原上。
这块土地的地理概貌是：
森林与沼泽交错、河流纵横、土质以砂质黏土为主，同时远离海洋与大草原连接。
俄罗斯先民在这里生生不息、顽强生存。
他们清理森林、挖掘树根、烧荒种田。
砂质黏土的地力薄，很容易就被耗尽了，只好再重新开垦一块耕地。
于是，俄罗斯农民“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
俄国历史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大自然对于西欧是“亲娘”，对于俄罗斯则是“后母”，俄罗斯这种“后母自然”进而决定了它的“后母历史”——俄罗斯历史文化先天不足。
俄罗斯这个后娘的孩子只能在寒风中“鞭打芦花”四处奔走。
俄罗斯先民的流动性还与外族的侵犯有一定关系，俄罗斯平原广阔无屏，草原蛮族可以长驱直入。
克柳切夫斯基说：
“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以及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从第8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叶，这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回忆，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壮士诗中。
”[2]基辅罗斯时期，外犯频仍，西南罗斯的居民不断向东北腹地迁移。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防范外敌的情况下，俄罗斯人不断开发新的土地，征服并移民到新的土地上。
如果说俄罗斯早期的移民开拓具有某种被迫性，然而，习惯变成自然，逐渐地流动性成了俄罗斯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的因素。
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移民，俄罗斯的“液态因素”更多地具有了进攻性和扩张性。
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到亚洲腹地，俄罗斯国家越来越靠近东方，历经几个世纪，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终于成为拥有多个出海口、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俄罗斯国家急剧拓张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弱小。
与英国掠夺“金羊毛”的资本扩张性质不同，俄国的早期扩张更多是占领新的土地，而非市场。
俄罗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人民的富足、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它是一种畸形的、头重脚轻的、以人民的贫苦为代价支撑起来的国家机器的强大。
俄国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是国家，[3]俄国历史的基本因素有专制制度、农奴制、东正教和村社。
专制制度——君主权力的无限，农奴制——国家大多数居民的奴隶地位（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二者共同保证了国家机器、军事力量的庞大支出。
东正教村社生活的共同性和平均性，是俄罗斯人民苦难生活的缓冲剂。
强国穷民的模式在俄国一直延续下来。
1480年莫斯科国家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历经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和伊凡四世的努力，不断扩张，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俄罗斯开始成为一个“大国”。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写道：
“惊恐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
”[4]伊凡雷帝的对外扩张与其对内残酷的专制统治是连在一起的。
[5]伴随着俄罗斯国家崛起的是人民的农奴化和贫困化。
彼得一世的改革被认为是改变俄国国家落后面貌的重要一步，是俄国西化的开始。
然而彼得改革至多只是富国强兵，这位“伟大的”沙皇连同其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女皇，使俄罗斯国家空前强大（版图急剧扩大，打开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两次土耳其战争、三次瓜分波兰），而庞大帝国的臣民，依然是贫穷而地位低下。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充当“欧洲宪兵”的时期（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尼古拉一世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失之西方，取之东方”，开始向东扩展。
整个19世纪，人民的力量一直跟不上迅速膨胀的国家的脚步，俄罗斯人民很难承担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大国角色。
毋庸讳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也没有超越国家强大、人民弱小的发展道路。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成为军事大国，而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服务业很不发达。
苏联人民在战争、革命、集体化和工业化中，不断地为国家贡献。
整个俄罗斯国家史是一部强国弱民的历史，强国富民几乎成了俄罗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历代俄国和苏联的统治者不可能不想到富民，[6]然而在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又想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大国说话，只能让人民作出牺牲，富民成了一纸空谈。
“强国富民”，这对俄国历史上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普京能拿得到吗?
