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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弥史钩沉
多弥史钩沉
内容提要：
多弥，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
《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滨犁牛河，“役属吐蕃，号难磨”。
本文据此，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国或南部族，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湳”等羌。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族联系在一起，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
此名可能为其它族人对其的称呼，“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
其次，吐蕃征服“南国”，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之间。
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
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故2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
唐末至五代，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其中杂有“南”部族，故其得名之由，除其因居地在“南山”外，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关键词：
多弥南国吐蕃
一、多弥即“南”国
在中国汉文史籍中，曾记隋唐时期西北地区有一名为“多弥”的部族或小国。
如《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记苏毗之后，有“多弥”一段较为完整的记载：
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
贞观六年遣使朝贡，赠遣之。
此云多弥为西羌，即与白兰、党项、苏毗等羌同源；居地“滨犁牛河”，即在今青海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一带，[1]大致在苏毗之东北。
其实，早在隋代就有了关于多弥的记载，《隋书》卷八三《附国传》记：
在附国东北“往往有羌：
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
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
”内当迷，应即多弥之异译，其方位大致与上述滨犁牛河相近。
又唐代杜佑撰《通典》卷一九○《吐蕃》内记：
“其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
”内“弥多弥”，即多弥。
唐释道宣撰《释迦方志》卷四记唐使赴印有三道，其一曰东道：
“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
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
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随互市地也。
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
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
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
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
又南少东至吐蕃国……”此记“多弥国”即多弥，大致在白兰之西。
此外，《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记：
开元十七年左右，“吐蕃令曩骨委书塞下，言：
‘论莽热、论泣热皆万人将，以赞普命，谢都督刺史：
二国有舅甥好，昨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故失飀，此不听，唐亦不应听’”。
内昨弥，即多弥；不弄羌，即指白兰。
同书卷四十《地理志》鄯州条鄯城下注“唐蕃古道”记：
“……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
又经犁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
”西月河，即今青海雅砻江上游之札曲；而犁牛河即金沙江上游之通天河。
此与上引《新唐书》云多弥“滨犁牛河”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从上引汉文史籍，仅知多弥原为西羌，居地在今青海通天河一带，为唐蕃古道所经地之一，且较早为吐蕃所征服。
贞观六年，多弥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向唐朝贡，后吐蕃征服该地，一度成为吐蕃与唐朝争夺的对象。
在藏文文献中，是否也有关于多弥的记载呢？
