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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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衰探源
国家兴衰探源
译者前言
本书（简称《探源》）作者曼库尔·奥尔森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现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奥尔森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也在美空军服过役，1963－1967年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任职。
他的主要论著除《探源》外还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等。
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影响广泛，先后被译成德、法、意、日、葡等国文字。
作者宣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前者是后者所阐明原理的具体应用。
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
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德、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崛起？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为什么会使共同体各国获得较快的发展？
英国为什么会衰落？
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为什么未能给它带来繁荣与发展？
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有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它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根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作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就是从分利集团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
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
作者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作者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
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者认为也可以从分利集团受到限制、管辖权统一和贸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释：
管辖权统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会等分利集团失去了垄断和影响；贸易限制从社区上升到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长度减少许多倍，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还不行，必须同限制分利集团等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半个多世纪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
再如，以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在获得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后，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其原因在于不断滋生起来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
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之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是贯穿《探源》全书的鲜明主线，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
作者最后指出，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法规，不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
奥尔森于本书所阐明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它不仅适用于西方各国，而且对研究东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在当代经济学暴露了自己种种缺陷的时候，可能使人惊讶：
竟有经济学家宣称将现有的经济理论加以引申，就不仅能解释目前举世垢病的“滞胀’与增长率递减的规律，而且能部分地回答那些通常属于其他学科领域的难题——如某些现代社会中的“失控”现象、英国的阶级结构与印度的种牲等级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内权力与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甚至可以阐明欧洲各国为何会由中世纪的极端落后状态下崛起，而于19世纪末期统治了全世界。
然而，世界上一门充满缺陷的学科经过改进而获得成功也是不乏先例的：
有许多原来被人认为无法实现的技术，经过发展不仅成为现实并且得到应用。
经济学也一样，虽然目前受到种种指责，也可能由于采用了新的概念就能解释过去无法说明的问题。
如果回顾较长远的过去以便展望未来，我们就不仅会注意到近1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陷于困境的现象，而且会注意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巨大进展的事实。
作者在此愿引用牛顿的名言：
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这是由于自己站在其他巨人肩膀上的缘故。
如果牛顿在17世纪就能道出此中真理，那么，今日饱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无论其本人的学术造诣深浅，至少都可以自夸有一个很高的出发点。
现代经济学家是过去许多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
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穆勒（Mill）、马克思（Marx）、瓦尔拉斯（Walras）、威克塞尔（Wicksell）、马歇尔（Marshall）和凯恩斯（Keynes），以及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
实际上，由于经济学界的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们前辈的肩膀上前进的，因此今日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就犹如站立在人类天才的金字塔之巅。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未能预计到1970年及80年代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呢？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学家们带上了职业的偏见，使他们只会向前直视，专门看到那些一惯熟知的事情。
本书试图说明：
如果我们不嫌麻烦，愿意转首环顾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则可能对整个景象会得到全然不同的观点。
部分地由于这一研究工作涉及好几个其他学科领域，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希望本书能供决策者与学生阅读，作者尽了很大努力用另一种与过去写技术经济文献不同的文体来撰写此书，而且本书篇幅也比单纯供经济学家阅读的著作更长，但作者相信从事任何职业的聪慧之士都能领会本书内容（其中某些注释与括号内的说明除外）。
所幸的是，作者在书中阐述的绝大部分概念，大家只要认真领会，都会发现它们是异常简单的。
作者在此不仅应当感谢过去的经济学伟人，而且应当感谢一大批当代的热心同行，他们对本书初稿及所根据的文献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
