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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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
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
宋耀
2004年5月1日,8个中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世界上以鲍德温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学者认为,欧盟东扩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对欧盟老成员国和新成员国都是一项双赢的举措。
尤其对经济转轨刚取得一定成效的8个中东欧国家来说获得了完全的市场准入资格。
这就意味着,它们将进入欧洲统一市场,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壁垒将逐步取消、资本流动会更加频繁。
这有助于8个中东欧国家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对外贸易、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科技水平等,可谓获益匪浅[1]。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际知名学者采用各种方法,针对欧盟东扩可能引起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变动情况,进行了理论探讨或实证研究。
由于视角不同,他们研究的方向各有侧重。
即便是方向一致,他们也常常因研究方法的迥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试图评述国际知名学者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的贸易问题的研究结论,并以此分析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及其对中国出口贸易可能造成的影响。
一国际知名学者的研究结论
（一）关于“敏感性产品”的讨论
鲍德温在1995年和1997年认为,从中长期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是否增加,主要取决于中东欧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程度、国内人均GDP的增长率以及双方对“敏感性产品”的态度[2]。
1999年,弗里茨和霍恩在研究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时,秉承鲍德温的思路,具体探讨了欧盟贸易限制政策的变化对两者之间未来贸易量的影响。
他们认为,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欧盟原先对纺织、服装、钢材、煤炭和农产品等“敏感性产品”的进口限制将逐步取消,两者之间的贸易壁垒会进一步削减,由此将给中东欧国家带来规模效应、商品效应、区位效应和竞争效应。
规模效应将有助于中东欧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保证其贸易出口的持续增长。
再通过与欧盟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发展,带动中东欧国家产品种类的丰富和产品生产市场的扩大,由此引发商品效应。
竞争效应则主要产生于贸易转移,它将有助于提高中东欧国家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3]。
但是,布伦顿1999年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欧盟成员国对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的“敏感性产品”与从其他供应国进口的“敏感性产品”相比,存在明显的限制现象;就整个进口构成来说,欧盟成员国对中东欧国家“敏感性产品”的进口也不存在明显的限制现象。
因此,他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这些所谓“敏感性产品”的出口并不会出现明显增长[4]。
（二）中东欧国家国内政策及一体化协议对贸易量的影响
就国内政策,卡明斯基等人1996年研究了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贸易绩效,把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出口与本国经济改革的成效联系起来进行分析[5]。
他们设计了一套详细的综合指标。
通过分析,他们认为,中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与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影响巨大[6]。
逖尤2002年将中东欧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1997年参加“入盟”谈判的“卢森堡组”（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另一组是1999年参加“入盟”谈判的“赫尔辛基组”（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
逖尤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和这两组中的中东欧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变化。
他认为,任何两国之间贸易往来都会有许多变数,除了常见的两国人口数量、人均GDP等变数,还有其他的虚拟变数:
两个贸易伙伴是否属于波罗的海地区、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等。
值得注意的是,逖尤选择的是逐年计算的方法,而没有采用综合数据技术。
其统计结果显示,两国的贸易量与上述变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基于统计结果的预测显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
逖尤由此进一步预测,随着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不断扩大,将促进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基础与欧盟成员国保持趋同,由此会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7]。
在一体化协议方面,汉密尔顿和温特斯1992年曾强调,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农业政策的调整,对双方比较优势的转化以及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重要性[8]。
卡明斯基2000年回顾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与欧盟签订的各项协议。
通过实证研究,他认为,双方在一体化框架内的各项政策（包括工业产品贸易自由化、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等各项经济自由化改革）,是导致欧盟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增长和中东欧国家吸引外资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卡明斯基称之为“欧盟因素”。
同时,“入盟”谈判也有利于增强中东欧国家未来进入欧盟市场的可能性,并提高了这些国家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可信度。
卡明斯基还认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各有利弊。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1990~1996年的渐进式改革虽然未有效地促进引资,但却提高了贸易绩效。
卡明斯基认为,在总体效果上激进式改革的经济收益在当时看来还要更大一些[9]。
马丁2001年认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签订的一体化协议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壁垒[10]。
（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的差距比较
格鲁斯和宫克尔斯1995年通过计量分析,曾得出了一个与主流预期相异的结论。
他们认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实际贸易量已经与潜在贸易量持平,未来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11]。
布伦顿和莫罗1998年也曾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贸易量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也有悖于主流预期。
他们认为,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量已经达到了理论极限,甚至超过了名义贸易量[12]。
特尔伯德在1996年曾指出,格鲁斯和宫克尔斯之所以得出相反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中东欧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而且选择的研究时段间隔较短,没有充分体现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历程,没有将统计指标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导致预测的潜在贸易量偏小。
