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俄罗斯国家体制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处境，这种地缘政治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在俄罗斯作为独特的社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点上，在俄罗斯保障国家安全的特点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2]

　　1.地缘扩张、势力范围与独联体一体化建设

　　谢·

巴布林说：

“领土是国家最根本的标志。

俄罗斯扩展领土的思想决定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内外政策。

”[3]同西方帝国发迹的殖民统治相比，俄罗斯帝国从未有过海外殖民地，对地缘边界的扩展构成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特征。

控制和扩张领土，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安全模式。

　　俄罗斯国家是为控制广阔土地而斗争的产物。

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

俄罗斯人安全的最初定义是与“领土屡被侵占”的历史相联系的。

从公元11世纪到公元14世纪，南方的波洛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古罗斯内部公国林立，国土分裂，保护领土安全、寻求生存便成为早期俄罗斯人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便与控制地理范围联系在一起。

扩展边界，加大防御纵深，与敌人保持尽量大的距离，以空间换取时间——这便是俄罗斯人最初的“地理安全观”。

美国学者亨利·

赫坦巴哈在《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起源》中写道：

“对莫斯科国的情况来说，扩充它的边界的强烈要求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即一种对地形造成的危险反应——从莫斯科国作为一个摆脱蒙古霸主统治的独立单位出现的时候起，它的统治者就用领土扩张的手法作为一种防御手段。

”[4]

　　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与加强，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日益膨胀，地缘扩张构成了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俄罗斯传统安全思想在扩张战争中完成了自身的定型。

通过领土扩张，在20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由最初的几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公国变成了拥有28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帝国（伊凡四世），而在一战前发展为拥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版图的庞大的欧亚大帝国。

沙皇俄国的东征西讨、争夺出海口，苏联的“东方战线”、华约组织，俄联邦的“近邻政策”无不体现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联邦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

俄学者阿·

巴斯特尼雅科夫在《国家利益论：

理论与实践》中称：

不考虑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就很难理解当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的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深刻特点。

俄前外长科济列夫在一次专访时说：

“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在取代意识形态。

”[5]1993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基本构想》明确规定：

确立对外政策框架首先要考虑近期内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

　　在地缘政治思想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俄联邦对独联体的政策是俄传统的“安全外围”、“势力范围”思想的集中体现。

俄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

俄把其与近邻国及近邻国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的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

“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扩展的国防边界，即俄的战略边界。

拥有势力范围，实施集体防御是俄确保大国地位一贯的战略选择，通过集体条约、双边和多边政治、军事、经济合作协定，俄联邦确立了其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主导地位。

　　历史经验证明，俄罗斯在周边建立势力范围、发展睦邻盟友关系对保障俄国家安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也使俄长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全面发展，正如俄学者所言：

由卫星国建立起来的“安全外围”从其发端起就有问题且耗资巨大，而时间愈久，其作为俄边疆“保护带”的意义愈低。

目前独联体实际上是若干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松散联合体（二、三、四、五组合模式）[6]，独联体一体化前景不容乐观，但为实现俄罗斯欧亚大国和世界强国地位，俄对独联体的政策不会改变。

独联体一体化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俄罗斯实现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振兴，在实践中切实放弃家长制作风和大俄罗斯主义将对独联体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大有助益。

　　2.东西方平衡、避免两线作战与全方位大国外交

　　俄罗斯帝国的东征西讨使俄成为雄踞欧亚两大洲的强国，而漫长的边界线、众多的邻国也孕育着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向来是俄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伊凡三世时，他所阐明的莫斯科国未来外交政策三原则中的第一条便是“莫斯科国如果要在它奋力西进时避免军事包围，就必须确保东部各族人民的中立[7]。

瓦西里三世遵守了其父的忠告，使莫斯科国顺利夺取了斯摩棱斯克，但在一次对立陶宛的侵略战争中未能使克里米亚保持中立，从而陷入两难境地，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成立不久（1918～1921年）便经受了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俄国内白卫军从北、东、南、西四面对苏俄发动的武装干涉。

“一切为了前线”，俄罗斯民族用鲜血和生命经受了四面楚歌的洗礼[8]。

苏德战争爆发前不久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也是旨在解决苏联东方的后顾之忧，以便集中主要兵力于欧洲战场。

