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新时期中美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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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新时期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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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上）
2010-09-15 ——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思路
内容提要：
知己知彼是处理好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前提。
“知彼”意味着应该充分了解美国的核心利益并避免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知己”意味着应该明确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的自强追求。
目前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现状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以至于陷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新的政策措施往往屈从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和国内利益集团的投机要求，从而进一步背离中国所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根本目标。
为了及时扭转中国经济和社会滑向系统性危机的趋势，我们需要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制定出处理好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对策，同时，按照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标准和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全面调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村发展政策和城乡流通领域政策，使中国经济和社会逐步转入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轨道。
第一部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的自强追求
中美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之间最主要的国际关系，但是，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并没有在中国手中。
这是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这种格局之下，中国政府必须牢牢把握处理国内问题的主导权，并在此前提下，围绕着实施正确的国家战略，主动调整国内经济关系和产业结构，从而使中国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如果中国政府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丧失处理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主导权，同时，美国利用中美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操纵着中国的内部关系并不断地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中国将面临着极其被动的局面。
这种被动局面主要表现为，如果顺从美国的意志则丧权辱国；如果逆其利益则可能爆发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
从目前的局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了这种尴尬和被动之中。
知己知彼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之所以陷于尴尬和被动，原因在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
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核心利益在不断地演化。
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远远超越了二百年前追求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目标。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维护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上升到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
从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为了巩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
因此，任何挑战美元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
美国对此决不会视而不见。
遗憾的是，中国在基本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试图以人民币挑战美元。
当前，尽管人民币有了一定的国际信用基础，但是，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美元储备。
因此，以人民币挑战美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美元储备挑战美国的美元地位。
在此情况之下，人民币挑战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本身。
人民币挑战美元的政策后果是暴露了中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意图，但是对美元却不构成任何威胁。
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还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
基于这一现实，中国应该默认美元的国际地位，谨慎发布人民币挑战美元的观点和政策，不再公开地、直接地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
在目前的状况下试图挑战美元，属于不了解美国的核心利益，属于“不知彼”的表现。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不仅需要“知彼”，而且需要“知己”，尤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全局的高度和长期生存发展的角度，充分了解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
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是什么？
对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知己”的试金石。
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不是GDP和GDP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1840年之前中国GDP远超过现在的比重而达到当时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逃脱战败国破、赔款割地、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也不是各级政府追求的GDP的增长速度、更不是众口一词的所谓城市化、城镇化和“世界工厂化”，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衡量标准是：
1、每一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可以提供各个产业部门开展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机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过设立A股国际板等输出国内居民储蓄而为境外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对照上述标准，中国哪些行业和部门已经达到或正在达到这些标准？
还是相反地远离或正在远离这些标准？
中国已经是产品的“世界工厂”，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世界工厂”，但是，“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已经达标，并不意味着工业现代化已经实现。
伴随着无序的对外开放和盲目的招商引资，海外跨国资本乘机迅速完成了中国诸多工业部门的“斩首行动”，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被外资控制和肢解，核心技术和市场网络已经控制在海外资本手中，而中国的大部分产业离上述工业化的内涵越来越远。
这正是威胁着中华民族长期生存发展基础的致命问题所在。
当我们偏离了工业化的目标和工业现代化的内涵而去追求世界GDP排名、追求经济增长率、追求外汇储备、追求城市化和城镇化扩张、追求人民币挑战美元之时，我们已经偏离了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遗忘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人追求的工业装备自强的目标，沉陷于价值迷失、目标迷失、使命迷失的状态之中。
