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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差异性与不适应症
刍议文化的差异性与不适应症
摘要：
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把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而且不同社会的文化对其社会成员的人格、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文化的变动也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变化和心理变化。
我国目前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广泛，这种交流、变化必然会在人们心理掀起波澜，从而打破人们已有的心理平衡，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文化不适应症就是由文化的差异性所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反应，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表现可描述为四个阶段。
为克服文化不适应症的影响。
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文化：
差异性；不适应症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2）08－0068－04文化，不仅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所特有的现象而把人与动物相区别，而且它还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生活在此空间下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人格和健康。
文化与心理、人格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而难以道明。
古往今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各自的视角探讨文化与心理、人格、健康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文献回顾在世界史中，社会文化学派和文化人类学派都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对人的影响，社会心理学派的一支——社会文化学派的上将——德国的卡伲·霍妮（1895－1952）。
在她的《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6年版）中指出：
“心理活动是文化的反映。
也就是说，个体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乃是他们所处的文化中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社会上神经病发病率的增加，表明了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条件发生了问题。
”同时，该学派的集大成者，德国的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也认为，社会通过它的“过滤器——三种文化因素：
语言、逻辑、禁忌来塑造社会成员的性格和潜意识。
”其主张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决定着人格。
“病态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西方病态的人格性格。
而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的杰出人物，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富尔顿·本尼迪克特（1887－1948）和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去阐述文化对人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
“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抗的两极。
社会文化提出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
……文化贫脊，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个人便可以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
”她强调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但也不否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其自主性。
她多次申明：
“具有某地文化经历背景的人类学者中，没有一个曾经相信，个人不过是一些机械地执行其文明指令的自动机。
”而被称为人类学“创业之母”的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07－1978）在其名著《来自南海》（此书由1928发表《萨摩亚人的成年》、1930年发表的《新几内亚区儿童的成长》和1935年发表的《三个原始部落》的三部曲组成卜一书中，通过对上述原始部落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
“诸如青春期危机等原先我们一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的某种反应。
……所谓男性与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其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反映。
……?
”上述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格特征，不存在什么永恒的超文化的人格特征。
不考虑特定社会的规范，就没有人格的变态与常态之分。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就文化的变迁提出一个专门的理论，即“文化堕距”理论（couture－lag），这个理论认为：
“由相互依赖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化时，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
一般来说，‘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奥格本称之为适应文化）发生变迁。
而在非物质文化中。
一般又是制度文化首先发生变迁，然后是风俗、民德的变迁，最后才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
由于各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不一致，不同步，而导致它们的变化产生差距，造成各部分之间不平行、错位，因而引发出社会问题。
”就中国国内学者来看，王净认为，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人体与人类，文化因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哲学、宗教、风俗、道德、音乐、教育等文化现象都与健康有关系，而且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徐一峰在《文化与健康》一书中，也从各个文化现象考察了文化的医学健康功能。
岱年、方克立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价值整合的功能，滋养了中国人民追求和谐、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以及精进、务实、宽厚的精神风貌。
翟艳丽的《风俗、信仰和健康》一书，也说明了文化与健康之间的联系。
此外，国内有不少学者还专从宗教文化角度考察文化与健康、人格的关系。
比如，杨彦春、段明君在《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复习和回顾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宗教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宗教文化在心理疾病的发病及康复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使个体脱离现实进入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表现出异常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使个体系统走向进一步的发展成熟，达到更进一步的人格成熟和更良好的社会适应。
张敬悬等人在《宗教文化与心理卫生》中通过宗教文化与自杀、宗教文化与禁欲、宗教文化与精神疾病、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考察认为：
宗教与自杀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又十分复杂；宗教的禁欲主义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曾产生过诸多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对现代社会所谓的“性解放、性自由”所导致的各种疾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尽管宗教与精神病理症状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的观念不尽一致，但关于宗教的变态的禁欲主义对精神病形成的影响已被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心理调节的功能，宗教的信仰治疗与世俗的心理治疗相互渗透，宗教教义和宗教理论与心理治疗相结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释淳法和刘凤珍在《佛教与心理健康》中力图从佛教文化中寻觅出关于道德修养和心理净化的理论资料，佛学中的这些有关自我修养的理论，有利于培育人的健康思想、健康人格和健康心理。
对于心理障碍患者和心理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来说，具有针对性和启示性。
曹剑波在《道教心理健康指要》中，也力图充分挖掘道教文化中丰富的维护心理健康的宝贵资源为社会人群提供帮助。
邱鸿钟从医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宗教与医学的关系。
总之。
他们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人们身心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文化与人格、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影响着人类的健康；而且，不同社会的文化对其社会成员的人格、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
文化的变动也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变化和心理变化。
我国目前处于改革开放社会大变革时期，这种改革开放和社会大变革不仅使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即我们的“物质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与变化；同时，又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广泛，致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心理的剧烈冲突，也必然在人们心理掀起波澜，从而打破人们已有的心理平衡。
而引发多种问题。
二、关于文化的概念那究竟什么是文化?