对本书内容的批评意见如此地广泛与众多，以致作者只能在本书之末写一段专文以铭感谢。
资助此项研究的基金会及其他组织则为数较少，在此拟列举以致谢忱。
本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资助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济、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计划——还有革新研究计划、经济学研究计划以及计量方法与数据资源计划。
尽管这些资助总额有限而申请者又众多，但它对于作为本书基础的研究工作及时作者的其他专门著作的支持则是极其宝贵的。
作者还要感谢未来资源基金组织，不仅由于他们的支持与热心安排，而且由于他们允许作者为完成本书而推迟了原来约定为该基金会撰写的另一著作。
美国国家环保局与斯隆基金会也给予了支持，此外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也提供了研究基金，使作者得以有数月的自由时间从事本书写作。
作者对自己的家庭成员表示更深切的感谢。
撰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好几年的紧张劳动，而作者的夫人与子女率先保证了我心灵上的安宁，才使作者得以集中精力完成这一著作。
由于作者前一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已奉献给我的夫人艾丽丝，因此，作为前书的续篇，本书理应献给我们的三个孩子。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判别标准
（一）
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
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
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
众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罗马帝国竟败于散居的蛮族部落之手，终于从历史上消失；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
在中东与美洲也不乏同样的例子：
印第安文化的灭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的特遣舰队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夺取了王位，帝国内原有的繁华城市与壮丽的金字塔早已被夷为废墟。
南美洲的安达斯山区，或吴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异。
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
“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
好景从来不久长。
”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
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贱无名的部落所创造。
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并非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无人知晓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
征服辉煌的希腊城邦帝国的罗马人，原来也是不受重视的蛮族。
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回教徒、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
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
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富贵豪华的法兰西。
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却不得不将深入进行工业革命的领袖地位转让于过去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
不幸的是，流行的历史书籍对于这些国家与人民兴衰的原因都语焉不详。
如果我们有可能简单地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来解释古代帝国崩溃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样多与此相反的“神秘”兴衰史引起历史学家长期不断地探索了。
由历史学家过去所描绘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中，与其说给出了直接的结论，倒不如说仅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素材。
然而，由近年来所发现的新的定量化证据，或由已经证实的理论中作出了新的结论，我们发现它们与广为流传的历史上国家兴衰的事实相互呼应，这样就有可能以更准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和按更合理的步骤来分析事实，从而有系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察。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证据与方法，我们进行以下的分析。
（二）
在上一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中，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有不少国家兴衰的实例。
这些历史初看上去不像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那样富于戏剧性，但其神秘程度并不逊色，而且其兴衰的周期往往更为短促。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与日本的经济业已完全崩溃，背景不同的各国经济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两个一贫如洗的战败国恐怕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都不容易，更不用
奢谈什么“发展”了。
然而，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奇迹：
西德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置身于世界最兴旺发达的国家之列。
这两个战败国的经济不仅在短期内重建并恢复到它们战前的收入水平，而且甚至更加迅速地进一步发展并超越了过去的水平。
西方国家内普遍存在着的所谓“滞胀”症，即通货膨胀与高度失业并存的现象，在西德与日本国内总的说来也并不那样突出。
本世纪内也有国家衰落的例子。
大英帝国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速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实际上，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已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之后。
目前英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
至少在过去10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均高于与之可比的发达国家如西德及日本。
英国经济的这种增长迟缓与其他方面的困境使得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对所谓“英国病”议论纷纷。
在美国国内，也同时可以发现各地区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别。
与美国其他地区及外部世界相比，东北部与旧时中西部各州，特别是其中的大城市业已衰落不堪。
纽约与克里夫兰市经济的濒临破产，就是这些最早工业化地区收入普遍减少与居民外流的突出代表。
与此相反，美国的西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发展。
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
人们可能认为，上述兴衰的事例的成因已经在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中得到说明。
诚然，这些著作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如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ison）关于资本积累、技术发展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论述，而戴尔·乔根森（DaleJorgenson）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则作出了巨大努力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量估计。
