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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大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态度
钱念孙
谈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任何人都无法绕过耸立在面前的三座大山。
这三座大山就是为中国现当代美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著名美学家。
他们三位都出生在安徽，从五十年代起又长期共同执教于北京大学，被誉为“北大三大著名美学教授”。
今天我向各位简要介绍三位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态度，期望能够从他们的学术创造和人生智慧中受到启发，更加焕发出我们热爱生活，建设家乡，促进安徽奋力崛起的热情和勇气。
一、成长经历和学术成就
朱光潜先生1897年10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阳和乡吴庄的一户破落的地主家庭。
父亲是个颇有声望的乡村私塾教师，家教极严。
朱光潜从6岁到14岁，在父亲的私塾馆里受到较为严格而系统的启蒙教育，熟读并大半背诵了传统国学经典。
1912年，朱光潜15岁时走出父亲的私塾馆，进入家乡实行新式教育的“洋学堂”——孔城高等小学。
在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升入当时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
1916年桐城中学毕业后，他在家乡桐城大关北峡小学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就想考北京大学国文系，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
一年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派20名学生到香港大学学习，朱光潜被录取。
从1918到1922年他在这所英国人办的大学里整整学了五年。
1925年他又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聘他任北大西语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到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武汉大学教务长。
抗战胜利，他回到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直至1986年3月6日去世，享年89岁。
宗白华先生1897年12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方宅大院，祖籍江苏常熟。
宗白华的父亲宗嘉禄是清末举人，曾游学日本，担任过江南高中商业学堂校长、安徽省导淮测量局局长、中央大学、安徽大学教授。
他的母亲方淑兰是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的后代。
由于宗白华和桐城方家有这层亲戚关系，清末著名诗人方守彝是其外祖父，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方守敦是其舅舅，“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是其姨妈，“新月派”著名诗人方纬德、著名戏剧导演方绾德、著名学者舒芜（方管）都是他的表弟。
宗白华8岁进南京思益小学，15岁考入南京金陵中学，17岁就读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21岁（1918年）毕业。
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随后又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首次发表了寄自日本福冈的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
1920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经小说家曾梦朴的介绍，到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
后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宗白华继汤用彤之后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9年建国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宗白华继任哲学系教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直至1986年12月20日逝世，享年89岁。
邓以蛰先生1892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五横乡白麟村凤凰河畔的一座名宅——“铁研山房”里。
这“铁研山房”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故居，邓以蛰就是邓石如的五世孙。
他的父亲邓艺孙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
他的长子邓稼先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是我国研制和发射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人，被誉为“两弹元勋”。
邓以蛰8岁入私塾读书，13岁入安庆尚志学堂学习，14岁入芜湖安徽公学；16岁（1907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并在此时与同乡陈独秀结为好友；20岁回国后在安庆任安徽图书馆馆长。
26岁（1917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6年，1923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3至1934年，邓以蛰出游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法、德等国，遍访各地艺术博物馆和古建筑文化遗址。
回国后，邓以蛰曾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大学转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直至1973年5月2日病逝，享年82岁。
十分简要叙述了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大师的人生经历，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学术成就。
朱光潜最早的一本著作是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谈青年修养的小册子以优美的散文笔调讲述深刻的人生哲理，是当年最畅销的书，给朱光潜带来巨大声誉。
随后他接连出版了两本心理学著作，即1930年由开明书店印行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和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变态心理学》。
1932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通俗叙述美学知识的读物《谈美》，同样极获时誉。
1933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至今仍颇受推崇的博士论文、英文专著《悲剧心理学》。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其《孟实文钞》；开明书店出版其美学名著《文艺心理学》。
1943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其另一美学名著《诗论》，重庆中周出版社同年还出版其论文集《谈修养》。
1946年，他的另一本论文集《谈文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7年，他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的名著《美学原理》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次年，正中书局又出版了他的专著《克罗其哲学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最著名的著作是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还有《美学批判论文集》、《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等；其他还有大量译著，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维科的《新科学》等等。
季羡林先生曾高度评价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方面的翻译成就，他说：
“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在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