二强国富民：
普京的俄罗斯道路选择
道路选择问题在俄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它不仅是苏联解体之后、90年代初各类圆桌会议的热门题目，它几乎是贯穿整个俄国历史始终的问题。
代表文明主流的西方世界不需要选择，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永远饱尝走西方道路还是走本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选择的折磨。
对于俄国来说，西方有时意味着文明、富足、科学、进步、人道，总之是梦牵魂绕的理想地方，有时则完全是不适于俄罗斯土地的“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俄罗斯时而对西方满怀渴望，时而又体验着大梦初醒后彻骨的失望。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政府，作为对前苏联斯大林主义集权统治的否定，有意识地弱化国家的作用，强调无政府主义自由。
伴随着“休克疗法”、全盘西化而来的是俄罗斯国力的迅速衰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美苏争霸”、“超级大国”已然是昨日黄花。
关注于内部事务的新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富裕，[7]只是极少数人（寡头）暴富起来。
十年改革给俄罗斯留下的是空前的混乱——有组织的犯罪、影子经济、腐败和普遍缺乏秩序，以及空前的自由——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制）、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面对这种现实，俄罗斯各派政治家、思想家分别开出自己的药方。
俄罗斯思想界有一个“60年代人”[8]的概念，它是指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坚持经典（原生）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这一流派具有广泛的影响，包容许多方面的追随者：
列宁晚年思想（新经济政策）、布哈林的、托洛茨基的，甚至是恰亚诺夫思想的信徒。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60年代人”坚持“解冻”时期非斯大林化、发展民主的思想，在苏联解体后民主和自由泛滥、反集权主义的日子里，他们高举“真正马克思主义”、“自由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激进派和“反共产主义者”。
到1996、1997年激进改革宣告失败，经济濒临崩溃，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60年代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
他们倡导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抛弃“左派”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消极因素、又克服野蛮资本主义的弊端，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向社会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模式。
1997年底，“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成立，俄罗斯学者评论道：
“很明显，在俄罗斯，新的左派浪潮正方兴未艾。
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公正的理想将与公民高度的个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结合在一起。
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不是建立在把计划绝对化或把市场绝对化的基础上，把私人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绝对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把各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这种结合将确保在对人的劳动提供最大的社会保护的条件下产生最大效益。
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口号‘向新社会主义前进!
’极有可能成为全俄罗斯的思想和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目标。
”[9]
“60年代人”在俄罗斯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许多著名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作家和史学家都是它的追随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社会有广泛的基础，一度似乎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它政治上的代表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几乎问鼎俄联邦总统的宝座。
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与普京竞争的不是“右”的极端“西方派”全盘西化（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的思想，也不是“左”的俄共（久加诺夫）和民族主义（日里诺夫斯基）的思想，而是麦德维杰夫等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各政党和流派意识形态淡化、向中间靠拢的形势下，非资非社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主流趋势。
而无论哪一流派，在叶利钦时代结束后，都认定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伟大理想。
作为对前苏联和激进改革时期极端倾向的纠正，民主社会主义潮流的“第三条道路”和普京式的“第三条道路”都标榜自己既反对斯大林主义集权的教条的社会主义，又反对激进改革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无政府主义。
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
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与强有力的国家及行之有效的政权之下的民主制度的结合。
于是，我们看到，普京的模式更强调国家作用和保障私有权（私有化成果）的市场经济，它无疑更适合强国富民的伟大目标，这或许是普京取胜的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全盘西化在俄罗斯的破坏性后果。
许多学者指出，独特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背道而驰。
只有在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私有权保障的地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
俄罗斯缺乏这些，即缺少自由经济运转的游戏规则，也缺少遵守游戏规则的人。
罗·麦德维杰夫在《俄罗斯往何处去》一书中，专辟章节论述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不适宜性。
的确，有着村社（土地平分和互助）和东正教（聚合性，缺乏新教个人进取精神）传统的俄罗斯民族，其民族性有很大程度的反资产阶级性：
[10]共同性、平均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
问题在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俄罗斯民族并不例外于其他民族，它不可能超越人类共同文明的道路——现代化文明之路，不能以“特殊性”为由而拒绝发展市场经济。
丘吉尔曾慨叹“俄罗斯是谜中之谜”，西方观察家评论俄罗斯新总统“谜一样的普京”。
普京当选总统确实存在着偶然因素吗?
我们来分析普京政策走向。
首先，普京准确地抓住了“强国富民”的思想，既符合时代精神（俄罗斯当前首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又不违背历史传统（俄罗斯国家主义传统），同时，成功地扬弃了前一阶段国家虚无主义的弊端。
其次，为了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普京提出了一套切合俄罗斯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纲：
继续市场经济、承认私有化的结果（同时也承认私有化的失误）、保护私有权（开始考虑土地的自由买卖）、在议会民主制的同时实现强有力的国家和高效率的政府的管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国家调控体系、严格法律和秩序、反对腐败、打击犯罪、消除影子经济等等。
这些政策反映了俄罗斯人民渴望稳定、渴望秩序、渴望“有人管”、渴望过上“应有的生活”的愿望。
普京是一个灵活而务实的政治家，[11]他成功地当选总统有赖于他“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政策。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普京执政过程中能够成功地把强国和富民结合起来而逃出他的前辈们“强国穷民”的怪圈吗?