据上引《新唐书·西域传下》多弥条记，多弥“役属吐蕃，号难磨”，而难磨一名，恰好是吐蕃时代藏文文献中提到的“南”国之对音，即是说，多弥即南国。
关于藏文文献中提到的“南”国的发现和研究，其功首推英国学者F.W.托玛斯。
原来，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卷子中，有一份是写于公元8—9世纪的、用古藏文书写的一种近似藏语而尚未确知的语言，经托玛斯研究，定名为“南”语。
为此，他撰写了一部长达400多页的专着：
《南，一种汉藏边境的古代语言》。
据陈宗祥、王健民撰《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说：
这个手卷本身的确并没有自称为Nam的记载，托玛斯的根据是：
“1925年在他整编《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集》时，看到《于阗教法史》记载的浑末王与于阗王通婚的事实，才知道藏区东北曾有个叫做‘南’的邦国存在。
1928年，他曾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发表的短文中谈到，在藏文古写本里，‘南’语、‘南巴’国之名曾出现过两次，‘南地’人出现一次；在佉卢文中又看到Namtig’a这个名称。
这与斯坦因劫走的藏文古写本中有关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的卷子中所引用的一些名称是相同的。
因此，得出这些民间传说是自南语译为藏文的结论”。
早在1948年托玛斯论南语的着作出版后，我国着名学者闻宥曾在《通报》第四十卷发表了一篇评论。
到1981年闻先生在《民族译文》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所谓南语》的论文。
文中说，托玛斯认为：
“由于同时发现藏语文献里有青海一带的传说，所以操这种南语的可能是中国古史上所称羌人的后裔。
其所以得名为‘南’，可能是指南凉国的人名。
南凉的‘南’可能是‘南山’的简称；而南山的‘南’字又可能是藏语gNam的音译”。
闻先生对托玛斯氏所谓操南语的人得名于“南凉”国人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以为“南凉”的“南”是后人所加的国名，其国统治者秃发氏为鲜卑族，与操南语的部族无关。
但他认为，托玛斯认为南部族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是可能的。
汉文文献所记古代西羌中确有称为Nam的一支。
如《后汉书》卷八五《西羌传》记有“卑蔇湳”、“离湳”羌，《新唐书·地理志七》所记之“钵南”部羌，两《唐书》之《东女国传》所记之“南水羌”等。
这些名“南”的羌族部落，“如《东观汉记》所述，有一部分早出塞外。
大约后来继续西迁，所于于阗首领VijayaNanta的女儿得为Nam首领Hu-mar的配偶，其事见于《于阗教法史》。
而有关Namru首领的采邑一事，又见于1973年米兰出土的吐蕃木简。
”
显然，闻宥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南部族与十六国时的南凉无关，“南”应为西羌的一支，且与汉文史籍所载自汉代以来居于甘、青、川边境之卑湳、离湳、钵南、南水国等有渊源关系。
过去，笔者认为白兰羌与卑湳等羌有渊源关系，故倾向于否定上述结论。
事实上，白兰应为南部的一支，即sphromNam部族。
即是说，多弥与之邻近的白兰均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湳等羌。
按“多弥”之中古音：
多，端歌开一平果，读作ta；弥，明支开三平止，读作mie，则多弥应读作tamie。
[10]
为什么汉文史籍称“南”部族为“多弥”呢？
笔者认为，据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纪年中，有公元702年“冬，赞普驻于墀寨，于‘南木东兆木’地方……主持多思麻之冬季集会议盟会。
”[11]而所谓的“LDongprom”，南语意为“白董族”之意。
[12]那么，上述的“南木东兆木”可译作“白南董”地。
而董及南董，应即董族及南族、董族之称。
董族为西藏传说中原始六部族之一，且往往与木雅联系在一起，有“董木雅”之说。
正如法国着名汉学家石泰安所说，南族也往往与董族联接在一起称Nam-LDong。
[13]因此，“多弥”似可还原为“LDongmi”即董弥；mi为一般藏缅语族称之为人之意，也就是“董族人”之意。
[14]此名可能为其他民族对南部族的称呼，或南部族之自称，故贞观六年南部向唐朝贡时，译作“多弥”，或又异译为“当迷”、“昨弥”、“弥多弥”等。
但是，唐人也有直接译“多弥”为“南”国者，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记：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女子王国赵曳夫及拂誓国王、喃国王各遣子来朝，具献方物”。
同书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记：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封女国王赵曳夫为归昌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佛逝国王刘滕未恭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喃国王杨多过为怀宁王，授左羽林大将军，并员外置。
各赐帛八十疋，放还部落”。