　　俄联邦独立之初，在“大西洋主义”影响下的亲西方“一边倒”政策重蹈了历史的覆辙，俄不但没有顺利完成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实现国家的复兴，而且沦为对西方称“是”的小伙伴，国际地位受损，同时也缩小了外交空间，使俄在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利益受到忽视，影响力下降。

在国内民族主义、强国思想的涌动下，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复兴。

新欧亚主义强调利用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独特地缘优势，开展独立的全方位大国外交，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力量中心发展现实的平等伙伴关系。

1994年6月28日叶利钦宣称：

我们应特别关心在我国军事政策的特殊方向——亚太地区建立有效的安全体系。

1996年，随着北约加大东扩步伐，普里马科夫出任外交部长，俄联邦积极展开了全方位大国外交，“双头鹰”既对着西方，又兼顾东方。

同年，《总统国家安全咨文》明确指出：

俄罗斯不希望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发生冲突，也没有霸权野心和扩张主义野心，俄罗斯对待这些力量中心的战略是“平衡接近”。

1997年底《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

鉴于亚太地区在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上升，俄将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稳，同时“借东抗西”、“稳东补西”，以抗衡北约东扩和美国建立单极秩序的企图。

显然，俄加强与中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有俄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借中抗西的战略考虑。

　　拿破仑说过，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9]。

俄罗斯幅员辽阔，东西方兼顾较为困难，俄罗斯民族发展史证明：

四面树敌，左右出击，只能使国家处于外部夹击的不利境地，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而成功地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趋利避害，则会争取到更大的外交主动。

二　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实力因素

　　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军事实力论是关于军事实力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

俄罗斯是靠军事实力而崛起为军事政治帝国的，军事力量在俄国家发展历史中曾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俄历史学博士、地缘政治和军事预测中心主任阿·

阿尔巴托夫指出：

“俄-苏帝国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19～20世纪的欧洲帝国。

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

扩展自己的安全边界，提高自己在世界中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这方面俄-苏帝国倒像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10]”“俄国及苏联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

国家控制的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

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的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

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

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11]阿尔巴托夫一语道出了俄-苏帝国的实质，即俄—苏帝国是以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为核心，凭借国家军事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实行领土和政治扩张而崛起并得以巩固的。

德国学者汉纳斯·

阿多美特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一文中称：

从苏联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军事实力是最坚挺的硬通货。

苏联的影响扩大到非洲、亚洲、拉美一系列国家根本上都是由军事实力决定的[12]。

美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是建立在核威慑下的以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为依托的恐怖的军事力量均衡的基础之上。

　　80年代以来，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

威胁来源复杂化，安全内涵扩大化，安全保障手段多样化。

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运用综合性的手段确保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安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但非军事因素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可以被取代：

“鉴于战争危险来源的潜在性，国际军事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以及数量众多的武器的存在，不能忽视证明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突变的历史经验。

从这种现实出发，俄罗斯应拥有武装力量能在各种情况下，切实将战争危险化解，并保障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13]冷战后，针对俄联邦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在经济资本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俄更加倚重军事资本，尤其是核力量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俄联邦军事建设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坚持以有限的资金和物质资源获得最大的军事效益的基本原则，考虑国际力量平衡的变化，保障对21世纪俄联邦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作出相应的反应。

　　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和高技术战争的要求，俄军事建设的目标是完善俄罗斯军事组织，奉行现实遏制战略，保持和发展足够的国防潜力以防止、遏制或击溃外敌入侵。

其具体政策包括：

（1）在国内，大力推行军事改革，质量建军，科技强军，在21世纪初实现军队职业化、现代化。

主要举措是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立法建设，不断完善俄军事学说；

根据高技术战争的要求，裁减军队员额，深化军种体制改革，完善军事指挥体制，加强重点部队建设，加大国防投入，对国防工业潜力进行结构改组；

将核力量视为维护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保证和依托，重视由战略核力量和非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战役-战术核力量）组成的双重核遏制机制，保持和提高核遏制潜力，明确动用核武器的原则，维护核大国地位，并向独联体盟友提供核保护；

明确并优化拥有国家安全保障力量和机构的联邦各部和主管部门（俄联邦安全会议、俄联邦边防总局、俄联邦内务部、俄联邦安全总局、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职能和任务，加强俄军事组织的整体建设。

（2）在国际上，推行大国安全政策，推动次地区、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建设进程，建立于俄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

