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战斗.docx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战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战斗.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战斗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战斗
广州之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联军攻占广州。
咸丰六年十二月下旬（1857年1月下旬），英军撤出虎门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并吹嘘说:
“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方蹙。
”咸丰帝当时处于内外交困境地，需要集中兵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国库空虚，军饷难筹；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至于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批示:
“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
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57年6月14日），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夷情》奏折的批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
清政府这一全力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求和的方针贯穿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挑衅的野心。
七年二月，英国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巴麦尊内阁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
二月二十五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1811―1863）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照会法、美、俄，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法国当时在远东的力量微弱，主要侵略目标是越南，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从中获得侵略权益，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1793―1870）为全权代表，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美国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步调一致，但因国内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派出列卫廉（1806―1876）为驻华公使，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
沙俄为了实现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野心，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1803―1883）为驻华公使，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十月下旬，英法联军5600多人编军完备，集结于港、澳地区，做好大举进犯的准备。
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向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和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并限10日内答复。
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仍以为“该夷不过虚张声势”，相反却迷信神仙的“乩语”:
“（十一月）十五日后便无事。
”因此，不做任何应战准备。
部将僚属请求调兵设防，广州商民请求团练自卫，均不允准。
相反下令:
“不准擅杀夷人。
”结果造成水路陆路毫无准备，广州事实上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十一月初九，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交出广州城。
十三日晨6时起，32艘联军舰艇（英25艘、法7艘）的100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
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虽英勇抵御，但城大兵单，广州于十四日失守。
干五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与广东巡抚柏贵（?
―1859）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
二十二日（1858年1月6日）叶名琛被俘，数日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
卖国贼柏贵在“联军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充当傀儡政权头目，为敌效劳。
亚罗之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第一阶段战斗的称谓。
某些西方史学家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亚罗战争。
清咸丰六年（1856）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于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由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军舰3艘、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约2000人，向广东虎门开进，企图以武力胁迫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乘机攻进广州城。
当时广东清军总数约7.4万人，其中八旗兵5600余人，绿营兵6.8万余人。
广州城内外约有清军1.3万人。
城郊和珠江内河沿岸共有32座炮台，防守兵力2000余人。
清军8倍于英军。
但是，由于昏庸愚昧的叶名琛毫无战备观念，不作战守，惟日事扶鸾降乩，幻想得到神？
。
因而“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虎门要塞及广州清军没有及时进入临战状态。
当英军强行闯入虎门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未接到叶名琛的命令，不敢开炮拦击。
致使英舰乘虚闯过虎门，突入珠江内河，当日上午进攻广州猎德炮台。
守军奋起还击，双方展开炮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叶名琛当时正在校场看乡试马箭，闻警报后仍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满不在乎地说:
“必无事，日暮自走耳。
”并下令:
“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猎德等炮台的防兵被迫停止抵抗，致使英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占领猎德炮台。
二十六日，攻占凤凰岗及沙南等炮台。
二十七日又攻占海珠炮台及广州城西南的十三行。
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英军攻占。
二十九日，西马糜各里照会叶名琛，要求允外国人自由出入省城，因叶名琛不复，于是除集中3艘军舰的炮火外，还利用海珠炮台缴获的50门大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企图胁迫叶名琛屈服。
九月三十日下午，英军继续炮轰，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纵火烧毁靖海门外民房，延及城楼。
十月初一中午，英军炮火轰开外城城墙2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总督衙署。
下午，英海军陆战队登岸，约二三百人从缺口攻入外城。
清军参将凌芳率标兵英勇抵抗。
两小时后，凌芳中弹牺牲，标兵退入内城。
南海县大浦乡团勇主动增援，杀敌数十，终因武器陋劣，势不能敌，亦退守内城。
英军也因兵力单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门、五仙门及附近民房烧尽，于当日傍晚撤回军舰。
这时，叶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谭蛟等率兵1000人，前往被毁的猎德炮台防守。
十月初二，英军继续炮击广州城，西马糜各里照会叶名琛，要求道歉，并履行进城规定。
初三，叶名琛拒绝西马糜各里要求。
初四、初七，西马糜各里再求进城。