内女国可能指在金川之东女国；佛逝，当为室利佛逝之省称，南海大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系与女国、喃国同期抵长安朝贡者；喃国，应即南国，其王杨多过无考。
又同书卷一七○帝王部来远条记：
天宝“十三载，女国、南国、狗国并率部落内属。
其大首领皆授员外中郎将，将以安慰”。
此女国应为东女国；狗国，即白狗羌；南国，即多弥；均在吐蕃之东北，为西羌所建小国。
按从开元十七年后至天宝初，唐朝与吐蕃在青海及四川西北对峙，势力有所增长，故唐蕃边境上的女国、南国、白狗羌等所谓“两面羌”得以向唐朝贡。
二、多弥与吐蕃
多弥的居地在今青海通天河一带，其西南与苏毗接，故《新唐书·西域传下》苏毗条记，其“东与多弥接”；而白兰地则“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
苏毗是早在松赞干布父曩日论赞时，就为吐蕃所征服，后松赞干布即位初复叛，旋又为吐蕃所役属，时在公元7世纪初。
[15]因南部族与苏毗邻近，想必那时南部族已受到吐蕃的威胁或控制。
到唐贞观六年，南部族以独立身份向唐朝贡，说明此时，南部族还未完全为吐蕃所臣属。
但至贞观十二年左右，松赞干布因怒吐谷浑“离间”其与唐朝之关系，致使唐朝不允和亲，出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支，走青海湖之北。
[16]吐谷浑在白兰、南国之东北，吐蕃欲攻之，则要经过南、白兰等地，故此时南国或已经属于吐蕃。
到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
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兵境上，从侵掠之”。
[17]白兰与南国邻近，因此，南国最后为吐蕃所灭并，应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之间。
令人费解的是，关于南国在一般藏文典籍中却记载不多，特别是吐蕃在兼并南国之后，南部族的情况记述更少。
仅在敦煌发现的一些藏文卷子中，才有一些南国的地名及族姓方面的资料。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南国了解和认识不多。
事实上，藏文文献中还是有一些关于南部族的记载。
如巴卧·祖拉陈哇撰《贤者喜宴》记，早在松赞干布时，就有所谓“四方面王”，即“南巴财库王、泥婆罗铜王、苏毗铁王及门地娱乐王……他们收集赋税上献，因此他们隶属于属民之中。
”[18]内“南巴”，即南国，且文中说明在松赞干布时，南国是吐蕃四个邻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吐蕃王朝赞普通婚和结盟的一个大家族那囊氏，可能即为南部族中的大家族之一。
据石泰安研究，那囊氏“事实上是居住在西藏东北的，即朵甘思。
该家族在赤松德赞时代诞生了不少着名大相。
那囊氏的藏文名字sNa-nam明显是藏文词Nam、gNam、sNam的一种重复形式”。
“我们不难从中发现，sNam一词经常同sNa-nam交替使用。
它肯定是南族人的一种习惯写法这一例证”。
[19]在这里，石泰安虽然没有明言那囊氏是南族人，但其姓sNa-nam即nam的重复形式，也就是部族名。
而以部族为姓氏是古代西北及北方民族之风习。
其次，那囊氏居地在西藏东北朵甘思，也大致与南部族居地相当。
因此，我们推断那囊氏原为南部族的首领或大家族，较早投归吐蕃王朝者。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吐蕃时期那囊氏一族的活动，即可了解吐蕃兼并南国后，南部族与吐蕃的关系及其在吐蕃王朝所起的作用。
据《贤者喜宴》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有所谓“三尚四论”，行使尚论及大臣职责，内就有“中部之那囊氏”。
[20]至赤德祖赞，其长妃即那囊氏西丁。
传说此妃曾夺金城公主所生子为己生，于是有金城公主子宴会认汉舅的故事流传。
[21]后赤祖德赞有王妃那囊氏芒结，据说此妃毒死了赞普兄天子臧玛。
[22]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郎达玛的长妃也系那囊氏，小妃为蔡邦氏，前者有子云丹，后者有子名约松，后两子争权，吐蕃王朝分裂。
[23]
那囊氏还有任吐蕃大论者，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记有赤松德赞时，继恩兰·达札路恭为大论者即那囊氏家族的“那囊·尚拉囊”；[24]据《大臣遗教》记：
“出自那囊氏族的着名大臣有四人，他即其中之一。
”[25]《贤者喜宴》记载此赞普在位时的“九大尚论”中，也有“那囊·墀松尼雅桑，因是佛法之经师，故为大尚论”。
[26]赤松德赞晚年还于今拉萨河下游修建噶琼多吉英寺，颁布不准毁坏佛教和坚守三宝之诏令，并令属下人等盟誓。
其誓文后列发誓官员名单中有：
囊论共18人，那囊氏占4人，即尚那囊绮力思札结、尚那囊结列格促、尚那囊热贝赞、尚那囊年略；悉南纰波，共17人，内有那囊拉邦一人；王侯、将军、纰论伽罗笃波共37人，内有尚那囊墀列布1人。
[27]
仅从以上情况看，作为南部族的那囊氏曾有三位女子先后为吐蕃赞普王妃；至少有4人以上的男子任过吐蕃大论或大尚论；有众多的那囊氏成员担任各级官吏。
由此可见，南族那囊氏对于吐蕃王朝的政权建设和军事争伐等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
总之，南国较早为吐蕃所兼并，与苏毗、白兰等一样较早融入吐蕃，为今日藏族组成部分之一。
三、“南茹”释证
20世纪以来，在今新疆和田北玛札塔格、若羌东米兰古戍堡中，曾先后出土了一批藏文古简。
中外学者认为，这是一批公元8—9世纪吐蕃占领和统治西域的遗物。