普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清理家底”，指出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俄罗斯就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
应该说，叶利钦给普京留下一个大乱摊子，百废待兴。
不懂经济的新总统首先面临的是复兴经济。
普京“强国富民”的顺序应当是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加强国力。
普京政府避开“强国穷民”历史悖论的出路是：
专注国家内部事务，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暂时不谋求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不追求多极世界的格局，放弃“超级大国”的幻想，悉心发展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联系的国际关系。
普京强调的国家作用应当是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守夜人”的作用，而不是经济活动的指挥员的作用。
俄罗斯一些学者把普京比做亚历山大三世：
[12]一样的坚定强硬、孔武有力，都怀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样相信国家的权威。
当年德国驻俄大使施韦尼茨曾这样描述俄国所面临的：
“俄国只能在两条道路中择其一：
或者从彼得堡开始进行欧洲方式的改革，或者在莫斯科实行沙皇专制。
”[13]而亚历山大三世选择了第三条：
在彼得堡成为莫斯科的沙皇，在专制帝国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
如果普京真能像亚历山大三世——“带来和平的沙皇”一样，保持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稳定，成功地吸引外资，在任内使俄国的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俄罗斯人民所企望的。
事情的另一面是，与亚历山大三世一样，普京也喜欢军队及其代表的力量、秩序，他眷恋自己的队伍，迷恋部队的气氛、甚至是武器（驾驶战斗机）。
普京一直重视俄罗斯的军工综合体，而且不仅重视它们的改组和转产，更关注军工企业在为国家生产高科技武器装备方面的作用。
特别是，车臣战争使普京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向普京要求俄军现代化的装备问题，这对于新总统是一个考验。
事实上，“军事动作在普京的治国蓝图中分量”已经在加重。
[14]俄罗斯当前经济的状况无力支付庞大的国防开支，普京是否也会滑向“强国穷民”的陷阱，重演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换取强大的国家的悲喜剧。
但愿普京能暂时战胜“强国”思想的诱惑，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真正的富足和文明。
注释：
[1]普京在“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中（[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和在塔斯社会见竞选代理人时的讲话里（2000年2月28日俄通社-塔斯社电）反复强调了这句话。
[2][俄]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62页。
[3]著名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1851年写道：
“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国家，其统治不断扩展的国家”。
[俄]索洛维约夫：
《索洛维约夫著作选》，莫斯科，1983年版，第28页。
[4]马克思：
《十八世纪俄国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8页。
“伊万”指伊凡三世，其在位时间为1440~1505年。
[5]伊凡的对外扩张：
向西是立沃尼亚战争，争夺波罗的海，失败。
向东成功地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对内的暴虐：
特辖制，血腥恐怖屠杀贵族和百姓。
雷帝时期中央集权加强，政权的暴行、战争的破坏、加之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
1568、1569两年欠收，俄国饿殍遍野。
[6]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阐述社会主义的目的：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7]1997年，85%的俄罗斯人认为，与解体前80年代的生活相比，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
见[俄]《经济问题》杂志，1997年第5期，第77页。
[8]俄文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原指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别罗留波夫等），现在是对具有20世纪6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特征的一些人的称谓。
[9]《圣彼得堡公报》，1997年2月20日。
转引自[俄]罗·麦德维杰夫：
《俄罗斯向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3页。
[10]在俄罗斯思想发展中，反资产阶级性具有普遍意义，从宗教思想家到无神论者，从斯拉夫派、赫尔岑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民粹派，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
[11]普京对苏联时期的评价极为巧妙，成为名言：
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良心，谁要是想回到前苏联的模样，他就是失去理智。
[12]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间是1881~1894年。
政治上极力维护专制制度，反对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的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经济上注意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在位期间是俄国工业高涨准备和启动时期。
[13]参见陈之骅主编：
《俄国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4]参见廖沙、葛立德：
《普京要抖大国威风》一文，载《环球时报》，200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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