然而，不论这类分析如何精细、巧妙与实用，都未能说明发展的最终根源。
它们并未能解答什么是造成储蓄与投资的动力？
以及为什么在某一国或某一时期内的资金积累与技术创新比在另一国或另一时期更多？
简而言之，这些论著中并未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打个比喻说，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
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然而，这类分析经济增长要素的文献却有助于揭示迅速发展的经济中的若干奥秘。
它们阐明了在近代社会中，资本积累的重要程度虽然不及“技术进步”，但仍然是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因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需要通过投资于新设备才能实现，而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许多技术革新的实现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改造投资。
对于一国经济政策的任何不信任，特别是对该国政治或军事稳定性的任何怀疑，都会增加对投资的疑虑，从而减少那些促进生产的投资。
当然，投资者往往倾向于故意夸大公共政策稳定性对投资环境的作用，从而争取获得特殊的政治优待；但也不能否认投资安全感对于增加投资以及投资类别的影响。
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公认：
凡有碍或有损于投资行为的任何事件甚至猜疑都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
因此，在政局不稳定或经常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任何社会的增产性投资的以及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低于稳定情况下的相应增长率。
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资金的外流与长期收益投资的减少甚为明显，而储蓄也将集中于购买易于转移的非生产性货物，如黄金等等。
有鉴于此，法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速增长就变得令人难解了。
其中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法国在大战中是一个战败国并且被德军所占领，而且还在于：
法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内曾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与持久的多次革命，法兰西宪法像期刊似地不断翻新，而且曾四次全部或部分地被外国军队所占领。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曾濒临武装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对组成人民阵线政府的恐惶，引起了部分资金的外流。
然而，尽管有这样异乎寻常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外来侵略，为什么1970年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明显地高于英国，并与西德并驾齐驱，仅仅比美国低四分之一呢？
（此处采用石油危机前1970年的数据，以期较准确地调整各国生活费用比价上的差别，从而便于进行各国实际收入的比较。
）
（三）
法国、西德、意大利与比、荷、卢六国于1957年组成了欧洲共同市场。
自此之后，该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十分令人注目。
由表1．1可见，它们的经济增长明显地高于未经受军事侵略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王国与美国。
在这六个欧洲共同体的发起国中，有几个在共同体建立后的60年代中发展速度比建立前的1950年更高；虽然此时经济恢复时期业已结束，有些国家甚至赶上了原先较稳定的国家水准。
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开欧洲共同体六国经济为何能够高速发展之谜。
表1．1各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
（按不变价格）（％）
国别
1950－1960
1960－1970
1970－1978
澳大利亚
2．0a
3．7b
2.4c
奥地利
5.7
3．9
3.8
比利时
2．0d
4．1
3.1
加拿大
1．2
3．7
3.1
丹麦
2．5
3．9
2．2
芬兰
3．3
4．2
2.5
法国
3．5
4．6
3．0
西德
6．6
3．5
2.4
爱尔兰
1．8
3．8
2．3e
意大利
4．9f
4．6
2．1g
日本
6.8h
9．4
3.8
荷兰
3．3
4．1
2．3
新西兰
1．7i
2.2j
－k
挪威
2．7
4.0
3.9
瑞典
2．9
3．6
1．2
瑞士
2.9
2．8
－0.1
英国
2．3
2．3
2.0
美国
1．2
3．0
2.0
注：
数据取自联合国统计局编《1969及1978年各国国家账务统计年鉴》分别于1970及1979年于纽约出版。
a1952－1960b．1963－1970c．1970－1976
d．1953－1960e.1970－1977f．1951－1960
g．1970－1977h．1952－1960i．1954－1960
J．1960－1968k．在此期限内新西兰的统计数据未与“大洋洲”的统计数据分开。
19世纪中，也有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事例，对此历史上从未作出满意的解释。
美国独立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短短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并拥有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另一方面，在19世纪之初，虽然联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德语国家仍然十分贫穷，但在创立关税同盟与建立帝国之后，德国发展得十分迅速，并于1914年超过了英国。
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赤贫的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饱受屈辱；然而，就在1867－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短短半个世纪内，它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因此，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19世纪各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如此突出？
更往前追溯，可以发现：
在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欧的部分地区曾发生过商业革命与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指总量的增长，不一定是人均收入）；随后，在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荷兰北部诸省在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经济也有很大的增长。
英国与法国中央集权的王室，在剥夺了中世纪享受相当大程度自给的诸侯领地、庄园与城市的权力后，废除了各种地方杂税与禁令，从而扫除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使得它们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总而言之，由于如上所述的经济发展，使西欧在19世纪完全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愚昧地位，一跃而登上主宰整个世界的宝座。
西欧的崛起无疑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已在许多历史书籍中阐述过。
但试图用单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史实是极不明智的。
常见的解释并没有给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更不能用于说明荷兰、英国与法国为何在商业革命中迅速发展、以及为何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等这一类带有特殊性的问题。