如果说朱光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美学原理研究和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那么宗白华的成就则更多表现在文学创作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方面。
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创作发表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流云小诗》，是我国“五四”新文学中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
他和田汉、郭沫若谈论新诗创作和各种社会问题的书信集《三叶集》，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所出版的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美学与意境》以及译文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海涅的生活和创作》、《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等，不仅表明他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美学素养，而且更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艺术所独有的审美范畴和美学体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贡献。
《邓以蛰全集》总共约35万字，仅不太厚的一册。
这与《朱光潜全集》700多万字，皇皇二十卷相比；与《宗白华全集》210多万字，厚厚四大册相比，实在可谓差别明显。
然而，学术研究虽然也注重数量的多少，但更讲究质量的高低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
邓以蛰先生除了北京古城书社1928年出版的《艺术家的难关》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的《西班牙游记》两个薄薄的小册子外，在其生前没有出版过其他任何学术专著。
可是他发表的《画理探微》、《六法通诠》、《书法之欣赏》、《中国艺术的发展》等几篇论文，却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宗白华先生就曾称赞说：
“他的那些论到中国书法、绘画的文章，深得中国艺术的真谛”。
综观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家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其一，他们三人虽然一个出生在桐城、一个在安庆、一个在怀宁，但从市域或地区来说又都是安庆人。
记得前不久我在《安徽商报》上看到一期专刊，标题就叫“安庆出文人”。
三位美学大师从大的区域来说都是安庆人，是偶然巧合，可能也有必然的原因在。
安庆本身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又是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故乡，民国时期它作为安徽省的省会，还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可能是它比别的地方更容易人才辈出的原因。
其二，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虽然都同样是研究美学和文艺学的大家，但他们的学术主攻方向又各有侧重并互有差异。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方面独领风骚，宗白华在中国古典美学方面开宗立派，邓以蛰在中国书画美学方面遨步学坛。
不论是经商还是做学问，都讲究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讲究自己的特色和优长。
本来，三位美学大师1949年以前的学术方向互有交叉，特别是朱光潜在研究西方美学时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宗白华在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时也研究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
1952年院系调整，三位美学大师都汇聚北大后，明显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作了调整，互相拉开了距离。
这是他们的明智处，也告诉我们做学问或做其他事，要善于寻找空白点和自己的特色。
其三，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是同一年生，也是同一年死。
这也许纯属偶然，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这种巧合还是给人许多联想的空间和谈资的兴味。
二、人生态度和生存智慧
朱光潜、宗白华和邓以蛰作为蜚声海内外的美学大师，其学术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对人生问题，特别是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提出了“人生艺术化”这一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意义的思想。
这一思想包括以下要点：
一、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不艺术的。
正如同是一块顽石，这个人可以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各人的追求和修养。
正是如此，宗白华说：
“什么叫艺术的人生态度？
这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去创造”。
朱光潜也说：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首先，一篇好文章必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的精神灌注。
比如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把“见”字改为“望”字，原来的神采就丧失大半。
正如好的文章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样，艺术化的人生也应该是通体灿烂的人生。
生活中大到如何对待功名利禄，小到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可以见出整体人格精神。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生命史中的一段重要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
下狱不肯逃脱，临刑时还叮咛嘱咐家人还邻居一只鸡的债，这是苏格拉底生命史中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就失其为苏格拉底。
这样的生命史才值得让人赞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好诗或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
与此同理，做人也要讲究“自然本色”。
你是怎样一个人，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场合，感到怎样情趣，便出现怎样的言行风采。
正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一样。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朱光潜认为：
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
“俗人”缺乏本色和自然，而“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和自然。
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沉浮，他的最大病因是生命的干枯。
伪君子则在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
在同时代朋友中，朱光潜最推崇丰子恺的性情和生活。
他说丰子恺浑身散发一种“人格魅力”，具有黄山谷所说的“胸中洒落如风光霁月”的气象，“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所以朱光潜说：
“子恺从顶自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是艺术的。
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
二、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兼有严肃与豁达之胜。
一般人谈到艺术家，往往认为他们是一批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常常是最严肃不过的。
许多艺术家锤炼作品时呕心沥血，一字一句不肯苟且。
