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直接投资微观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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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直接投资微观作用

论国际直接投资微观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

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

（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

（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

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

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

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

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

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

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

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

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

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

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

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

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

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

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

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

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

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

（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

（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

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

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

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

Q=AL；其价格为：

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

X=，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

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

Q=AL；其价格为：

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

X=，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

（1）式与

（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

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

S[,a]/A-[S[,b]/A+F/（AL）]＞0；整理得：

L（S[,a]-S[,b]）-F＞0。

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

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

此时，由于假设

（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

（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

（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

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

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

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

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

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

Nma；Nga；Mb；1/3G；1/3G。

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

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

即应有：

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

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

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

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

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

应有：

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

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

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

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

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

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

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

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

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