特尔伯德在格鲁斯和宫克尔斯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中东欧国家实际收入的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等两项指标,经重新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潜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13]。
而舒马赫在1999年对布伦顿和莫罗的统计数据进行了修正。
他以GDP的购买力平价取代单纯用名义汇率折算而成的GDP,重新进行统计后发现:
1998年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量仅是名义贸易量的40%~50%。
舒马赫进一步指出,名义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之间的差额可能更多地发生在与候选国接壤的那些欧盟成员国[14]。
卡特诺2002年通过延长时间跨度,采用综合数据技术研究后认为,随着中东欧国家国内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转轨的最终完成,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其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的比值大于1[15],而且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十分明显[16]。
（四）中东欧国家出口结构的演化
伊尔马斯2003年设计了一套指标评价体系,即进出口变量、比较优势索引、出口绩效、贸易重叠、出口相似度和出口一致度系数等指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发现中东欧国家技术密集型商品的生产绩效非常弱,技术性商品的出口存在明显劣势。
而卡特诺2002年则从出口部门的发展角度将中东欧国家出口部门的历年数据归纳后指出,中东欧国家贸易结构正在逐步升级,未来贸易出口主要集中于高技术R&D、高工资以及差别性产品等部门。
中间产品贸易的扩张以及垂直型专业化贸易的出现,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在产品国际化分工中的进步;通过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使要素禀赋得到合理配置,推动了本国传统产业（纺织、制衣）以及现代产业（机械、汽车和通信）的健康发展。
但是,卡特诺后来也同意伊尔马斯的部分结论。
他指出:
欧盟成员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仍反映出很强的要素互补性。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东欧国家出口到欧盟成员国的产品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由此卡特诺认为,产品性价比的明显差异,可以折射出中东欧国家劳动力与欧盟成员国劳动力“质”的差异。
克扎内2002年选择波兰作为中东欧国家的代表,以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分析了波兰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其研究的前提条件是:
波兰加入欧盟后将与欧盟老成员国开展自由贸易。
克扎内的结论是:
波兰加入欧盟后,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将是主要的受损者:
而土地、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将成为短期内的赢家。
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观点来看,波兰将最终成为欧盟老成员国生产链条中中间产品的供应者。
从长期来看,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要素价格不断趋同,产业间贸易将逐步被产业内贸易所取代。
这种结构演化将引起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
人力资本所有者收入较以前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低收入劳动力的工资将明显提高。
同时,克扎内认为,由于不确定因素过多,因此很难判断在产业内贸易中哪些产业最终能够受益[17]。
阿图茹潘、德加考夫和霍克曼1999年分析了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平行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18]。
他们首先使用Grubel-Lloyd指标把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从贸易总量中筛选出来,通过计算后认为,中东欧国家和欧盟之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量占两者贸易总量的25%~40%,占产业内贸易总量的80%~90%。
他们同时发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产品的差异化程度、经济规模、产品的劳动密集度和吸引外资程度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19];而平行型[15]一般判断标准是:
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将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相比,再根据比值进行预测,如果比值大于1,且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就可以判断出潜在贸易量大于实际贸易量。
产业内贸易则与产品差异化程度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与经济规模和产品的劳动密集度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20]。
霍克曼1996年则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研究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出口绩效。
通过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与其出口绩效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在中东欧国家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当时对欧盟出口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是最高的。
虽然当时出口商品的组成划分与SITC标准[21]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其出口中产业内贸易规模的扩大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出口商品组成中,霍克曼的RCAs指标体系与SITC标准之间的差异程度相对较小。
霍克曼认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则说明其国内正在谋求出口结构的战略性升级,而且在不断淡化“传统”的出口项目。
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也有所表现。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出口绩效之间很强的相关性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正在依靠欧盟完成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
这些国家当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正是依赖与欧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卡特拉2001年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和欧盟成员国1993~1998年的贸易关系。
在这6年里,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们出口到欧盟的要素强度（劳动力与资本之比）这一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东欧国家贸易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南欧国家。
但在90年代后半期,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开始与北欧的一些国家展开了竞争。
一些中东欧国家保持了它们在90年代早期的几种比较优势。
一些比较发达的中东欧国家已经把与欧盟成员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水平提高到欧盟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高度,这在捷克尤为突出。
卡特拉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捷克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具备规模效应和垄断特征。
相反,1996年之后,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却出现下滑。
