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封建史学的衰落时期明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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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封建史学的衰落时期明清

第六章封建史学的衰落时期——明清

  一、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明清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时代背景,了解明清史学家的主要史学成就及其局限。

  二、本章教学的重点、难点:

王世贞的史学成就;谈迁与《国榷》;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史学成就;乾嘉三大考史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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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

这一时期,封建专制高度强化。

在思想上,统治者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将之作为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

在科举上,采用八股取士,使读书人热衷于功名利禄而淡漠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

从明太祖始,到清康、雍、乾数朝屡兴文字狱,比如康熙朝的“明史案”,浙江富商庄廷鑨购得明万历年间大学士朱国桢所著《明史》,庄氏请人续写刻印,其中涉及到明末抗清之事,被人告发,庄氏被剖棺戮尸。

前后被杀的作序者、刻印者、售买此书者多达72人。

雍正时,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维民所止”的试题,被指为“维止”乃是“雍正”去头。

查氏死于狱中仍遭戮尸,亲属被杀或被留放。

乾隆朝的“文字狱”有71起。

如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卓长龄《忆鸣诗集》因把“忆鸣”推变为“忆明”而被定为大逆罪。

这种文化上的高压政策,禁锢了学者们的思想自由,使绝大多数学者钻进故纸堆中,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

形成了一代脱离社会现实的考据学风。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封建史学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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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明代设馆编修史书

一、编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北伐,攻下大都,得到元朝十三朝实录。

十二月,明太祖就命宋濂、王祎为总裁,李善长为监修,编撰元史。

次年2月在南京天宁寺开设元史局,8月便写完了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因顺帝一朝无实录,便命欧阳佑等专程赶赴北平采集其遗事。

洪武三年(1370)二月重开史局,至七月续写完成。

前后加在一块的时间不到一年(历时仅331日)。

钱大昕称:

“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十驾斋养新录》卷9)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全书共210卷:

本纪47卷、志55卷、表8卷、列传97卷。

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165余年历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万六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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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主要存在问题:

①未能反映出元朝历史的全貌:

全书详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史事。

而世祖之前如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田、宪宗蒙哥四朝73年的历史(平定西域、三次西征(攻占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建立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记载非常简略。

而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广、兵力之盛,非后期所能比拟。

至于当时的东西交通、民族关系、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很少涉及。

②没能充分利用史料:

如《元朝秘史》、宋彭大雅撰《黑鞑事略》。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陶宗仪《辍耕录》等都未采集。

③此外还有编次失当,相互矛盾等。

如《元史》列传第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

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的完者都拔也是一人作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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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元史》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后人多有修补或改修的:

  A、《元史类编》42卷。

清康熙朝邵远平撰。

有纪传,无志略,材料多于《元史》,《儒林》、《文苑》两传所补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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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元史新编》95卷,清魏源撰。

是一部企图较大规模修改旧元史的著作。

此书改正了《元史》的错误,补充了《元史》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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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新元史》257卷,民国柯绍忞撰。

民国九年,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列为正史。

该书参照了西方史料,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参考了《永乐大典》中所辑之《经世大典》残书及《元典章》等书。

《新元史》增加的史实较多,增加新传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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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洪钧于光绪年间撰。

洪钧先后出使德、俄、荷、奥等国,任公使,得多桑的《蒙古史》、霍渥尔特的《蒙古史》等,以西方史料证《元史》之误,补《元史》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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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编修《明实录》、《明会典》:

  《明实录》是明朝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

明朝定制,新皇帝即位即诏修前一代实录。

正史编写大多以它为依据。

内容非常繁富,凡各种政治措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自然灾祥以及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有详细记录。

这些材料来源:

既有档案作依据,又有史馆编撰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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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太祖到明熹宗朱由校十三朝,均有实录。

记载了十五帝实录,共3045卷。

《崇祯实录》17卷,为后人补辑而成。

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两本,正本藏内阁,底稿焚毁,以示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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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会典》是记载有关明朝典章制度的一部重要史籍。

其体例以六部为纲,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并附有插图。

内容较《明史》各志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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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永乐大典》的编纂: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

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

由明成祖永乐时解缙等人奉敕编修。

初名《文献大成》,后改名《永乐大典》。

参加编纂的人前后有2300多人,全书共收集重要典籍七、八千种,共22877卷,加上目录、凡例60卷,共22937卷,装成11095册,字数约三亿七千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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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录出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等约500种书。

现存约810卷,370余册,其中国内约2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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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明末的私家修史

一、对前代史的改编与续写:

  A、柯维骐的《宋史新编》:

200卷,嘉靖年间,柯维骐为另写一部高质量的新宋史,在宋、辽、金三史的基础上,编写《宋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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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文苑传》云:

“《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

……阅二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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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142卷。

对《宋史》错误多有改正,但史料不能出《宋史》范围。

  《四库全书》将《宋史新编》列入别史存目。

《提要》反对柯氏增宋末景炎、祥兴二王于本纪,又以辽、金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是错误的。

实际上这恰恰表现了柯氏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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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王圻的《续文献通考》254卷,是王圻耗40年之精力写成的一部续写《文献通考》而作的典制体史书。

此书比《通考》增加了民族、谥法、文书、节义、道统、仙释六门。

该书是清修《续通考》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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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

明万历年间,冯琦仿《通鉴纪事本末》体记叙宋事,以续袁枢之书,未成而卒。

刘曰梧得其遗稿,嘱陈邦瞻增订成书,其中3/10是冯氏原稿,7/10是陈氏手撰。

共26卷,109个目,全书记事,起宋太祖代周,终于文天祥、谢枋得之死。

书的内容,包括宋、辽、金和元四朝史实。

明末张溥将陈氏原著109目,析为109卷,每卷末附加自己的论断,遂成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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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纪事本末》取材于《元史》和商等《通鉴纲目续编》二书,此书将元军灭宋以前事属宋,明军灭元史事属明,对于徐达破大都,顺帝驻应昌等事,均略而不书。

但此书对元代科举、学校制度以及漕运、河渠等事,记载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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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谈迁与《国榷》:

  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枣林人。

他耗时三十余年撰成108卷、500多万字编年体史著《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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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他借阅《明实录》抄本及明人著述百余种,作为撰写《国榷》之依据。

顺治四年(1647)八月,小偷盗走了他的全部书稿,二十七年心血毁于一旦。

这一年他54岁,继续从头做起。

顺治七年(1651)再次完成《国榷》的编纂。

(见余著《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明史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9年)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

谈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比如《太祖实录》曾两次重修。

永乐年间重修的目的,在于预示太祖原有传位于朱棣之意,甚至否认朱棣生母为碽妃而强以为马皇后所生之子。

《太祖实录》记太祖临终时:

“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矫诏欲还之淮安。

疾剧。

上问第四子来未?

”谈迁指出:

“此永乐时饰说也。

”并补充记载了“皇太孙侍汤药甚谨,新扶掖,虽秽亵必躬以进,深夜侍卫或寝,呼太孙即唯,目不变睫,形至骨立”的事实,并特别突出地记载了太祖的“燕王不可不虑”的诏谕和传位于建文的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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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明太祖晚年杀功臣,《明实录》只写某人某年、月、日死,多不交待死因(如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案)。

《国榷》均原原本本地记载前因后果。

《国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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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计六奇,字用宾,江苏无锡人,一生靠教私塾维生。

  《明季北略》24卷,上自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下迄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记载“北都时事大略”,故“题曰《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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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季南略》18卷,始于福王弘光元年(1644)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记载南明福、鲁、唐、桂四王兴亡史。

本书大体按年叙次史事,而又各标事目,合编年和纪事本末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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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略》保存了明清之际的丰富史料,特别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史料。

自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基本上是按日记载。

《北略》24卷、645篇中关于农民战争的竟有364篇,占全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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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略》中主要记南明四朝史事。

但363篇中,涉及农民战争的有33篇。

  第三节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

  一、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

嘉靖进士。

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是当时文学上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

(《艺苑巵言》)认为“《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

《新唐书》,赝古书也。

《五代史》,学究史论也。

《宋》《元史》,烂朝报也”。

(同上)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反映在史学上,则推崇司马迁《史记》,重视纪传体编写。

他曾计划编写一部纪传体通史,但计划没有实施。

但他写过不少传记著作,如《嘉靖以来首辅传》。

《弇山堂别集》100卷是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素材,分“述”、“考”、“表”三大类。

“述”记明朝有关重大事件;“考”记载典章制度;“表”即纪传史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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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思想:

(1)接受了“六经皆史”(王阳明)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的论点。

明确表示六经也是史,没有必要把他作为经典加以推崇。

历来人们认为经乃载道之书,而史是载事之书,王世贞认为“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而传”。

(《纲鉴会纂序》)就是说,无论什么政治主张,都必须通过史书的记载才得以体现。

他特别强调“史学之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同上)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2)开创了考史之风:

他认为史料来源有三:

一是国史;二是野史;三是家史。

国史为史官所记,内容多忌讳;野史能够直书,但见闻受到局限;家史是子孙后代所作,对先人总是扬善隐恶,评价也不见得可靠。

在引用这些史料时,他认为要重视考证。

他写了《史乘考误》一书,共十一卷,前八卷考国史、野史;后三卷考家史。

考史的内容可分为:

订误、存疑、补遗、揭讳等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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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他认为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品不同,因而事业各异。

如“诸葛亮辅汉于蜀,狄仁杰反周为唐,其心一也;郭汾阳(子仪)克复二京,而终身富贵;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权奸,其道同也”。

(《纲鉴会纂·总论》)尽管他们结局不同,有成功,有失败,有“终身富贵”,有“身死权奸”,但“其心一”、“其道同”,却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至于五代的冯道,“历事于五季,惟恐失之”,自称“长乐老人”,其实是一个“丧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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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评论秦皇、汉武说“尧舜之世,化不得过数千里,荒服之外,大抵因俗为教固耳。

秦一荡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南度百粤……无不袭衣冠而谈《诗》、《书》,治礼乐者,於乎!

谁力哉?

故秦皇、汉武不足为人主训,然而功足言也”。

(《纲鉴会纂》卷8“秦始皇纪”)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4)反对宗教迷信:

  他曾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那些迷信佛道神鬼的君主,没有一个是得到好下场的。

他指出“至于末世,崇尚虚无,信诱邪说,垂及败亡,犹不能悟。

齐元(北齐后主高纬)为周师所围,尚讲老子;梁武(萧衍)为侯景所逼,惟谈苦空。

事佛之谨,舍施之多,无以逾于汉武;奉道之勤,设醮之厚,又何以加于道君(宋徽宗赵佶)。

然则饿死台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闻。

秦皇汉武穷极以求神仙,了无证验;楚王(刘)英,敬信沙门之法,卒以诛夷”。

(《纲鉴会纂·总序》)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二、李贽的史学思想: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

他是明代中叶的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他认为孔子和儒家的声望和地位之所以那么高,完全是历代统治者和理学家大肆吹捧的结果。

他在史学上的著作有《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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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的材料主要摘自历代正史和《通鉴》等书。

载录了战国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800名;《续藏书》取材于明代传记和文集,载录了神宗以前明代人物400名。

李贽按照自己观点将这些历史人物分类,各立名目并写有叙论,如《大臣总论》、《富国名臣总论》、《智谋名臣总论》等。

两书对人物的评价体现了李贽的历史观。

他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一切断以己意”,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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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肯定统一国家者:

他肯定秦始皇“混一诸侯”,是“千古一帝”。

他认为曹操有“平天下”之功,称他是“真知人,真爱才,真英雄”。

他称汉武帝是“英明之主”,唐太宗是“英主”,宋太祖为“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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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定实行变革富国利民之士:

他赞扬李悝“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做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他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但他却认为王安石属“君子误国”,变法动机虽好,但客观效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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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敢于打破“忠臣不事二主”论。

如对蜀谯周和五代冯道的评价。

谯周降魏,冯道“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历来为人所不齿。

但李贽却认为,他俩在“有刘禅之昏庸、五季之沦陷”的情况下,做出另投新主的选择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百姓因此能“卒免锋镝之苦者”。

可见李贽此论实际上是从安民养民的角度着眼的。

但他肯定曾投降契丹做过汉奸的冯道为“五代一人”,是明显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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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李贽思想的“异端”,所以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但明朝统治者曾下令“尽搜烧毁,不许存留”,至清代仍被列入“禁毁书目”。

李贽也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宁死不屈,夺刀自刎。

顾炎武评价道“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18《李贽》)从反面说明李贽胆识卓越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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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清初的史学概况

一、清初史学家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

后因避仇,变姓名为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江苏昆山人,(1613——168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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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身于一个“乡宦豪绅”之家。

他的祖父曾亲自教他读孙子、吴起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

14岁读完《通鉴》,并与了好友归庄一起参加了复社(知识分子吟诗作文、议论时政的团体)。

27岁起,着手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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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兵入关时,顾炎武32岁,他参加了太湖地区的抗清斗争,并参加了昆山保卫战。

昆山城破后,他的四弟、五弟被清兵杀死,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右臂。

他的养母闻讯绝食而死,给炎武留下遗嘱“无为异国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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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顺治十四年(1657)春,顾炎武离开江南,到达山东,在章邱长白山下,垦田自给。

并游历山海关、古北口、昌平、昌黎等地,写成《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等著作初稿。

他游历的主要目的,还是为联络志士,以图恢复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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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元年(1662),50岁的顾炎武到山西、陕西、河南游历。

这次游历共三年。

在游历过程中,他常用两马、两骡装着书,每到关、河、塞、障,向老兵退卒调查,有与平时所知不符的,就检书查对,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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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特开博学宏词科,有人推荐他应选,他表示“刀绳具在,无速我死”。