我们追求浮华、崇尚浮夸，自视甚高（GDP世界第二），其实毫不“知己”。
可见，达到“知己”的境界所要求的智慧决不亚于“知彼”。
反观美国对华政策可谓“知己知彼”、攻防兼备、循序渐进、始终如一。
美国国会、政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上下配合，在中国有条不紊地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到流通、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从商品定价权到货币发行权展开渗透、瓦解、操纵和控制的活动。
他们没有对人民币挑战美元的言论、提议和政策动作提出反击（在美国看来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属于天方夜谭），而是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政府采购、自主创新、市场开放等等对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
他们知道人民币无法抗衡美元，但是，控制中国的市场空间、打击本土资本的创新能力、抑制装备技术的进步、转移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削弱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才是阻止人民币挑战美元、维护美元全球第一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
海外资本已经有效地把中国的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从产业实体部门逐步驱赶出来，并将这些资本驱赶到房地产领域、虚拟经济领域、奢侈品消费领域和海外移民市场。
我们的装备工业甚至无法为地处南部新疆轮台县的民营企业提供加工果酱的自动化生产线。
中国的本土资本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本土遭遇了国际竞争，遭遇了国际资本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走进各地沃尔玛和家乐福的超市货架，民族品牌产品的比例不断在下降。
宝洁洗发水的市场份额居然高达70%。
这种现象即使在所谓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都难以想象。
但是，这却构成了中国各地无序开放模式的主要特色。
这种以追求“世界工厂化”来代替工业现代化的模式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更谈不上成功的先例，在现实中也没有找到成功的踪影。
美国兰德公司已经预测到20年之后中国将再度陷入贫困和混乱。
中国经济政策的摇摆和跟风源于价值、目标和使命的迷失。
当西藏、新疆、黄海和南海重新燃起硝烟，已经预示着现行发展模式的终结，于是，反思和调整成为当前的主题。
第二部分解决中美经济冲突的主要策略
当我们看清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并看清了美国主导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的情况之后，当我们重新认识到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始终在追求实现工业化、而现实状况却离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甚远的情况下，中国需要避免与美国核心利益的冲撞；需要抗拒GDP、增长率、工厂化、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招商引资等等短期利益的诱惑；需要顶住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各种压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并保护好国内市场的；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经济资源，重新聚焦于新时期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迅速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
为此，围绕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千秋大业，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内经济政策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应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在国际政治言论和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避免人民币直接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不要试图与日本、韩国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来推行所谓的“亚元”从而谋求削弱美元在亚洲的地位；不要为争取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点无关紧要的话语权而付出太多的代价和承担太多的责任，更不要试图利用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挑战美元。
第二、不要因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因素被动地增持美国国债，也不要因为美国国债行情看涨而主动地增持美国国债。
目前，美国国内的税收收入只能维持它国内的各项支出，而美国海外庞大的军事支出则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维持。
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发行国债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元来维持海外的军事布局，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合围。
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并寻求机会逐步抛售美国国债，是一种减轻美国对华军事压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
我们不选择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我们一定不能在资金和资源上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合围和挑衅。
第三、利用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
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海外资产贬值、必然导致热钱在国内升值并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必然导致在华跨国企业更具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国企业进口国外配件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挤压本土资本生存空间等。
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只能利用汇率之外的其它手段：
1、取消所有对美出口补贴。
2、通过提高国内资源价格（如水、电、煤、油、矿产等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提高出口产品成本，有效保护本国资源。
主动提高资源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必须与通货膨胀在概念上区分开来。
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前一类的涨价是价值规律使然，后一类的涨价则是货币超发使然。
3、进一步减少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出口配额，大幅度提高各类矿产企业的环保标准。
矿产企业的环保投资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际标准。
目前，国内矿产企业的环保投入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4、主动提高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根据出口产品的资源消耗情况和重要性确定出口关税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有利于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从而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
2、有利于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带的资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国因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原油就达到每年3亿吨）。
3、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堵住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4、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并由此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对人民币的占款，从而减少美元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使中国货币政策可以走向独立自主。