1993年,希腊和意大利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最大;而到了1998年,奥地利、德国和法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明显超过了希腊和意大利。
卡特拉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比较了两个国家向第三方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
通过研究发现,捷克和波兰向欧盟成员国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趋同,而其他中东欧国家向欧盟成员国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却出现了停滞或分化。
通过对产业内贸易和贸易出口结构相似度指标的分析,卡特拉得出结论:
截至1998年,中东欧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是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已经达到或接近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平均水平和贸易出口结构的相似度,而其他中东欧国家则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
1996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还在持续增大,产业内贸易的对象主要为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等欧盟核心成员国。
如果通过分析要素强度来反映中东欧国家在内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卡特拉发现:
中东欧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
1993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的比较优势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尤其在劳动力技术水平方面;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差异。
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已经向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迈进,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则向资本密集型的比较优势迈进,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较优势却始终在低技术密集型和低资本密集型的档次徘徊,拉脱维亚的比较优势则在低技术密集型和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出现。
（五）“边境效益”和“欧盟效应”对贸易出口的影响
若斯密内2002年从与欧盟成员国接壤的角度实证研究了中东欧国家1992~1999年的经贸发展。
他选择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它们分别是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这些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强于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爱沙尼亚与芬兰接壤,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分别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接壤,而罗马尼亚则不与任何欧盟成员国接壤。
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
首先,5国边境地区并没有呈现相同的地区发展特征,因为它们的经济绩效不仅受到本国经济中心（一般是指该国首都）的影响,而且受到相邻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
其次,与欧盟成员国毗邻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于内地。
这些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一般都集中于比较发达的服务部门。
这些边境地区能够有效地吸引高工资和高技术劳动力,进而不断提高该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这些边境地区往往具有被称为“有效接触区”理应具有的特点。
再次,与非欧盟国家接壤的那些边境地区并没有出现经济过分萧条的局面。
较低的工资水平和与首都畅通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可以保证它们有效地吸引外资,并克服由于距离产生的负面影响。
最后,不管是与欧盟成员国接壤还是与非欧盟国家接壤,这些边境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都会高于内陆地区[22]。
遗憾的是,若斯密内选择的研究时段过短,而且选择的参变数过少,有可能影响预测的准确性。
布奇2001年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与卡明斯基不同的是,布奇把欧盟成员国和中东欧国家一起作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要大于其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他称之为“欧盟效应”。
他同时发现,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它们与欧盟老成员国的潜在贸易量又与实际贸易量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布奇由此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欧盟效应”的存在会提高这些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实际贸易量[23]。
二未来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经贸发展
（一）双方“敏感性产品”的贸易量将扩大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双方“敏感性产品”的贸易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如上所述,布伦顿等学者之所以认为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成员国“敏感性产品”的出口没有受到限制,是因为他在分析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欧盟成员国向这些“敏感性产品”生产领域投入的大量补贴。
由于高额补贴,欧盟成员国很多“敏感性产品”相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具备了某种价格扭曲的比较优势。
以农产品为例,欧盟执行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每年约1000亿欧元,占欧盟全年财政预算的46%,其农业补贴费用是美国的2倍多。
欧盟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萨姆莱德曾认为“:
如果我们研究得出欧盟向中东欧国家现有的出口要多得多……德国向波兰出口的农产品比波兰向德国出口的农产品还要多。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是因为德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比波兰更加便宜,而是欧盟现有出口补贴机制的‘杰作’。
……波兰农产品无法与欧盟竞争,是因为它们获得的农业补贴远远少于欧盟成员国。
”欧洲委员会曾在一份农业报告中也认为,欧盟成员国的农产品较中东欧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才能在与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处于贸易盈余。
实际上,这种“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欧盟对其成员国农产品出口以高额补贴的基础上的。
如果把各国对农产品的补贴剔除后再进行比较,那么,欧盟成员国的农产品就不再拥有任何竞争优势。
当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农产品在“入盟”过渡期满后也将相应地享受欧盟统一的农业补贴。
从这一角度考虑,欧盟老成员国的农产品相对于中东欧国家就不再具有竞争优势。
当它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的时候,欧盟成员国自然会提高从波兰和匈牙利等农业大国进口农产品的数量。
（二）中东欧国家国内政策及一体化协议对贸易量的影响甚大
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8个中东欧国家是中东欧转轨时期市场化改革最富有成效的国家。
目前,这些国家已经或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对稳定。
其实,它们此次能够作为第一批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也是欧盟对其国内经济改革所取得成绩的一种肯定。