在这批古藏文简牍中，常提到一个称为“南”、“南茹”的部族。
如玛札塔格出土一简中说：
“乍夏志以上，甲仓慕堡以下，在南茹，有三名斥侯，一名逃散，由士兵至各处设法搜捕。
”[28]又一简云：
“三个南茹巴带着一戎鲁来到帕班地区的索河河岸”。
[29]米兰出一小简：
“小南部碉楼”。
[30]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对“南茹”注释是：
茹：
namru“湳”，为吐蕃人称呼南凉小王国之名。
吐各浑之别部，后为吐蕃抚服，编入军旅，成为“湳茹”，派驻于于阗一线，事见两唐书，《吐谷浑传》。
F.W.托玛斯着有《湳国考》，1948年，伦敦出版。
《贤者喜宴》指为吐蕃邻邦之一。
[31]
我们遍检两《唐书·吐谷浑传》，均未见吐谷浑内有号“南凉”的别部或小王国存在。
此“南凉”如果指五胡十六国时建国于河湟地区的南凉政权的活，其与吐谷浑到有一些关系。
[32]然而，南凉亡于西秦，史籍并未记载南凉亡后，有一支为吐谷浑别部，吐蕃人称之为“南”者。
因为南凉的国号，显系因其王鲜卑族秃发傉檀号称“凉王”，且其地在凉州及其南河湟之地，故后世称之为“南凉”。
因此，南凉非其原有国号，南凉之“南”，只是方位，与“南”部族的“南”毫无关系。
[33]
其实，有一些史籍记载了南凉与吐蕃的关系，即两《唐书》之《吐蕃传》。
内云吐蕃来源：
“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
傉檀嗣，为乞佛炽磐所灭。
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
蒙逊灭。
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此乃云南凉王族秃发樊尼在北凉亡后，逾积石山，统治羌族，成为吐蕃的始祖。
此说不确。
[34]然南凉后裔樊尼抚有群羌，是否以后形成为吐谷浑别部，后又为“南”部族呢？
未见任何汉藏文献有如此记载。
事实上，樊尼之抚有群羌，本身系传闻；南凉之“南”与“南”部族很难说有什么关系，故此说难以成立。
王尧先生所说的托玛斯《湳国考》，应即上述1948年托玛斯出版的《南，一种汉藏边境的古代语言》一书。
我们虽然不同意托玛斯、王尧等关于“南国”即“南凉国的人民”的看法，但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所记之“南茹”、“南茹巴”等，显然即是吐蕃称之为“难磨”的“南”、汉文史籍又称之为“多弥”的羌族部族。
“茹”，是吐蕃一种军事行政组织，意为“翼”；茹以下设千户，称为“东岱”。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始设置了五个茹，其中无“南茹”。
此茹何时建立，已不可考。
按其名称，当设于南部族聚居之地，今青海通天河一带。
到公元8世纪中叶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及新疆等地，苏毗、白兰及吐蕃本土各茹及所属东岱之名，往往出现在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此即为远戍西域的吐蕃各茹及东岱部众。
简牍中的“南茹”、“南茹巴”、“小南”活动地区，在今新疆米兰、若羌与和田之间，当亦为吐蕃征调“南”部族戍守这些地区之部众。
此外，在简牍中，还出现了南部族的大家族那囊氏。
如王尧等撰《吐蕃简牍综录》编号178，有“那囊·绮垅”人名。
此亦可视为南部族调戍西域之一证。
又托玛斯曾将南部族与晚唐、五代时的敦煌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或“南波”联系在一起，所谓“南凉的‘南’可能是‘南山’的简称；而‘南山’的‘南’字又可能是藏语gNam的音译”。
南山、南波与南部族是否有关系？
过去，笔者曾撰《湳茹考》一文，[35]认为南山、南波是唐末五代居于今祁连山及其附近一带的仲云，也是8—9世纪活动于南山一带各族按地域形成的一个部落集团或部族。
据国内有的研究者的意见，敦煌汉文卷子中，有S542吐蕃戌年六月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内记之“南波”；敦煌藏文文书中的PT1085、PT089、PT1071、PT986等卷中的“Lhobol”。
惟Lhobol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指“边鄙之民”或“蛮貊”，狭义则指“南山”部族。
[36]又黄盛璋先生认为，于阗文书称“南山”部族为“仲云”。
[37]此说有一定的根据，但正如笔者在《湳茹考》一文中所说：
南山、仲云的族属，并非是纯粹的“小月氏之遗种”，而应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在今甘肃、青海祁连山一带游牧的名族；从小月氏、羌族在祁连山定居起，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吐谷浑、突厥、回纥、西域胡人、沙陀等族，甚至包括邻近的南部族，都曾在南山一带留下了自己活动的踪迹。
因此，所谓的南山、南波部落，可以说是8—9世纪仍居于南山一带各族部落，按地域形成的一个部落集团。
其中包括“南”族，故汉人称之为“南山”或“南波”，吐蕃人称之为Lhobol或nam部。
即是说，南山、南波得名之由，除了其居地在南山外，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原故。
[1]对此中外学者考证意见基本一致，如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1948年中华书局版；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1期；王民信：
