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选拔与社会变迁高校招生政策之世纪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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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选拔与社会变迁高校招生政策之世纪演变
教育选拔与社会变迁
——高校招生政策之世纪演变
刘丽敏/阮丹青/杨善华
【内容提要】作为对于社会变迁的回应，招生政策的变动实际上体现了教育对于特定资本类型的承认，由此也投射出其之于国家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在教育选拔逻辑的变迁历程中，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流动渠道的意义正受到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教育选拔/社会变迁/招生政策
一、引言
对于高等教育场域内部教育行动的考察始终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现代社会特权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对学校文凭的占有，在血缘、天赋的权利无法再为特权提供合法性证明的今天，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资本①。
中国的研究者将当代中国社会概括为“学历社会”，指出“教育身份”正逐步取代“家庭出身”成为社会分层的外在依据，并深入分析了“教育身份”所隐含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功能[1]。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现代社会谁能成为名牌大学的“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有可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名牌大学的教育行为具有象征资本分配的意义，其教育选拔机制成为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机制[2][3][4][5][6][7]。
而招生政策是教育选拔机制的制度体现，因此，对于招生政策的研究尤为重要。
在已有的关于教育选拔机制的政策讨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研究。
第一种类型的政策研究为历史综述型，研究者关注的是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演变历程，力图厘清这一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
在中国，这一研究的关注论题主要是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和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
科举制度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题旨，而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种制度对于精英选拔方式的改变[8][9]、对于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影响[10][11][12]、对于士绅阶层兴起、衰落的影响[13][14]和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作用[15][16]。
这些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奠立了一种研究视角，就是将对于教育制度的讨论纳入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大脉络之中，探讨教育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教育选拔对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机制以及这一制度的社会支撑体系，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而使“教育社会学成为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核心部位”[17]。
关于高考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传袭了这一研究视角。
比如，有的学者通过梳理中国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过程来力图呈现一部中国高等教育选拔制度的变迁史或“沉浮录”[18][19]，有的从高考制度的变迁史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约束条件两方面探讨了高考制度从中国传统社会的萌芽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内一项根本制度的演变逻辑，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一制度的表现特征和其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价值支撑[20]；还有研究留意到了教育制度与社会政治变迁、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联系[21][22]。
这类研究旨在从宏观、历史的视野中来探讨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从而把握教育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其历史视野和制度史的视角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缺乏对具体个案的深入解析。
第二种类型的政策研究与前者恰恰相得益彰，可以说是第一类研究推向具体而深入。
这类研究比较倾向于对特定的教育政策的内在机制做深刻剖析和深入探讨，具有浓重的批判意味，但以国外的研究居多，国内并不多见。
如一项对哈佛、耶鲁等美国四所名校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招生政策的变革历程分析指出，这些学校通过不断调整招生政策以昭示其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才观，为国家选出“想要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其间“种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具有否定意义的标准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如宣称的那样淡出对于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2]。
另一项对于美国名牌大学招生政策的研究指出，尽管在教育普及的今天，大学通过扩招来展示其为教育平等所作的努力，但并不是谁都能通过大学的遴选而获得学业空间里的有利位置，事实上，大学通过调整招生政策，即“优”的标准（themeaningof“merit”），隐蔽地实现了对于优秀生群体的拣控。
成绩和分数不仅仅取决于学习的努力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学生的“天资”（intelligence），而这种天资恰恰来自于一些与一个学生花在书本和作业上的学习时间（hoursstudentshavelaboredovertheirhomework）毫无关系的因素，比如先天能力（inheritedability）、家庭环境（familycircumstances）、早期教养（earlyupbringing）等等[23]。
在对于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名牌大学有的放矢地寻找着目标，而他们自身的立场并非他们宣称的那样中立。
或许早年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向任何满足了最低限度的学术要求的人敞开，大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之间鲜有冲突；但今天，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相当有限，招生政策考虑的“不是谁想学，而是谁更需要深造”，这远不是以学业评判为依据的[24]。
这类研究对于教育政策的内在机制、实现方式及其与社会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的讨论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其研究结论往往因直接触及社会分层、阶级流动等问题而带有过于浓重的价值立场，并且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因此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且这类研究在国内目前尚不多见。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文献梳理大致可以概括现今中西方学者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脉络和讨论视角。