显然这些书籍的论述中遗漏了某种重要因素。
因此，在本书内提出的又一个问题就是：
通常对发展原因的解释中忽视了什么重要因素？
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忽略了什么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致于通常无法获得令人信服与满意的答案？
（四）
还有一些似乎与上述经济兴衰无关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答案。
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产生“非自愿失业”，而且有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波及到大部分劳动人口之中？
经济界之外的专家们可能认为这一问题早已有了答案，但绝大多数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对失业与衰退提出过脍炙人口的理论，但时至今日，甚至最著名的支持凯恩斯主义与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
他的理论无论看上去如何引人入胜，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些与事实不尽相符的个人或企业行为的假设。
换句话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即有关总体经济行为的理论）并无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即关于特定市场或范畴内个体决策者的行为理论）的基础。
非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派”与“理性预期均衡学派”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理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怀疑该理论所作的“自愿失业”假设能否成立。
本书将首次阐明：
即使在某种经济中的所有决策人均按其最大利益进行决策，仍然会发生非自愿失业或严重经济衰退。
只要我们懂得了由深思熟虑的个人行为如何会导致非自愿失业，显然就可以解释过去难于设想的情况，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即近年来所谓的“滞胀”现象。
大致与经济学家中流传“滞胀”这个不吉祥词汇的同时，许多政治学家开始使用另一个令人烦恼的字眼“失控”来描述当前社会的某种行为。
“失控”一词是在英国希思政府试图以政府权威干预矿工罢工并遭到失败之后，由不少英国政治家首次使用的。
在美国也用同一名词描述导致纽约市破产的政治局面。
“失控”还用于政府当局无法使用其权力推行既定计划的情况。
甚至像卡特政府那样，执政党在众参两院内均占大多数席位，也难逃噩运。
在美国对“失控”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处理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国政党纪律性缺乏与影响力的减弱。
因此，本书的次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其社会的能力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有效？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等待我们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因而此处只能简单地提及。
其中之一可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这是由于大城市内经济巨头与名门望族的权力过大所造成的。
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而政治也不稳定的国家内，同时由此引起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
由于它涉及充满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费较长的篇幅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
简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
为什么某一国家内或某一时期内阶级结构比另一国家与另一时期内更加明显与固定？
但这种提问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
因为“阶级”一词有时用来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几乎与“等收入阶层’与“教育水准”成为同义语，而此处所强调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性与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机遇的不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对抗。
在英国，对阶级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书内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阐明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
如果有人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僵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们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某些活动的权利。
这种对比肯定会使他们改变自己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达到僵化程度的观点。
如上述阶级理论一样，本书用于阐明其他问题的一些理论，恰好也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
（五）
对于本书提出的上述许多问题，曾经有过种种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间传说中早已出现过。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飞速成长的问题，情况更是如此。
例如，日本与西德战后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般往往归因于战争对原有工厂及设备的破坏，从而重建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同样，有时将其归因于该两国人民的秉性特别勤奋，而将英国的滞后归因于其人民特别贪图“英国式”的安逸。
也许是由于英国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速率特别高，对其经济得失的这类肤浅的解释特别流行。
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往往归因于其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及固执，或归因于其工人阶级拒绝变革及不合作的态度，或归因于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
另外一些学者则指责英国的企业家缺乏进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轻商风气使最优秀和最博学的人才脱离企业界；以及英国统治阶级盲目追求国家“荣誉”而将财富浪费在发展“协和式”飞机这类愚蠢事务上的癖好等等。
大多数这样肤浅的解释都来自对英国某一阶级的所谓特殊气质以及其僵化的阶级制度的不恰当的夸张。
这些肤浅的解释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
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其中有一些解释是部分正确的，从而应当努力为某些肤浅的答案找出理论上的根据。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上述解释仅仅是主观的臆想，而肤浅的解释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未能用范围充分宽广的数据或事实来校验其正确程度。
实际上，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与个人都在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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