人民币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扰和操纵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的重要条件。
5、可以取得正当的理由抛售美国债券，不再影响中美关系。
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逆差的出现，人民币不仅没有升值的压力，而且可能产生贬值的趋势。
海外热钱将闻风而逃（此时，应该注意：
在人民币贬值到位之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挡住热钱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币贬值的趋势）。
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热钱的撤离，中国需要大量美元用于支付，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售美国债券。
如果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则可能被美国理解为中国的不友好；相反，如果因为贸易逆差和热钱出逃而被动地减持美国债券，则显得顺理成章，甚至美国因此不再担心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了。
第三部分全面调整各项经济政策、发展自主创新型经济
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必然造成出口的减少和与出口有关领域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对外政策调整必须制定出相应的国内政策进行配套，以便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变。
这个转变意味着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开始从“佣人经济”向“主人经济”的转变。
为了理顺中美经济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国内就业，化解转型过程中的增长压力、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中国的对内经济政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1、各级政府和企业必须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涵，改变空谈的现状，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几十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始终漂浮不定、内容始终变化不断。
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坚持外延型型扩大再生产”到“发展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发展内需拉动型经济”，可以发现，发展方式一直在改变、宏观经济一直在调控、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途径。
因此，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内容和途径，并纠正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个目标：
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是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和“开发区化”、把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城镇化和房地产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二条途径：
一是让本土资本拥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主导权，并利用技术创新主导权开展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二是让本土资本能够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渠道和网络，从而能够拥有原材料采购定价权和产品销售定价权，并利用流通领域的定价权提高产品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是五个方面：
其一，本土资本主导或控制着国内所有的产业部门；其二，主要的产业部门拥有国内技术话语权甚至全球技术话语权；其三，主要工业原材料的采购和主要产品的销售，拥有拥有国内定价权甚至全球定价权；其四，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其五，国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拥有可持续的良好的经济回报。
迄今为止，全国上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以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沦为空泛无物的党八股口号。
我们需要在明确了经济发展转变的目标、途径和内容的前提下，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和政策、开展产业投资和结构调整。
2、通过加大投资，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中滞后的产业部门来增加社会就业。
目前中国发展最滞后的地方是农村、最滞后的部门是农业、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农民。
我国学者蒋庆在贵州乡村感叹道：
“我也没有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详见李响的《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文化纵横》2010年8月）。
面对这种局面，有关政府部门试图投资5万亿发展所谓新能源产业，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如果正视现实，可以发现，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造成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而且使中国未来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
长期来看，“三农问题”不仅属于直接影响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且属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稳定问题。
与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联邦的财政资源不是倾注于“铁公基”和所谓的新能源，而是倾注于农业部门和军事部门，以此获得全球农产品话语权和全球能源话语权。
农业同样是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美国工业体系的基础、也是美元的信用基础之一。
美国农业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效率的石油农业，其生产的产品和转基因种子属于非绿色、不健康、环境隐患巨大的产品。
中国既没有条件发展美国式的石油农业，也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资源和耕地去生产低附加值的工业品来进口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应该支持美国的农业产业集团打败自己的农业产业和剥夺本土的农民。
中国必须放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步伐。
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大量耕地撂荒或被挤占、农业资金转移到城镇房产等领域，另一面造成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治理压力增大、教育卫生医疗压力增大。
大豆、玉米、大米已经开始依靠进口。
中国粮食和油料作物开始依靠进口，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是建立于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楼，随时可能坍塌。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种因果关系，其中，工业化是因，城市化是果。
假如背离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而为了房地产商利益、建筑商利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而大跃进式地盲目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那么，中国必将逐步陷入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
其实这些危机已显端倪。
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偏差。
我们把追求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误读为那些缺乏核心技术的世界工厂化、房地产化、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自由开放化。
现在地方政府高举着城乡一体化的大旗，怀着增加土地财政收入、大搞政府形象工程的企图（实际上，多数政府形象工程就是“洗钱工程”），试图通过消灭农村、消灭农业、消灭农民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
这无疑是自私、短视、后患无穷的做法。