然而，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献来看，能够综合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将宏观历史性分析和个案剖析结合起来；并且突破单一的学科视角来考察教育政策演变的实质及其政治意涵的文献尚不多见。
这构成了本文实现突破的可能空间。
本文认为，将招生政策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野，并由此来讨论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精英选拔方式变动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招生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方式也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的某种结构性特征。
因此，本文意图综合上述两种研究类型的研究取向，尝试通过历史性分析和个案剖析来把握招生政策之演变所具有的政治意涵，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考察教育选拔之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意义。
本文将分作三个阶段来讨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北京大学的招生政策之演变历程，解读在每个阶段招生政策的内在机制和实现方式。
虽然从结构上看，民国时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与市场取向改革以后的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差异，但是前两个阶段对于我们理解后一阶段的教育制度和招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网罗众家之学府（1898-1949）
1.“兼容并包”的人才观
以北京大学为例。
北京大学诞生于命途多舛的世纪之交，当时的“京师大学堂”除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还同时是执掌全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
“大学堂”虽是变化维新、效仿西学的产物，但作为清廷官设的教育机构，在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与国子监和“太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学生构成来看，学堂虽招领天下“各方最优秀之士子”，但最终能跨进“大学堂”门槛的都是当时的贵族子弟和名门之后。
“大学堂”为的是培养“新的人才”、传播“新知识”，但只有社会精英阶层的子孙才能成为被培养对象：
当时的入学者都是那些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上学时，还带着佣人、听差，学生被称为“老爷”。
他们读书，平时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试题范围，以便于应付过去。
到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先生第一要改革的就是大学的“宗旨”。
蔡先生首先提出“抱定宗旨”，即入学的明确目标，强调教育之“鹄的”②。
当时已至民国建立，对于清廷余风和贵族的霸行，全社会都已恨之入骨，大学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正之风”，树立新学风为第一要务。
蔡先生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
而面对当时的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诫众生：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为了造就“研究高深学问者”，蔡先生首先对“学问”做了阐释：
“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这具之物。
”此外，他还启用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效忠清室的辜鸿铭、醉心西化的胡适之、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国民党员李石曾等，不管在派别上是新的，还是旧的，认识上是洋的，还是古的，也不管在思想上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有学科特长并能发挥出来，都被包容了进来，这使北京大学成为“网罗众家之学府”③。
“兼容并包”体现了蔡先生的人才观，也是当时的时局所致。
在蔡先生看来，最高学府承担着义不容辞的砥砺人心、富国强民的责任，他通过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办法理念和管理体制，并注入中国传统书院制度的精神，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
教师自由讲学的精神、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教师间自发形成的对教师学行的清议以及学校对教师人品的敬慕、对教师智慧的瞻仰、对教师个性的鼓励、对人文学科的尊重都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应运而生。
而这场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大学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传统，在学校，至高准则应当是学术而不是政治。
大学注重的是单纯的学术标准，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科学的进步和弥新。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阶级出身、政治立场似乎都不能成为一成不变的赌注，而独尊学术反而能为乱世中的象牙塔谋得一贴护身符。
2.多样性的择才理念
“兼容并包”的人才观直接影响着招生政策。
由于当时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在招生上，学校能最大程度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在确定招生专业、招生名额以及投考资格上拥有很大自主权。
正是因为学校对文化资本给予了至上的合法性地位，大学希望选出的是学贯中西、晓古博今、文理通汇的文化精英，学校对于学识的考核极其严格，考试科目繁多，条件苛刻。
1920年《北京大学招考简章》规定，“本校设哲学、中国文学、史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十三系。
”“本校今年招考预科一年级生，及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四系一年级生。
投考预科者，必须中学校毕业，但其所认考之外国语为德文、法文、或俄文，则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亦得报考，投考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系者必须高等或专门学校毕业”④。
学校强调“学科专长”，破格录取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怪才，这实际上是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引荐制，保证了一批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传承的书香子弟能顺利进入最高学府，也使学生构成在各自的学科背景、才学专长方面保持了丰富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的择才理念后来在西南联大时期也充分发挥了优势，培养出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垂青史的大师级人物。
3.文化精英和相对独立的文化资本
多样性的择才理念有一个前提，就是科学至上。
大学是传播文化、科学的学术机构，因此大学最尊重的是独立于政治、经济而存在的文化，教育给予了文化资本最具正当性的地位。
招生政策多是社会时局所至。
按照这个基本观点来观察，这种多样化的招生政策恰恰是处于风雨交加的年代的高等学府应付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良策。
中国传统文人仕阶层的余脉竭尽全力地为大学争取独立的行动场域，让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与政治集团相抗衡，而不依附于当权阶级。
因此大学得到了选拔人才的自主权，而只有坚持自己的人才观，才能取得学术的繁荣，培养出一批底蕴深厚、学识渊博的大师级人物。
在这个阶段，教育实际上推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精英阶层，给予了文化资本至上的合法性地位，这种文化资本由于具备了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兑换功能，因此影响到社会精英地位的获取。
三、被“革命”的教育（1949-1978）
1.席卷中国大地的“红色风暴”