首先，推进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抗衡北约东扩。

其次，以集体安全为核心建立共同和全面的地区与全球安全体系；

在欧洲，反对北约东扩，以欧安组织为中心建设全欧安全机制；

在亚太，积极参与亚太安全机制建设，确保俄东部安全和稳定，平衡俄在西部所受军事压力；

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主要力量和力量中心开展安全合作，加强联合国等全球国际机制的作用，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最后，进一步削减军备和执行有关裁军协定，保持低水平的力量平衡。

　　俄罗斯在战火中建立的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军事体系既为其赢得了大国资本，也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导致了“俄罗斯的安全悖论”。

一方面，为对抗外来威胁，俄将主要力量用于发展军备，致使解决内部发展问题的人力、物力大为减少，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民族问题从总体上削弱了国家实力，损害了国家的稳定，降低了国家的安全水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扩张孕育了新的不安全因素，加大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了外部对俄罗斯的恐惧和敌对，也加重了俄罗斯自身民族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布热津斯基说：

“不安全感引起了扩张；

扩张孕育了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反过来又刺激了进一步的扩张。

”[14]冷战结束后，俄强调在矛盾纠缠交织、冲突凸现纷呈的世纪之交，加强军事建设是俄维护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北约的扩大、巴尔干的战火和北约战略新概念的问世使俄西部地缘安全环境大大恶化，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对俄尤为紧迫，1999年11月俄新军事学说的出台标志着面向21世纪的俄联邦军事建设拉开了帷幕。

三　国家安全中的集体安全因素

　　“集体安全”旨在借助自身和集体、单边和多边的力量来防御和抑制别国的进攻企图与行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即“自助+他助”。

集体安全是俄罗斯传统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

本世纪30～40年代，当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欧洲形成时，苏联在其国土西部建立了“东方战线”，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并强占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同时倡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借助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力量来抑制德国法西斯的扩张。

因英、法国家试图将祸水东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致使苏联的设想落空，苏联只好转求自保，于1938年8月23日与德单独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大战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成为迫切的需要。

“安全机制”是指行为者（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者在某一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15]。

俄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

具体内容包括：

（1）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和冲突。

俄谴责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反对使用武力，尤其是践踏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的行为。

（2）国际体系应以建立在公开性、透明度和预见性理论上的信任与合作为基础，通过实施相互可以接受的关于共同任务、准则和机制的协议和协定来实现国际安全目标。

整个安全体系应建立在完全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三个级别上——次地区一级、地区一级、全球一级。

首先，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参加国的军事政治一体化；

其次，与欧盟、西欧联盟、北约及在北大西洋理事会范围内开展对话，发展合作和伙伴关系，在欧安组织总的协调下建立全欧安全体系，在亚太地区和南亚地区建立多边对话框架；

最后，巩固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首先是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职能，反对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就对别国使用武力。

（3）通过配合维和行动协调地区冲突和局部冲突，全力发挥独联体、联合国以及未来欧安组织的集体维和机制的作用。

（4）坚决履行削减和销毁大规模毁灭武器、常规武器的义务，执行加强信任和稳定、对军事技术和军民两用“双重”技术供应的国际监督措施，促进无大规模毁灭武器地区的建立，首先是在与俄毗邻和相近的地区[16]。

　　北约东扩的实施和北约新战略的推出使俄西部地缘政治环境大大恶化。

随着来自西部的军事威胁的加剧，建立独联体共同军事战略空间的集体安全体系成为俄当前一项最现实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鲍·

帕斯图霍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从我们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我们周围要有一些友好国家，要有一个安全地带。

独联体国家独立后建立了自主的、不依赖俄罗斯而存在的对外联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越来越重视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原苏联境外国家在独联体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加强，军事合作、首先是通过北约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军事合作不断扩大。

鉴于此，俄必须加快同独联体国家的军事一体化，建立独联体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的集体安全体系[17]。

俄欲通过推动独联体国家军事一体化，建立旨在使集体安全条约参加国能够共同采取协调行动的军事潜力，有效地保卫俄边境和独联体国家的外部环境。

（1）独联体集体安全建立在六大原则基础上：

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对一个成员国的侵略被看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侵略；

成员国在确保安全中具有同等的责任；

不干涉内部事务，考虑彼此的利益；

集体防御；

在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确保集体安全原则问题的决议，使兵力和兵器的构成和准备程度符合所受军事威胁的程度；

