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人才 让人才尽快脱颖而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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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人才让人才尽快脱颖而出

时代呼唤人才让人才尽快脱颖而出

　　摘要：

针对西南联大的辉煌所得到的启示进行分析，阐述了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及如何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性。

关键词：

时代；人才；西南联大

人才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切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

关于“人才决定一切”的论断，最透辟莫过于国外两位名家的阐述了。

法国的圣西门曾提出一个着名的假设：

如果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的物理家、化学家、数学家、诗人、作家以及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对祖国最有用处，而重新培植这样一批人，则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时间！

另一位国外名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

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教育、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

这两段名言，都深刻警示世人：

一个不充分利用人才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尽快培养人才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照理说应该最具发展提高的优势，可事实是，建国六十年来，尽管我们在各项事业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却未能在一些带标志性的人才问题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如在大陆上还未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未新增过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沃土不长茁苗，还能称其为沃土吗？

针对这种非正常现象，近年来有关对当年西南联大校史的研究，为问题的解答找到了较好的参鉴。

西南联大是个什么概念？

其形象可从其校歌中去觅识：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表露师生“壮怀激烈，誓雪国耻”雄心的校歌，极具悲壮激昂的感染力，可说是浓缩了西南联大熠熠闪光的历史。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当敌寇入侵，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为保存民族精英，培养能挽国家危亡的人杰，京津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于1937~1938经长沙迁往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该校始终与八年抗战相同步，作为中华民族最坚强的中流砥柱，对抗战，对中国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该校在云南的八年中，用所汇集的各路名师，为社会培养了约2000名优秀毕业生，在国内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有这么几个数字让人赞叹不已：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两院”院士的共170余人，几占到院士总数的一半。

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奖金，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等4人获得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联大办学的成功，在国内外获得前所未有的高评价。

国内纷纷赞扬她是：

“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大学”，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国外则称赞她是：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正是由于她的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所以有人在结合现实与未来发展时大声疾呼：

要用她的精神为中国教育招魂。

那么，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是什么？

她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对我们又有何启示呢？

关于联大精神，当年的经历者总结出的一致感受是：

西南联大在三校原有的优良传统与先进办学理念的基础上，所重新确定的以“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以及“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为目标手段的办学宗旨与方针，即构成为“联大精神”。

关于由“大学精神”指导而取得巨大成就所揭示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经验，研究者通常总结有三大方面的内容：

1西南联大的成功首先应归结于她的最坚强、最有水平的领导

由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三位原校长所组成的领导核心，可谓是最有权威最有水平的班子，这三位蜚声中外、名扬四海的校长，集思想家、教育家、学问家三大优势于一身，在掌方向之舵、树身正之范、成学高之师上，是最无与伦比的匹配。

从声誉评价看，梅贻琦以亲掌专抓全面常务而获清华所唯一授予的“终身校长”奖；蒋梦麟以继承蔡元培办学传统卓有成效而赢“发扬光大”奖；张伯苓更以“毁家兴学、办好南开”的实业精神而再捧“贡献杯”奖。

有这样三位珠联璧合的掌领，怎能不使办学水平突飞猛进呢！

先看校风建设。

将三校的原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合化为“刚毅坚卓”，从而形成“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的新校风，这是三校在联合办学上就精神、风格等重大方针所做的新提升。

再看办学所依据的理念。

梅贻琦有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重人不重物，把师资作为前提放在第一位，道出办好大学的真谛。

斯语一出，即为醒世经典，而为大家所奉用！

再看科学的管理模式。

联大推行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为核心的民主管理模式，由这种模式再上升所构建的一整套办学体制，其优越性十分明显突出，它最能为办好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2西南联大的成功最在于她拥有一大批最有知名度的优秀教师

在三位最有声望校长的遴选下，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师资阵容，他们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使学校成为史上少有的“民主堡垒、学术重镇、人才摇篮”。

他们中最有名的如文科的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等，理科的吴大猷、梁思成、华罗庚等。

这些教授学者们都称得上文坛泰斗、学界宗师，不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最有气节风骨，堪为当代楷模。

以最有威望的陈寅恪为例：

他是最出名的国学大师，功底之深，难有人望其项背。

他会背诵十三经，并能讲深讲透每个字。

他精通十四种语言，最擅长解答人所不能的疑难，被尊为“旷世奇才”！

最能体现他学问高深、知识渊博的是他在讲课时的宣告：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这铿锵的告白，表露的岂止是治学的超凡脱俗，更应是做人的高贵圣洁！

由于讲课新颖独到，且充满浩然正气，所以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连不少着名的教授也都堂堂不漏地赶来听他的课。

由于他把教学水平与人格魅力都发挥凸显到了极致，所以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象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西南联大还有一大批，这是联大创辉煌的真正法宝。

它足可证明：

一所大学的吸引力，不在于大楼的设施，而在于大师的水平。

联大的教师，处在被尊崇为“大师”的位置上，确也是做足了道德文章的。

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守中国文人的节操、保持中国寒士的风骨，与世界潮流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标准相接轨。

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处世待人，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真正自塑了“公众的眼睛，时代的喉舌，社会的良心”的形象，齐心协力，把联大真正办成了“苏世独立”的“批判中心”！

其高风亮节，是怎么赞颂也不为过的！

关于联大教师群体在办学治校上的风范，最应提的有三点：

其一是课堂上所展现的“百家争鸣”与“求真务实”相结合的讲授风格；其二是在课外潜心治学、发展学术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三是在抵制、反击豪门权贵的倒行逆施上所赢得的“公道人心”！

大师们在这三方面摆界非学术因素的无端干预和控制，维护学府尊严上所彰显的精神风貌，无疑是当今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且争相追随的！