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船泊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有人保存王安石这首诗的手稿，其“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的“绿”字，最初写的是“到”字，后来改为“入”字，又改为“过”字，再改为“满”字，如此改了十多次以后，最后才定为“绿”字。
仅此一端，就可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
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应该这样严肃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生命的色调与和谐。
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睡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
吴季扎原来已在心里暗自把宝剑赠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经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以见“心中契合，生死不渝”的风谊。
像这一类的言行看起来虽然是小节，但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
小节如此，大节自然更不用说。
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宁愿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采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
由此可见，朱光潜、宗白华所提倡的人生艺术化，其核心并不是只强调人生要像艺术一样丰富多彩，而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当然，这里所说的“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对生活的“执著”，而不知道“摆脱”。
人生的旅程尽管有好多路可供选择，但实际上你只能走一条路，有所取必然有所舍，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世间有许多人既走上这一条路，又念念不忘那一条路，结果蹉跎岁月，心境痛苦，事业也不能有所成就。
要免除这种人生悲剧，就需要善于摆脱。
人生既要能“执著”，又要能“摆脱”，究竟如何把握呢？
朱光潜认为，关键在于怎样取舍以及取舍是否恰到好处。
他指出：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
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
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著；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
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
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
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拿艺术的胃口去评判它，合于艺术胃口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胃口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
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
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中外历史上许多名人的嘉德懿行，都具有如此风采。
西方唯物论大哲学家斯宾诺沙，因其学术与犹太教的教义不合，犹太教会先是采取高压手段以至革除他的教籍，继而又通过收买办法企图使他改变自己观点，甚至派人暗杀他，但他都没有屈服。
他躲到乡下靠磨镜生活后，海德堡大学仰慕他的名声和学术，请他去当哲学教授，他怕因此影响他的自由，便婉言谢绝了。
这是为了真理和学术能摆脱一切的好例。
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坚持抗击异族侵略，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光辉诗句从容就义。
这是为了爱国信念和完美人格能舍弃自己性命的。
汉代富家女卓文君听了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曲，丢开富裕安逸的生活，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过起当垆买酒的贫困生活。
这是能够为了爱情而摆脱一切的。
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原来致力于诗歌创作，后来读到拜伦的著作，知道自己在诗歌方面难有大的成就，便丢开诗歌而专做他的小说。
这是能够为了一种学问而摆脱其他学问诱惑的。
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善于生活者的严肃与豁达。
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兼有严肃与豁达之胜。
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
三、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
人力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
人的意志，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
不过现实有时受我们意志支配，有时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
比如我们谁不想自己有个满意的工作？
谁不想有更高的工资收入？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想法常常遇到障碍，并不能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这样我们的愿望多半就会和现实发生冲突。
如何克服这种事与愿违的冲突？
在朱光潜看来，当理想在现实中受到挫折而又一时没有别的办法时，不应徒生烦恼，悲观失望，以至自暴自弃。
因为我们人类从来就不是懦弱者，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决不是解决理想和现实冲突的好办法。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决矛盾呢？
关键是要能够在精神上“超脱现实”。
朱光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其他方面征服现实。
超脱到那里去呢？
超脱到理想界去。
现实界处处有障碍和限制，理想界是天高任鸟飞。
现实界不可以空中造楼阁，理想界是可以空中造楼阁的。
现实界没有尽善尽美，理想界是有尽善尽美的。
关于超脱现实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朱光潜提出了三种：
一是宗教信仰，二是艺术活动，三是保持一点孩子气。
这三者之中，宗教有利也有害，并与科学思想相矛盾；保持一点孩子气，是指能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这也不易做到；而文艺超脱法则简单易行并富有效果。
朱光潜推崇从文艺这条路来超脱现实，主要是文艺能使“心灵获得自由活动的机会”，“现实界不能实现的理想，在艺术中却有机会实现”。
正是如此，人们不会因为理想和意志在现实中碰壁，就导致理想的破灭和意志的消沉，进而导致人生的沉沦和颓废，而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住实现理想和意志的动力。
因此，超脱现实虽然不是直接与环境奋斗，却是在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作准备。
这种奇特的、带有艺术意味的应付世事的态度，是朱光潜当时感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的一种方法。
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超脱观念因带有暂时避世的色彩，具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但作为一种保存理想，不让理想破灭的手段，它又具有积极的意义。
朱光潜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说：
我不敢说超脱观念对于别人怎样，但它对于我却是一种救星。
它帮助我忘去许多痛苦、免去许多烦恼、容忍了许多人所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并且使我增添了许多乐观和豁达，也使我增加了许多生命力，使我更加勤勤恳恳地做人。
总之，超脱观念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它是朱光潜对当时理想和现实剧烈冲突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既顾及到当然，又顾及到可然，显示了他的苦心孤诣，更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