一些成员国的个别军事基地和设施可能部署在另一个成员国境内[18]。

（2）独联体加强军事一体化建设的政策包括：

以1992年5月15日集体安全条约和独联体国家间的双边协定为基础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共同的利益和军事政治目标为基础联合成防御联盟；

俄联邦的战略核力量是防御联盟所有成员国核威力的基础，是维护参加国安全的重要遏制因素；

进一步完善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建立独联体统一防空体系，提高联合防空作战能力；

深化独联体国家间边界安全领域的合作，完善与毗邻国家的边界，保持独联体“内部边界”的开放性；

与联合国及欧安组织积极协作，实施以调解和防止独联体国家冲突为目的的维和行动[19]。

目前，独联体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长委员会、外交部长委员会、独联体军事合作协调部等集体安全机构。

通过与独联体国家在驻军、戍边、使用军事基地、组建联合部队等方面的安全合作，俄获得了保卫独联体七国外部边界的戍边权，在境外建立了30多个军事基地，本土之外驻军达10万余人，初步确立了俄在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纵观俄罗斯民族集体安全思想，其实质包含有双重目的：

一方面它具有外向性，旨在建立某种军事同盟，以防御体系外部某种现实或潜在军事威胁，是一种具有预防和防御职能的防御性联盟，在联盟中俄罗斯占据领导或极有份量的地位；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内向性，旨在借助集体安全条约对体系内所有国家进行约束，利用国际机制压制体系内部不稳定因素，预防或抑制侵略企图和行为。

前者是俄集体安全思想中一脉相承的内容，俄罗斯集体安全思想自产生时便与军事联盟有相近的一面。

随着多边管理机制的巩固和加强，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互动效应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建立持久而有效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从而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

为此，俄强调“普遍安全”、“共同安全”，认为“稳定而安全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俄是至关重要的，它也是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20]。

　　在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俄联邦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俄把发展与主要力量和力量中心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体系作为推进俄国际安全利益、保障俄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之一。

但维护和巩固集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某个权威国家和相应的机制来提供和保证。

当前，俄受其实力所限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下降，独联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受到削弱。

此外，独联体也缺少相应的协作机制作后盾以保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设。

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单极”与“多极”较量仍然继续的今天，其作用之所以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原因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以新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政策为依据，通过对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的透视，挖掘了俄传统安全思想中地缘政治、军事实力、集体安全三大因素对当今俄联邦内外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见，取代苏联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独立的主权国家俄罗斯联邦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其国家安全思想既带有很深的民族历史烙印，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正是博大而精深的俄罗斯民族思想文化保持生命力的源泉。

本文对这一广博领域的探索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对研究俄罗斯民族思想及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阿·

阿尔巴托夫：

《民族思想与国家安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1页。

　　[2]波兹德尼亚科：

《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利益》，〔俄〕《俄罗斯军事安全研讨会言论汇编》（1992年5月）。

　　[3]谢·

巴布林：

《国家的领土》，〔俄〕《法律与地缘政治问题》，莫斯科1997年版，第407～408页，转引阿·

《民族思想与国家安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6页。

　　[4]〔美〕亨利·

赫坦巴哈：

《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起源》，《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1版，第29页。

　　[5]《俄罗斯报》1992年1月12日，转引〔美〕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29页。

　　[6]即俄白联盟：

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政治联盟；

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四国联盟；

哈乌吉塔的中亚联盟；

俄白哈吉塔五国关税联盟；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摩尔多瓦五国“古阿姆”集团（1999年4月）——作者注。

　　[7]〔美〕亨利·

《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起源》，《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1版，第30页。

　　[8]〔苏〕安·

葛罗米柯、鲍·

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107～143页。

　　[9]转引〔美〕兹·

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9页。

　　[10]阿·

《民族思想与国家安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10页。

　　[11]阿·

《俄罗斯：

90年代的国家安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7期，第5～6页。

　　[12]〔德〕汉纳斯·

阿多美特：

《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德〕《东欧》1983年第6期，转引《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13]《直接侵略俄罗斯的危险大大降低了》——俄总参谋长科列斯尼科夫答记者问，〔俄〕《独立报》1994年10月5日。

　　[14]〔美〕兹·

《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4页。

　　[15]苏长和：

《安全困境、安全机制与国际安全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16]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弗拉基米尔·

波将金中将、尤里·

莫罗佐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