《多弥考》，《大陆杂志》第3辑第2册；松田寿男：
《吐谷浑遣使考》，《史学杂志》第48编11号等。
《唐会要》卷九九《吐蕃》条也有相同记载。
见周伟洲、黄颢《白兰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
见陈宗祥《试论格萨尔与不弄部落的关系》，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4期。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未记此次多弥朝贡。
首先提出此看法的是英国学者F·W·托玛斯，见其所着《南，一种汉藏边境的古代语言》，1948年，伦敦；此后，国内学者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第84—86页，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50—51页，相继有所论述。
原卷子情况，可参见王文华、杨元芳译托玛斯《南语——选自〈敦煌南语文简介〉》，载《西藏研究》1992年4期。
原书笔者末找到。
见拙文《湳茹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
[10]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33、89页，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1]见王尧、陈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9页，1992年民族出版社增订本。
[12]见石泰安着，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第48页，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
[13]同上书，第63页。
[14]上引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第85页也认为：
“‘多弥’的藏文即就是stongmi或LDongmi及其它变体形式。
”又说，“称‘多弥’是因其属民为羌人而言之，而称‘难磨’则是依其统治者言之，是一个联合政权的两个方面”。
此说试可商榷。
[15]吐蕃兼并苏毗经过，参见拙作《苏毗与女国》，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
[16]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等。
[17]《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
[18]见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第10页。
内“南巴”译作“囊巴”。
[19]上引石泰安《川甘藏走廊古部族》第61—63页。
[20]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
[21]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4期。
[22]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1期。
[23]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4期、1985年1期。
[24]上引王尧等《敦煌本吐蕃历史史书》第160页。
又此卷列大论中还有“那囊·真道杰”，但时间在囊日松赞之前，多系传闻，故不取录。
[25]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1983年1期。
[26]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1983年1期。
[27]见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4期。
[28]FWTomas,TibetanLiterargtexts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enesTurkstan,ⅡLedon,1951,MTaghc.ii,0042.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第48页，编号139。
[29]见上引F.W.Tomas书编号MTaghciv0036；《吐蕃简牍综录》第59页，编号272。
[30]上引《吐蕃简牍综录》第48页编号184。
[31]上引《吐蕃简牍综录》，第53页。
[32]参见拙着《南凉与西秦》有关部分，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33]见前述闻宥先生对托玛斯关于南国即源于南凉的评论。
[34]见上引拙着《南凉与西秦》第72—73页。
[35]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
[36]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49—258页。
[37]黄盛璋：
《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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