解决“三农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商业机构必须停止一切掠夺农民、破坏农业、消灭农村的做法，同时，应该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等政策措施来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变农业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场解散农村生产组织的“去组织化”改革，而不是一场以新的生产组织替代旧的生产组织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是农民重新成为无组织的个体。
随着农业市场的对外无序开放，中国农业部门已经面临着毁灭性的不公平竞争。
农民无组织、农业无保护、农村无宜居的现状，怎么可能形成与全球四大粮商和孟山都等国际公司进行竞争的竞争力？
怎么可以避免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被海外资本控制的命运？
怎么可能能够形成中国农业的自主权？
怎么可能为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前提。
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需要改变现有的农业补贴模式，即取消现有的“国家—农民”的补贴模式，改变为“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以农业合作组织代替农民个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
（2）利用农业合作组织兴修水利、改善土壤、保护环境。
我国农村水利失修、土壤恶化、环境破坏与农业“去组织化”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那么，国家用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方面的财政拨款势必更多地将转变为项目承包商的收入，同时留下一大批的豆腐渣工程。
历史已经证明，存在农村合作组织的情况下，国家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可以办大事；解散农村合作组织之后，国家花大钱却难办事。
这就是有组织与无组织之间的差异。
历史上，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功和早期工业化的成功，其根源在于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未来中国因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工业化中断，其终极根源也在于“三农”的“去组织化”。
因此，应该在恢复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本土农业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的扶持与投入，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修复和建设水利设施、保护好耕地和环境，同时，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3）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为辅，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渠道，投资成立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覆盖全国农村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农副产品采购连锁企业、日用品零售连锁企业（农村超市）。
全国性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必须控制农村主要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销售，通过农村的渠道控制来有效阻止海外各类转基因种子在中国的传播。
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清楚，在农业武器化、粮食武器化、种子武器化的时代，控制粮食和作物等种子的传播权比控制土地的所有权还要重要。
只有利用本土资本的力量控制了农村各类商品的采购和销售的渠道，才能控制农村市场，才能避免海外跨国资本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才能落实中央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才能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才能提高中国农业的定价权和竞争力。
当本土的优质大豆产业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打垮，当国内玉米产业正在重复着大豆产业的命运，当国际跨国资本开始落子布局和控制东北、华北和中原等中国传统粮仓，当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对跨国资本的错觉和对农业战略地位的无知，还等同于十六世纪美洲印第安土着酋长对待那些手持彩色玻璃珠用于交换他们的土地、珠宝和香料的西方侵略者的认知水平，中国农业正在走向深刻的危机之中。
中国的广大农村是被国家资本和国资委遗忘的领域，这一情景正如当年广大的农村被蒋介石政府遗忘了一样。
当海外资本开始重复着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谁将失去中国经济的永久控制权呢？
答案不言自明。
各级政府应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常识而摆脱类似于土着酋长的蒙昧，政府必须觉醒，国资委必须觉醒，央企必须觉醒（当中粮集团旗下的企业还在投入巨资在城市争当地王的时候，正说明一些央企已经丢失了它本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国有资本必须大规模进入农村和农业。
这本身也是新时期内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客观需要。
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要求国家资本“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农业就是重要行业，农村就是关键领域。
国家资本必须首先投资、整合、建设和控制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渠道、全国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渠道、全国农村日用工业品的零售渠道等“三大渠道”。
现代互联网技术和连锁经营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全国性的流通网络建设。
这是国家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产业和农村领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全国性的农村“三大渠道”建设有利于扶持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生产企业的有序发展，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有利于优质良种、无毒低毒农药、先进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有利于避免海外资本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有利于提高支农、富农政策的落实，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全球话语权和定价权，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国家资本的保值增值。
如果把投入于外贸出口和海外债券的各种资源转投于中国的“三农”领域，那么，将带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其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4）通过农村“三大渠道”的建设，借助现代信息化的产品识别技术，建立农副产品差异化的定价机制，提高农民收入。
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水质、污染度、种子（非转基因种子或转基因种子）、施肥（有机肥或化肥）、防虫与种植方法（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等因素，决定着相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产量和不同的品质。
因此，需要建立起差异化的农副产品识别体系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
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需要从目前的产成品终端管理模式（即“终点管理模式”）转变为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和终端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即“全程管理模式”）。
这样才能彻底克服目前广泛存在的大米、食用油、乳制品、猪肉等食品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
全行业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就是产业危机和政府监管危机。
国有资本为主的本土资本必须控制全国农产品的采购、仓储、运输、销售等渠道，同时，将全国各地不同的农业合作组织和各类生产企业，组织和控制在全国性的不同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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