初六、初八，叶名琛再拒。
初八，英军再攻广州，继续炮击城内各衙门。
初九，西马糜各里派出3艘军舰，沿珠江主航道东进，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
该炮台有36门大炮，七八十守军，他们开炮拒敌。
停泊台外江面的广东内河水师红单船23只，也主动参战。
击中英舰1艘，毙敌百余。
终因弹药不继，水师战船又先后被英舰击毁。
东定炮台失陷。
十三日，英舰3艘、划艇2只再次轰击猎德炮台。
这时炮台有1000防兵，台后还有陆路乡勇应援。
但因火炮火箭射程近，打不到敌舰。
而英舰火炮却可击中炮台，防守兵士受伤甚众。
随后，英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
这时，梁定海、谭蛟却在台后村庄里赌博，闻警后仓皇逃遁。
守台士兵无人指挥，又受到英军前后夹击，一哄而散。
英军再次攻占猎德炮台。
英军为了打通广州与香港的联系和解除后顾之忧，于十五日沿珠江东南水道南返，从侧后袭击并占领了横档炮台。
十六日，又攻占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
英军虽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门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军民不断采用夜战近战袭击敌舰，港澳爱国同胞亦以多种方式和英国侵略者斗争，致使英军无法保障水陆交通安全，与香港的联系经常受到威胁。
加上是时英军不满千人，而兵勇和团练赴援者数万人。
在广东爱国军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英军没有久占广州的实力，进退失据，不得不从十二月二十六日（1857年1月21日）起陆续撤出，困守海面待援。
第一次大沽之战
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大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一次战斗。
七年底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达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
这一阴谋得到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的赞同、支持。
十二月下旬（1858年2月初），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八年二月十七日（3月31日）以前，派出全权大臣赴上海谈判，否则举兵北上，扩大战争。
随即，英、法、美、俄四国使臣先后离广州，前往上海。
咸丰帝从两江总督何桂清（1816―1862）的奏报中获悉四国照会以后，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此次夷人来沪投递照会，并言欲赴天津，显系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厌之求”，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分别照会四国，要求英、法、美公使驶回广州，去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
―1864）商办；俄使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因俄国与五口通商素无关系）。
四国公使对清政府这种态度自然不满意。
八年二月，英、法、美公使北上。
三月初七日会齐白河口外。
十一月，四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强硬要求派出全权大臣前来海口进行谈判。
英、法公使竟限令6日内答复，否则采取军事行动。
十五日，咸丰帝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
―1870）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
英、法公使借口谭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悍然拒绝与之会谈。
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政府尽快会谈。
与此同时，英法联军陆续驶抵大沽口，进行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近口30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
海口北岸有1座炮台，由游击沙元春率部防守。
南岸有左、主、右3座炮台，由天津镇总兵达年、游击德魁、都司讷勤和、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
海口距大沽村（东沽、西沽）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
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大沽东、西二村之间的海神庙。
守兵共约8000人，并有神机营大炮200余门。
雇募海船、盐船40余只，于海神庙前，搭一座浮桥，联络两岸，协同作战。
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勤亨、副都统富勤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2000余人，携炮30门（内有数门万斤大炮），赶赴海口，由谭廷襄节制。
谭廷襄分派他们担任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
而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截至四月初七共约30艘，兵力2600余人。
比较起来，大沽清军数倍于敌。
当日傍晚，联军16艘舰艇和20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2000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而动。
四月初八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两小时交出炮台。
清政府不予理会。
两小时后，英法联军炮艇闯进大沽口，向大沽口炮台发动猛烈攻击。
由于战前咸丰帝有令在先:
“不得先行开炮”，因此，直到英法联军开炮轰击以后，南北各炮台才先后开始抵御。
广大爱国官兵予以侵略者迎头痛击，击沉敌舢板4只，毙敌近100人。
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11人被打伤。
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猛烈轰击南北炮台，致使炮台顶盖、炮墙被轰毁，有的大炮被炸毁，守兵伤亡惨重。
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
守军坚守炮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而总督谭廷襄、布政使钱？
、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负责指挥战争的文武官员，“闻炮声，心胆先怯”，率先奔逃，致使士气受挫。
当联军陆战队逼进炮台附近时，后路接应清军惊溃。
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游击沙元春、都司陈毅、千总常荣恩、刘英魁等指挥战斗，英勇杀敌，最后奋战身死。
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死伤士兵400名。
第二次大沽之战
清咸丰九年（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大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战斗。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严重的军事威胁。
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
桂良、花沙纳等以英法联军“枪炮迅利”、“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
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是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
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
因此，英法联军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
他深感大清皇帝的尊严和威信受到损害，特别是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给天朝上国带来“肘腋之变”。
于是想“尽力挽回”，甚至“罢弃条约”。
一方面，在八至十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花沙纳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条约、“挽回”损失的交换条件。
但英法侵略者的答应条件却是:
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
咸丰帝的幻想终成泡影。
另一方面，从英法联军一撤离大沽口，即开始修复炮台，加强防卫，并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1865，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会同大学士、礼部尚书瑞麟（?
