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界病了症状如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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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界病了症状如下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中国科技界看似发展很好，不断有科技成果涌现，有的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发展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但是，中国科技界真的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不管是危言耸听，还是警世危言，今天就给大家指出十五个已获得中科院的院士及相关研究人员证实的问题。

已经有科研人员表示：

中国科技再这么玩下去，就真的没戏了。

为什么会没戏？

原因很简单，现在的世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以及重大技术突破方面，都缺乏我们的身影，或者说缺乏能让国际同行承认的成果。

我们说是有新四大发明，支付宝、共享单车、二维码这些，可是这些真的是我们自己原创发明的吗？

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国内科研界盛行“跟班式科研”。

这种科研的特点就是，只知道蹭国际科研热点，亦步亦趋地进行研究。

这种跟班式研究带来的后果就是：

一切以论文发表数量为准，论文发表的越多，就证明成果越大，能力也越大，于是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真正做学问研究的于是就被闲置冷落。

我们国家科研界的第二个问题是，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果。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但这一点在我们的科研界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大家都只看重论文数量。

如何在当下的环境中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是其中的一个潜规则，按照这个路数来，理论的突破成果就有了。

显然，这样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久而久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基础研究了，都去搞速成研究了。

搞偏了科学研究的方向，不仅误人子弟，还误国误民，让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由此产生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哪个领域热门，科研工作者就一窝蜂地去搞那个项目。

就像搞航空材料的，现在大家都去搞纳米材料研究去了，少有人搞钢材研究，原因就是纳米材料发表文章快，而能发表几篇文章又与科研工作者的利益紧密相关。

于是在利益导向下，纳米材料研究大热，钢铁材料研究大冷。

关于这一点，中科院的李振斐研究员也证实了。

进而产生第四个问题，一个原本完整的学科体系被打乱了，到最后就是青黄不接，学术传承方面存在着断层。

我们科研界很少有机构能拿出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去允许一个科研工作者不发表论文的，这是我们与国外科研同行的最大差距所在，也是最大短板所在。

人才断档问题已经出现在很多科研机构身上，包括国家级重点科研机构。

例如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王俊七年来只招到一名博士后，严重影响了相关科研的进度和质量。

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距离国际上承认的重大科研突破越来越远。

第五个问题就是，由于一切以论文为导向，结果在科研基金申请方向存在明显不公平现象，特别是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这两块，相信国内的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有过深切体会，论文难倒一片人。

在科学基金评审这一块，现在是热点话题比冷门话题更受欢迎，也更容易申请到基金资助。

第六个问题就是，在基金评审这一块，受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缺乏明确的标准。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凡是与评审者有利益冲突的，一律被毙掉，被刷下来。

在这样的氛围下，产生另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国内科研界普遍缺乏科学鉴赏力，对科研项目的价值缺乏真正的认知和理解。

现在科研工作者很难集中精力去搞科研，都去开会和拉关系了，中科院的许琛琦研究员对此深有体会。

第七个问题是，现在的科学院士大多成长于这样的氛围中，并得到足够的实际利益，会不自觉的维护这个机制，排斥不同意见。

久而久之，我们国内科学家就是在一种利益化氛围下进行科研，等到可以不用为利益而科研的时候，黄金年华已经过去了。

可以说，利益化研究损害的就是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让他们的才华白白被浪费，这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之所以不能出成果，是因为已经没有年轻人的那个创造力了，而年轻科学家有创造力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条件可发挥，甚至会被压制。

如果年轻科学家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那只有一个结果——被淘汰出局，科研生活宣告结束。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的科研水准不升反降，而且是在加速下降！

第八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有颠覆性科研成果出现，这一点是前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说的。

何为颠覆性创新？

徐匡迪院士提出了两个标准：

正因为我们在科研上缺乏颠覆性创新，所以我们没办法产生自己的马斯克。

何为颠覆性创新？

徐匡迪举了马斯克的SpaceX火箭例子。

马斯克之所以能搞出私人火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不用写论文，也不用去报审基金资助，他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这显然是我们当下科研工作者想做而做不到的。

这就是“徐匡迪之问”：

为什么那么多钱投下去，就是没有砸出创新成果？

作为院士，徐匡迪看到了问题所在。

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除了缺乏颠覆性创新外，第九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科研带头人不能固定研究方向，总是在频繁更换研究方向。

第十个问题是，很多国内科研机构只根据帽子来衡量人才。

中科院的邵建达表示，这样让工程技术类研究员很吃亏，因为他们缺乏论文支持，于是也就没有相应的帽子加持。

第十一个问题是，公立科研机构由于给到研究人员的收入太少，仅为私营科研机构的三分之一，这让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纷纷跳槽。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杨伟波研究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十二个问题，我们国内很多科研机构投资只重设备不重人，这一点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倪福弟也有指出。

第十三个问题，预算太死板，跟不上科研的需求，这点获王俊研究员的证实。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的陈江野研究员也抱怨了这一点。

第十四个问题，科研成果的投融资渠道不畅，让科研成果无法及时商业化，以产生更多的效益。

第十五个问题，科研机构无法更好的吸引社会资本力量，以至于无法弥补资金缺口，这一点同样获得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倪福弟的证实。

当中国科研界存在这十五个问题，并获得相关院士和研究员的证实时，我们没办法不认为，中国科技界已经病了，而且病情正在加重。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科研机构健康发展，科研人员专心做自己的研究，让我们国家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居里夫人、海森堡……

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