3西南联大的成功最主要体现在她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高水平的质量上

西南联大由三个“一流”的有机完美结合所创建的先进培养体制，是使学生既勤奋好学又富于创新、迅速成长为“人杰”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

闯好与国难同步的入学关。

“哀兵必胜、磨砺成才”的信念让学生上好了入学的第一课。

当抗日战局逼使临时大学需再向西南迁移时，在兵需分三路的情况下，有数百学生在部分教师的带领下，毅然选择了最为艰难的步行前往的道途。

这一路上的徒步行军，横跨湘、黔、滇三省，时间之长、行程之远、跋涉之险，不仅在中国办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有罕见的。

这创造奇迹的远征壮举，对全体师生忧患意识的教育，是最别开生面、最大见成效的。

过好在困苦中坚守的上课关。

战时给联大师生上课的环境只能是茅屋草棚，可在这样无比简陋的条件下，教授教得最认真细致，学生学得最用心扎实。

而当战局吃紧、前方需要兵员补充时，有上千学生投笔从戎，参军参战者占到学生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紧要关头，联大学生用流血牺牲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其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在爱国史上，留下了最厚重的一笔。

　　不上前线留下来的学生，也无不抱着“为抗战胜利深造”的目的而加倍刻苦地学习。

在学校制订的“学生自治”、“通才教育”的方针指导下，一个个如虎添翼，其进步提高的跨度自是一般的教学程序所不能企及的。

“学得自由”是学生们最赞赏最受益的教学特色，它是联大最出人才的奥妙所在。

一位后来成为院士的老校友这样称颂说：

“联大最大的成功就是‘自由’两个字——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

联大给学生的“自由”表现在各个方面，最主要是体现在学生享有最宽松的学习环境上。

在这里为施行“通才教育”、“自我管理”，学生的听课、选课是自由的；课外是进图书馆钻研，还是上茶馆切磋也是自由的；选择用几年时间读完课程、拿到够毕业的学分同样也是自由的！

总之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发展提高。

把好对国家社会负责的毕业关。

联大的自由也不是无边无沿、没有限度的，她的“严进严出”的规章制度是以严格得出奇而闻名的。

要想在平日考试中达到及格标准不付出努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不及格而重修、留级、劝退是谁也讲不了情的。

故统计到毕业时的淘汰率几乎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经过严格的审核考查，毕业生在品学上是绝对能保证质量的。

很多后来在事业上有大成的毕业生在回顾“历程”时，都异口同声地感谢在校时“自由选课、严苛考查”等举措对他们终身发展的巨大帮助！

而这种严格把关使学生的人文修养与科学精神都能得到提高的做法，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亦可说是非常对头的。

如何确定教育培养的口径与目标？

前不久有专家就其总原则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对照西南联大当年在培养英才上的种种探索，其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是多么值得肯定与发扬啊！

西南联大虽然开办不到九年，但其办学宝库中的经验财富，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本文择其最精要的三大件略加评析，就很可看出其不一般的分量！

对比西南联大，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办学条件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但我们的教育质量却未能有相应的增高提升。

在本文所重点提到的三大领域内，毋庸讳言，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随便举几个实例：

我们的学校领导尚不是那么坚强有水平。

从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来看，校长威望尚不算高。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有记者要求某泰斗级大师题贺词，这位见证北大历史的百岁老专家所回答的话语是：

“希望北大办得象从前那样好！

”与之呼应的是：

网上评选百年来最有成就的校长时，只有蔡元培、胡适、马寅初三位名列其中，评选结果很发人深思。

而在接待台湾来参访的政党要员时，清华、人大的领导都在国学常识上闹过笑话。

人文修养的缺失，让各界引为诟病。

在师资的水平上，清华、北大原借以形成的在招生上的优势，目前有让香港名校取代之势，主要系在学术水平评估上未能走在前面所致。

在学生的质量上，宽进宽出，已使全国各地的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而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靠国外培养的有水平的博士生，也大都寓外不归，致国内高精尖人才颇感匮乏。

情况如此，已使中国教育陷入危机，如何挽救？

人们都在体制失灵、风气不正上查原因、找对策。

目前得出的一致结论是：

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办学体制的行政化，“官本位”的思想与做法是阻止教育发展、耽误人才提高的最大障碍！

对比西南联大的精神，参照先进国家的做法，可看出“以官为本”、“行政决断”确属“以人为本”、“民主治校”的逆转反动，它是现有的不合理机制在运行中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有它在就必然使真正的改革开放难以进行。

当下出现的“不下力聘大师，光专注盖大楼”、“不主攻抓教学，只热衷造虚假”的歪风，特别是在招生、发证、基建上因贪腐而使校官频频落马的事实，无不说明在办好教育上去掉“行政化”，革除“官本位”，让“内行当家”、“教授治校”已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事。

此时此刻，人们更加怀念西南联大的辉煌，也更进一步敬佩邓小平所提“三个面向”的英明，可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由此又不能不想到，在反思文革灾难教训时人们所常引用的恩格斯的名言：

“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这话告诉我们，走了弯路只要“迷途知返”还是大有希望的，而“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

让人可喜的是，最近我们国家领导人已就推进教育改革、加速质量提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各界有识之士，也正在为取得成效而纷纷献计献策。

这个时候，我们重温一下现代办好大学第一人蔡元培老校长的真知灼见——“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无疑对“以史为鉴、走出迷误”有莫大意义。

可以预期：

以政治改革带动教育改革，必将迎来最美好的前景。

那时候的大学，必将成为“精神的殿堂，文化的中心，社会的良心，城市的引领。

”作为培养人才的真正摇篮，定可让那些“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学子，在这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尽快成长为能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