根据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入盟”候选国必须具备“承担成员国义务、坚持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目标的能力”。
这被称为“共同体法”（又译“共同体成果”）的标准体系。
这8个中东欧国家能够加入欧盟,也说明他们基本上符合了欧盟“共同体法”的一系列要求。
作者认为,欧盟东扩实质上是欧盟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逐步向中东欧国家移植的过程。
中东欧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更多考虑如何与欧盟现有成员国之间保持协调。
且不说这种制度变迁的远期成本有多大,而就短期来说,国内经济政策与欧盟的不断趋同必然促进双方贸易量的扩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在20个世纪90年代实行国内制度强制性转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扩大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另外,按照一体化协议,这些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过渡期满后,将自动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根据单一市场法令,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壁垒将完全取消,由此也必然进一步促进中东欧国家向欧盟老成员国的贸易出口。
根据作者统计,2002年欧盟候选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仅占欧盟贸易总量的6%左右,远远低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甚至还低于欧盟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
总之,一旦贸易壁垒逐步削减,将有效地扩大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
（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的差距不断扩大
布伦顿等人之所以得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持平的结论,主要原因是没有采用综合数据技术对统计资料进行计算。
由于贸易引力模型对数据的时间跨度要求很高,而中东欧国家在转轨时期的很多数据无法准确统计或统计数据存在失真现象,因此研究时可供选择的数据相对较少（一般都选择1992年以后的数据）。
布伦顿等人的研究由于时间跨度小,其客观性必然值得怀疑。
由此看来,卡特诺采用综合数据技术再次统计后得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潜在贸易量大于实际贸易量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也曾使用综合数据技术,实证研究了捷克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潜在贸易量和实际贸易量,发现1995~2002年捷克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的比值确实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两者之间的贸易潜力的确在不断扩大。
（四）中东欧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演化
当前,欧盟老成员国主要向中东欧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从中东欧国家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例如,作者通过统计最近几年欧盟的进出口商品目录,发现欧盟老成员国当前主要向中东欧国家出口通信设备、测量仪器、电子计算机以及大型运输设备,而从中东欧国家进口服装、鞋帽和橡胶塑料制品。
但是,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较产业间贸易发展更为迅猛。
中东欧国家扩大与欧盟老成员国产业内贸易规模的最大益处是,有利于优化本国国内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内规模经济的实现。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中间产品贸易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五）“边境效益”和“欧盟效应”对贸易出口影响十分明显
新古典贸易理论除了未考虑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还忽略了距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有效地弥补了上述缺陷。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我们自然可以预测,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贸易最活跃的区域无疑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老成员国毗邻的地区。
这些地区由于运输成本低,自然成为贸易的主要发生地。
此外,根据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欧盟老成员国向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
垂直型直接投资的涌入,必然带动边境地区贸易量的扩大。
同时,在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的大量文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边境效益”这一虚拟变数往往与贸易量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欧盟效应”其实也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效应,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的贸易机会,自然会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发展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结论,那就是:
随着欧盟东扩,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由此,我们在谈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给中东欧国家创造贸易机会的同时,自然也会想到与一体化有关的贸易转移问题。
中东欧国家曾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多年来形成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大致相同。
因此,在与欧盟等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竞争关系。
“入盟”后,中东欧国家在与欧盟老成员国发展经贸关系时,相对于中国却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根据“欧洲单一法案”,今后在发展与欧盟老成员国经贸关系时,中东欧国家和中国不可能再居于享有同等待遇的竞争地位。
无疑,这给中国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另一方面,欧盟东扩使中东欧国家在经贸法规、政策方面日益与欧盟趋同。
这恰好为中国同一个统一大市场打交道提供了机遇,但更多的可能是挑战。
例如,欧盟惯用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强的反倾销利剑将为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所采用。
这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必然产生诸多不利影响,甚至成为今后中国与欧盟经贸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
因此,当前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认真研究欧盟东扩可能给中国贸易出口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前采取充分的应对措施,以继续保持对欧盟的出口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责任编辑:
高德平）
（作者单位:
上海国际集团金融发展研究院。
）
注释：
[1]R.Baldwin,J.FrancoisandR.Portes,1995,"TheEasternEnlargementoftheEuropeanUnion"[J],EuropeanEconomyReview,vol.39,pp.474-481.
[2]R.Baldwin,J.FrancoisandR.Portes,1997,"Thecostsandbenefitsofeasternenlargement:
theimpactontheEUandCentralEurope"[R],CEPR,pp.127-176.
[3]H.FritzandH.Hoen,1999,"TheRestrictivenessoftheEuropeanUnion'sTradePolicyT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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