古今中外，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对文化有不同的界定。
其中，对文化概念阐述最精辟的还应属克莱德·克拉克洪（?
lydekluckhohn），在其著作《人类之镜》中论述文化概念的一章里，用了近27页的篇幅给文化界定了近几十条的概念。
依次将文化界定为：
“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一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赏予；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
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权利化的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沉淀物；12、最后，出于绝望，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
”尽管提出如此之多的文化概念，却没有一个概念能把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全面地描写尽。
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c，1926－）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主张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
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
于是，我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笔者认为，对文化的界定和理解。
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某一种行为或符号或其他。
文化是一个有层次有系统的体系，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也有不同的内涵之别。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就有不同的结论。
若单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学科去界定、去把握，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全面。
因此，要理解文化的真正内涵，应该站在一个整体的全面把握的高度去理解，层层剥开，才能真正把握文化的精髓，而不能只从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层面、某一个角度孤立地去考察。
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同民族的人们，不同群体的人们，不但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也有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美洲大陆的人们和亚洲大陆的人们就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同时对文化也有不同的见解；同样地，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或日耳曼民族，不但有不同的文化，也有各自对文化的理解。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内、同一群体内，也存在文化的差异和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就有对文化理解上的差异。
而同样是人文学者，哲学家、历史学者、社会学家……，对文化的界定和见解也不尽相同。
总之，对文化的界定和理解，因个人的文化水平、体验不同而有不同。
文化是一面多棱镜，从各个角度都能放射出它的光芒。
上述各个群体对文化的界定和理解都有其可取之处，但又都不是全面的。
因而，我们应从全维的、全方位的、整体的角度，把文化放在宇宙中、放在历史中、放在社会中去理解、界定和把握。
在此，笔者拟给文化下一个定义：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并由人类所共享的，通过实物和人的活动所体现以及由人的社会化所传承下来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因素的成果综合。
三、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性。
对于文化的共性，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化元素、文化丛、文化模式”三种结构组成，都具有“整合、导向、传续和维持秩序”等功能，都是人类创造的成果，都由人类群体所共同享有的。
且都具有象征性、传承性和延续中的变迁性。
它们都通过一定形式如文字、符号、语言、手势等表现和传达。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道德、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同时，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体育运动、音乐、服饰、建筑、饮食、风俗、习惯、规范等内容。
由于文化具有很大的共性。
国与国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才成为可能。
在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地域、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乃至各群体之间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交往。
这种交流导致各种文化交织和交融在一起，相互之间汲取养分以补充和发展自己，才产生我们今天如此丰富灿烂的多样文化。
但与此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和差异性，这种特殊性和差异性不仅表现在上述共性中的具体性，还表现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
每一种文化都与其所属地域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或者说，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都是一定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每一种文化有着自己特色的与别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价值理念、风俗、习惯、规范、象征意义等等。
比如，在饮食餐具方面，西方人习惯用刀叉，而我们中国人则习惯用筷子。
这些差异没有好坏优劣之分。
它是不同群体和族群分野的标志。
但是，文化差异性容易引起文化震惊和文化不适应症。
四、文化震惊与文化不适应症关于文化震惊，郑杭生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说道：
“文化震惊，即英语中所说的cultureshock，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
例如，1979年以来，我们结束了过去多年的封闭政策，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当外来文化涌人中国时，国外的服装、生活方式、高消费、高收入等都曾在国内引起文化震惊。
”接着又说：
“文化震惊不仅发生在民族之内，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也会发生。
”笔者认为，文化震惊似乎不能很好地来表达生活在一个文化中的个体，初次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所属地域中所产生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混乱和不舒适的感觉。
因为，文化震惊从方向上表示外来文化传人某一文化地域中，使后一文化中的人们产生心理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在这里，文化中的人们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化模式所属地域。
而对于一个个体初次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所属地域中，这个个体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所属地。
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也用文化震惊来表达，使人们很容易对此产生混淆。