―1864）、新任直隶总督庆祺负责办理。
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台守兵约400人。
共安大炮60门，其中1.2万斤大铜炮2门，万斤大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
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
又鉴于距天津30余里的双港，地高河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地沿河两岸设9座兵营，驻兵6000人，修筑炮台13座，安装1.2万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81门。
对于从大沽口至山海关一线海口，择要布置了相应兵力，其中北塘1600人，山海关3000人。
另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有5万多团练乡勇。
《天津条约》签订后，时逢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新发展的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更不满意清政府“罢弃条约”的举动，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
九年一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英国以普鲁斯（1814―1867）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
三月二十四日抵香港。
五月初六抵上海。
随后，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1814―1902）密谋再次北犯大沽，继续向京城挺进。
五月为《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
二十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十七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
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英国侵华海军贺布（一译何伯，1808―1881）率领，共计舰船21艘（其中英舰19艘，载士兵1200余人；法舰2艘，载士兵约100人）。
另有美舰3艘，随同行动。
英法公使拒不接受清政府允由北塘登陆的通知，坚持打通白河经天津去北京。
二十五日上午，贺布率联军舰艇13艘，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海口的防御工事。
守卫大沽炮台的爱国官兵莫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击。
但僧格林沁还“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妥协退让，以咸丰帝早有“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的禁令，坚决不许士兵出击。
下午2时半，敌舰蜂拥直前，疯狂向炮台轰击。
这时，郁怒多时、势难禁遏的中国爱国官兵各营大小炮位，环轰迭击。
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奋勇先登，亲燃巨炮，击中敌舰。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毁或击沉。
但是，侵略联军也凶焰正炽，炮火横飞。
史荣椿、龙汝元酣战多时，部众请他们回帐少息，史、龙辄大声叱之。
这时，天色惨淡，波涛汹涌，风雷激荡。
史荣椿、龙汝元先后中炮。
龙受伤尤烈，当即阵亡。
史略延片刻，自知不起，犹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而死。
全营悲愤之余，勇气倍增，杀伤敌军无数。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令陆战队登陆作战，遭到炮台炮火以及枪队的射击，难以前进，伤亡惨重。
直至半夜，其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斗。
激战一昼夜，侵略军遭到惨败。
英舰悬挂白旗要求停战，并在美舰的援助下，狼狈退走，再次南撤。
此次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有4艘被击毁或击沉。
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
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
英军司令贺布受重伤，其副手伤重致死。
法军司令也受了伤。
还活捉英、美兵各1人，并缴获了舢板船3只，洋枪41枝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
清军伤亡仅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
第二次大沽之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敌人的惨败而告终。
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清咸丰十年（1860）清军与英法联军在直隶张家湾、八里桥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
十年八月，清政府全权代表与英、法公使在直隶通州谈判破裂。
八月初四（9月18日）晨，巴夏礼要求怡亲王载垣通知僧格林沁将张家湾之兵撤退，并坚持亲递国书，否则即是中国不愿和好，言毕而去。
同时，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关，推进张家湾附近。
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诏宣示逆夷反复状（坚欲亲递国书，撤退张家湾之兵，并将天津知府石赞清劫去），声罪致讨，悬赏杀贼。
载垣即通知僧格林沁截拿巴夏礼。
僧格林沁根据载垣等通知，将巴夏礼等39人（英人26名、法人13名）扣押送京（锁禁于刑部北监），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
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
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率马步兵1.7万人驻张家湾至八里桥一带，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建国门）的约20里大道；其中驻前沿阵地张家湾兵力仅步队千人，异常单薄。
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3000人驻张家湾东、南面。
署直隶总督胜保率绿营兵4000人守通州。
原驻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和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4000人移守八里桥，作为后援。
僧格林沁还派将率哈尔滨马队2000人，防守张家湾西南，以防敌军绕道趋京。