在我看来，所谓超脱观念，也就是我们在遇到矛盾、困难、痛苦或什么不平等之事时，若我们经过努力确实无法或无力改变面对的困境，那么就要“看开一点”，就要顺时应变，乐观地泰然处之。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在许多时候决不仅仅是碌碌无为或逃避现实的表现，而是以退为进或积极应世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是个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与社会和谐相处，如何做到自己内心和谐的重要方法。
四、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朱光潜所说的处世的两种态度，即人力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
这常常使人产生误解，认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比较消极，更多地具有道家“超然物表”、“清虚无为”的隐逸思想。
其实，在朱光潜的人生观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于孔子积极济世的执著精神及其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他向来推崇备至。
他在四十年代写作出版的《谈修养》一书中，特别提出为人做事不应投机取巧、不应马虎从事，而应“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所以能有伟大成就者，大半都靠有极强的意志力”。
例如孔子，他当时是一个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他贪图个人舒适，完全可以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生活。
但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到过生命危险，他那副奔波劳碌、凄凄惶惶的样子，颇受当时人的嗤笑。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因为他有匡时救弊，改革社会的抱负，而且不达理想，决不甘休。
《论语》里记载：
长沮、桀溺两人退隐在乡下耕田，孔子叫门生子路向他们问路。
他们听说是孔子，就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意思是说，今日世道到处都一般糟，谁去理会它、改革它呢？
孔子听后说：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意思是说，我们与鸟兽不同，既然是人就应该做人所应该做的事；如果世道不是这样糟，我也用不着四处奔波呼号要改革它。
长沮、桀溺看天下无道，就退隐躬耕，是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径走；孔子看天下无道，就牺牲一切要拼命改革它，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所以孔子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
再如耶稣，他抛弃父母兄弟，反抗当时旧犹太教，攻击当时的社会组织，要在博爱上建筑一个理想的天国，受尽种种艰难困苦，直到最后牺牲生命，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
在他生命史中有一段关键时刻，即在沙漠里苦修了40个昼夜。
这40个昼夜中他不断受到各种引诱，引诱他去争权威名声，去享受荣华富贵，但耶稣经过艰苦的挣扎，终于拒绝恶魔的引诱，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
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段恶魔引诱的故事就是一个寓言，告诉我们横在耶稣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上帝的路，一是恶魔的路。
走自己信仰的上帝之路要牺牲自己，走恶魔之路可以获得尘世的尊荣富贵。
但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走抵抗力最大的路，所以他最终成了世界上最大宗教——基督教的创始人。
耶稣生命史中这段经受恶魔引诱而坚持信仰的故事，很可以说明我们一般人的心里，有上帝也有恶魔，我们的生命史常常是上帝与恶魔的斗争史。
我们常在歧路徘徊，理性告诉我们应该向东，而欲念却引诱我们向西。
在这种时候，上帝的势力与恶魔的势力仿佛摆在天平的两端，见不出谁轻谁重。
这时一念之差，往往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挣扎即可成圣贤豪杰。
我们必须在上帝一端的天平上增加重量，这重量就是拒绝引诱，就是克服抵抗力的意志力。
我们为人处世，眼前随时随地都横着两条路径，一是抵抗力最小的，一是抵抗力最大的。
比如做学生，不专心致志死心塌地读书做学问，而只是敷衍功课，混分数文凭；毕业后拿不出真本领为社会服务，只奔走巴结，夤缘幸进，以不才而居高位；做事时又不把事当事做，只是一味因循苟且，敷衍公事，甚至骄奢淫逸、贪污受贿——这都是放弃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而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径走。
其实，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在于奋斗。
能够坚持奋斗，则世间许多困难都能克服，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正如古人所说：
“有志者事竟成”。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叙了。
小结以上几点，朱光潜关于人生艺术化的见解，可以用他自己毕生奉行的一句名言（座右铭）来概括，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因做“入世”的事业，需要有儒家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热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因有“出世”的精神，需得道家超然物表，虚静无为的精髓，具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神采。
这种融无为和有为、出世和入世精神于一炉的人生哲学，固然反映了他身处乱世（20世纪30～40年代）时的思想矛盾冲突，但也表现了一种不甘被现实征服的顽强抗争精神。
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家一生大起大落，际遇坎坷，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甚至像十年浩劫那样被抄家、挨批斗、关牛棚的悲惨遭遇，仍然能在极端困境中孜孜以求学术事业，可说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并加深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句名言的蕴含——把个人荣辱完全置之度外，这是他的“出世”；对学术事业执著追求，这是他的“入世”。
正因为他有了舍弃一切的“出世的精神”，所以才能做出辉煌灿烂的“入世的事业”。
三、人生态度与社会和谐
当前，大家都在谈论构建和谐社会。
几天前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构建和谐社会当然包括许多方面，需要解决许多矛盾，如怎样促进社会公平、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怎样协调城乡发展、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等，可说是一个关涉到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宏大工程。
从大的方面来说，构建和谐社会要着重解决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
而要做到这些和谐，其核心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要和谐。
只有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每个社会成员自身和谐了，人与人之间才容易和谐、各种社会关系才容易和谐，这才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才能较好地扩展到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个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那么，我们每个人如何做到自身和谐呢？
关键在于我们所取的人生态度。
所谓人生态度，就是我们对怎样生活的基本认识，小到如何言谈举止和接人待物，大到如何对待功名利禄和进退生死，不同的人往往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就会决定你怎样应事处世，怎样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自然，从而决定了你是否能够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朱光潜、宗白华及邓以蛰三位美学大师所阐述和他们自身所持的人生态度上，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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