清修《明史》,请其参修,他致信曰: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亭林文集》卷3《与叶讱蓭书》)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他准备骑马出门谢客,不慎坠马摔伤,次日晨,去世。

  顾炎武深感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明确提出学术必须“经世致用”。

他说: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他认为写文章、做学问,都不能脱离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则将毫无价值。

他认为史学研究也要做到“鉴往训今”。

他著作《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礼等古制的来龙去脉,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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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代表作《日知录》,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

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

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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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的考据学对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两者之间差距很大。

首先顾氏的考据是为他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服务的。

而乾嘉考据学则是颂古非今、离今而言古。

顾氏在考据中,相当重视社会实践知识,而乾嘉考据学者则终日埋头故纸堆中打圈子。

因此可以说乾嘉考据学者从他那里仅仅学去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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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夫之和他的《读通鉴论》: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

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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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

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进攻衡州,他参加了抗清斗争,第二年投靠南明桂王小朝廷。

33岁后隐居从事著述,直至去世,始终以亡明遗臣自居,在深山僻壤的深山中(先在湘西山中,自称瑶人。

后在衡阳石船山中)刻苦钻研,从事著述四十年。

其著作有100多种,后人汇编的《船山遗书》中收录了70种,28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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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史学评论代表作是《读通鉴论》。

这是他晚年的作品。

  《读通鉴论》三十卷,其中评论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三国史一卷,两晋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

每卷分成若干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

这是一部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

作此书之目的是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

他说“所贵乎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

(卷6)他所选择的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大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

比如鉴于明末党争误国,因此书中涉及前代党争,都反复予以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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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黄宗羲和他的史学著作: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黎州先生。

浙江余姚人。

与顾、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

  其父黄尊素,东林名士,不幸被阉党陷害。

黄宗羲年19,只身入京替父报仇,以袖藏长锥入京讼冤,击毙魏忠贤爪牙两人。

之后参加东林复社。

清兵南下时,他组织“世忠营”,据四明山结寨防守,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

明亡后,奉母乡居,闭户著述。

康熙朝特开博学鸿词科,开明史馆,屡次征召,坚辞不就。

晚年生活清苦,以卖文糊口。

一生著作繁富,多至六十多种。

如《明儒学案》、《明文海》、《明夷待访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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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儒学案》是黄氏代表作。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料专著。

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

成立了19个学案。

其编次的顺序是:

每一学案前,附有小序一篇。

简述这一学派的源流和宗旨。

接着是学者的评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及学术传授,作扼要述评。

评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语录选辑。

黄宗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学术史,更重要的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史体,即学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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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氏另著《宋元学案》未完,由其弟子全祖望续补成书。

  《明夷待访录》一书,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作。

在该书中,黄氏从多方面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他指出,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而只允许皇帝一人大私大利。

他根据古代公天下的传说,认为君主的设立,本是为天下兴利除弊的,可是后世的君主却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给天下造成无尽的灾难。

因此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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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官吏的设置是为了与君主分工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私其一人一姓”,官吏的工作,不能以君主的好恶是非为依从。

并主张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

这些已经带有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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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认为该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地反抗”。

该书乾隆年间被列入禁书之列。

光绪年间,康、梁等曾私印,作为宣扬民主主义的工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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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史》的修撰及其特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的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达90余年。

  早在顺治二年(1645),即命冯诠、洪承畴等负责此项工作。

因政局未定,史料不备,而没有什么成效。

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但翻译《明实录》为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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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十八年(1679)再次开馆修史。

因在这前一年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明末逸民中不应科试的。

结果使得朱彝尊、潘耒、尤桐等近五十人进入史馆。

万斯同以布衣的身份参与修史。

当时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裁,后总裁调动频繁。

康熙末年,初稿大部完成。

此史稿的编纂,出力最大的首推万斯同。

二十年中,凡史局中之大事,稿件的复审、改定都交他处理,手定史稿不下500卷。

康熙五十三年(1744),已致仕的王鸿绪在此基础上稍加改动后进呈,后来王氏子孙私刻出《横云山人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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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元年(1723)七月,续修《明史》,总裁张廷玉、朱轼等,即以“王稿”为蓝本,增删修改,到雍正十三年(1735)全书告成,由张廷玉领衔进呈,即今之通行本《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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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共336卷:

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目录4卷,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

  特色:

(一)所据史料详备:

明中叶以来,私家修史之风盛行。

如焦竑之《国史献征录》、朱国桢《明史概》、邓元锡《明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谈迁《国榷》等等,均为明朝熟悉掌故,习于作史的人私家史著,可资参考。

官修《明实录》(十三朝,记十五帝)、《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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