总计，通州地区防军达3万人，较之英法联军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
另外，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驻齐化门（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八月初四中午，英法联军约3500人突然向张家湾发起攻击，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
联军炮队突发火箭数百枚，马队惊骇，冲乱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队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
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里桥。
瑞麟所部也从通州慌忙撤走。
联军占领张家湾，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郭家坟和通州城。
载垣、穆荫、桂良等自通州回京。
初五威妥玛抵通州，要求清廷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进攻北京。
初七凌晨4时，联军向八里桥推进。
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8里，西距北京城东仅20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要点，有僧、瑞两军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防守。
上午7时，由孟斗班任总指挥的联军分东、西、南三路进攻八里桥。
僧、瑞商定:
首先全马队出击，而后，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敌军，瑞部迎击东路，僧队迎击西路；所有步队隐蔽待机杀敌，马队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
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
他们奋不顾身，连声大喊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
但马队因遭敌炮轰击而伤亡者多，被迫退却。
南路联军主攻八里桥，在重炮猛轰石桥的同时，前卫冲至石桥边与清军激战，厮杀争夺阵地。
胜保部伤亡严重，胜保亦中弹受伤，遂率军退出定福庄；联军追至，再逃北京。
僧格林沁率队与西路联军激战，对方伤亡惨重。
上午9时，英军分兵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出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
瑞队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队会合，后齐退出齐化门。
中午，八里桥失守，联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咸宁侯庄）、三间房、干家卫一带地方。
八里桥之战，清军虽败，但英法联军也损失惨重。
为了等待从天津调来必需的兵员和粮弹军费补充，联军在通州城一直停留到九月初二。
北塘之战
清咸丰九（1859）年第二次大沽之战英法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引起英、法等国统治阶级内部一阵争吵和叫嚣。
他们叫嚣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
英、法政府为了报复大沽口的惨败和在中国掠夺更多特权，于十年正月再度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并以克灵顿（HopeGrant，1808―1875）为两国联军司令，准备扩大侵华战争。
十年春，英法联军战舰和运输轮船200多艘（英国173艘，法国32艘），士兵2.5万人，陆续驶达上海集结，随即开始第三次北犯。
闰三月初一（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定海。
四月初七联军占领大连湾。
十九日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
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基地。
五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
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那提也夫（HиколаиПаbоьичИднатъеB，1832―1908）也随同北上，先后赶到渤海湾。
他们表面上仍伪装“中立”，担任“调人”，而暗中与英、法互通信息，竭力怂恿英、法打仗，从中取利。
当时负责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自上年大沽获胜后骄傲轻敌，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修约”，除在北塘敷设地雷外，竟尽撤该地防务，专守大沽口，为侵略军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机。
六月十五日，英、法军舰30多艘，陆战队5000人由俄人带路，未遇任何抵抗，就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
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
北塘失陷为海口防御造成极大缺口。
但咸丰帝这时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仍求苟安妥协，于六月十六日起，屡次谕令僧格林沁等:
“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
”“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
”六月十七日，侵略军2000人侦察通往大沽的道路，与清军发生遭遇战。
二十六日拂晓，英法联军1万多人从北塘出发分路猛攻新河和军粮城。
9时，清骑兵2000人勇敢冲锋反击，但最终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
二十八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近。
塘沽与大沽相距8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
清军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3000人。
凌晨6时，联军抵塘沽近郊。
7时半发起总攻，炮轰塘沽。
守军发起反击，奋力抵抗。
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力不能支。
9时半，塘沽失陷。
七月初二白河两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
至此，英法联军一方面从北塘将军舰集结到大沽口外，另一方面从陆路攻打大沽口后面，水陆夹击，致使大沽炮台腹背受敌，于七月初五失陷。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