因此，对于后者有必要采取其他方式来表达。
笔者受中国民间所说的一个个体初到一个地方所产生的水土不合（因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引起的身体上的不舒适感，如头晕、呕吐、无食欲、皮肤过敏等）的启发，把这种个体初到一个新的地方因文化上的差异所引起的精神和心理上的不适、焦虑、不安、别扭等症状，称之为文化不适应症，或者称为文化不合。
文化震惊，在英语上被称之为cultureshock，而笔者把文化不适应症译为discomfortofcultureunadaptation。
在kalverooberg的“cuhureshock”著作中，其将cultureshock的症状描述为四个阶段。
笔者受其启发，也尝试着把文化不适应症描述为四个阶段。
这些阶段在一些个体身上表现得较明显，在另一些人那里就不一定表现得很明显。
但不管如何，它说明文化的差异会影响个体的心理活动。
这四阶段可以描述为：
当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不熟悉的文化氛围之中，在第一阶段的头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个体都会对新的环境产生好奇，并对陌生环境中的人们表现出友好与和善。
这种蜜月式的时期，可能会持续几天或几个星期，甚至半年之久。
但也有的人一到一个新地方便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和感觉。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那里的环境。
如果这个个体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会被当作高贵的客人，受到东道主的尊敬和特殊的礼遇。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这个个体将会大谈特谈对东道主的致谢和相互之间的亲善与友谊。
但是这种心理不会长时期持续下去，假如这个人在那里呆得时间较长而又很难适应这种生活环境，于是这种不适应便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以故意的、富有挑衅性的态度为特征。
这种敌意的态度明显来自于这个个体在自我调整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
这些困难包括交通不便、语言不适、生活习性不合等，而这些不便其实并不是东道主的人们所造成的。
结果，这个个体会说：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文化不适应症的第二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疾病的危险期。
如果能从困境中走出来，那么这个人将能继续呆在那里，并且与当地的人们友好相处，而且会开始敞开心扉面对当下的文化环境，“即来之，则安之”心态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这样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此人仍然会遇到困难，但却抱着“这是我的问题，我必须忍受它”的态度，并通常对东道主抱着崇敬的态度，从而处于自我恢复的过程中。
在第四阶段，这个个体的自我调整会尽可能地好起来，开始把东道主的各种习俗看作是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同时也渐渐地适应这种环境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正常生活。
伴随着这个个体完全的自我调整，不仅接受这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在享受着这些地方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了。
当其有机会请假回家时，他或她甚至会给自己的亲人带一些具有该地特色的物品回去。
假如是永远地离开。
通常还会怀念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已熟悉的人们。
文化不适应症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但在不同个体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这种不相同往往取决于文化不适应症对这个个体的影响程度以及个体的适应能力。
五、文化不适应症的对策与建议文化不适应症可以表现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不适应、城乡文化之间的不适应、中西文化之间的不适应、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不适应、不同职业行业文化之间的不适应等：
通常会发生在新生、新兵、新职员、游客和进城的农民工及留学人员等人身上。
在心理学上，有的学者把这种不适称之为心理不适应。
其实，心理不适应的根源还在于文化上的不适应，是文化上的不适应引起心理上的不适应。
我们了解了文化不适应症，就应帮助别人和学会自我调整来面对这种不适应症。
首先，对政府而言，一方面，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特别是对于没有亲属在身边的流动人口要给予主动积极的帮助和支持，建议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岗位为流动人群提供各种急需特殊的帮助，诸如语言障碍、饮食不合、交通不便等，特别是心理方面的慰籍和疏通。
同时，发挥社会工作的职业功能，增强社会工作及其工作者服务流动人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加强对流入地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让流人的人口能够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以促进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接触、了解、交流，使他们互相之间能够建立起比较正常的交往和互动，由此促进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帮助。
其次，对社会而言，要充分发挥社会民间组织服务文化调适的作用。
各种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组织的协助者，拥有着灵活的组织结构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国内外的各种文化交流、国际交往、经济合作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政府分担了不少工作。
同样，民间组织在文化调适方面，也起到政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为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各类民间团体在文化调适方面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为个体在文化调适方面提供应有的服务和帮助。
再次，对个体而言，应事先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杂志、互联网等方式查询流入地的相关知识和常识，做好对流入地的充分了解和认识。
做好心理、思想、技巧和知识等方面的准备。
同时，最好能够在流入地找到能够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亲人或好友，做好事先联系和沟通，有他们的帮忙，就可以解决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另外，还应学会掌握一些自我调适的方法和技巧。
在遇到不适应的时候，学会自我调适自己，使自已尽快在短时间内适应流入地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具有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意志。
只要我们具有顽强的毅力。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迎刃而上而将其克服和化解。
总之，文化不适应症说明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也影响人们的健康。
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但不足为惧。
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它。
了解它，主动认真对待它，就可以被我们所调适并为我们所克服。
责任编辑 文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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