匈牙利社会学家Tomusk基于对东欧国家改革前后精英生产模式的研究印证了布迪厄的精英再生产理论对于不同社会体制的普遍解释力，并精辟地勾勒出现代国家“阶级革命”的实质和精英再生产的徵像[25]。
他断言，人类历史进程中，贵族们凭借世代传袭的财富与地位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再生产这一事实构成了社会优势集团与无所继承者之间的深刻矛盾。
每一次的“革命”都提供了一次彻底改变已有的阶级关系、推翻“反动阶级”的珍贵的机会。
随后出现的局面是，旧的再生产链条被打破，新的格局中谁曾经一无所有的越彻底就越能获得最重要的资本。
经济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彻底缺失不但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块在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或者洗脑运动中的“护身符”。
然而，新政权很快便需要寻找其他途径来稳固自身的合法性，以免赤裸裸地暴露自身的强权。
在另外一项对于匈牙利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教育变迁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方法以期重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平等的教育系统，彻底祛除文化资本或者其他可能转换成权力的资本形式的积聚[26]。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打破原有社会分层格局、建立新秩序的政治需要，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强政治干预的教育政策来削弱出身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意在彻底改变已有的阶级关系结构，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
有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促进“平等化”的手段，有效地切断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极大地减弱了教育获得方面的阶级差异，这种“平等化”的程度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27]。
杨东平指出，建国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主要制度特征是突出政治、阶级路线政策、城乡二元格局、优先发展高教和重点学校制度等主要体现精英主义的价值和路线[6]57。
在“文革”前十七年，基于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与工业化和赶超模式下的效率优先一直处于强烈的冲突之中，毛泽东发动的“教育革命”则为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教育革命，以政治乌托邦的理想冲击“文革”前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制度，除了在政治挂帅、贯彻阶级路线等政治化的方面承继“十七年”教育外，其他方面皆“反其道而行之”。
通过打击知识分子、下放教育权力、取消考试制度，以破坏性的暴烈方式推进公平。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通常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场域之外，成为工农阶级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被贴上“黑九类”的标签。
许多小说中知识分子迂腐寒酸落后的形象可以看作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处境卑微甚至被污名化的一个佐证。
这是国家政权在采取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推翻旧有体制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阶层，它的“革命”意义要远远超过“平等”，其实质是在推翻原有的社会格局之基础上建立新的利益格局。
2.“政治压倒一切”的招生政策
特殊年代里，大学成为政治权力主宰和操控的战场，学术必须先服从政治需要，高压的政治环境对大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学的人才观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招生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
197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
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
‘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
’”[6]43因此，“文革”以来，新中国的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政治素质过硬”，其次才是“又红又专”，反映在招生政策上，能否进大学首先取决于政治素质，这在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
1973年《教育革命通讯》的一篇文章还称：
“大学从什么人中招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6]43国家也明文规定“家庭出身有问题者不能报考高等院校”[6]43，革命干部子弟享有入学照顾政策。
1953年的高校招生办法规定，在成绩达到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工人、革命干部等。
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已占82％，中学生中占60％以上[6]35。
据1971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6]44。
通过推行倾斜于统治阶级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的教育政策，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正在形成。
就这样，北京大学从满是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成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工农子弟兵学校，这一时期北大的工农子弟的比率是历史上最高的，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时期。
3.“国家—革命”精英
以北大为例，从建校到解放前的北大招生史来看，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教育简言之就是推出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精英，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教育则面临着推翻之前文化精英和文化资本之合法性的使命，转而建立“政治身份”之至高无上的地位。
新的文化资本的掌握取决于政治资本，也就是说，教育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实现文化资本服从政治资本，通过教育来保重政治身份的至高。
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教育呈现出公平和精英垄断两种面相。
其“公平”面相来自于反对“市场”，更为深刻的，来自于反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英生产方式，废弃其合法性，因此是革命意义上的公平；其精英垄断面相在于建设超越“阶级”利益的“国家精英”。
这些人被称为国家精英就在于他们不忠实于本来的阶级利益，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是革命的，他们才是代表国家的人。
革命想要建立的实际上是这种“国家—革命”精英。
这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四、市场化的教育改革（1978至今）
1.市场转型与教育改革
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被确立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再是不可容忍的现象，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激励机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经济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性的不断突出，教育体制向着精英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不再是消除阶级差异，而是为经济增长（“实现四化”）选拔培育人才。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为知识分子平反的标志。
1980年《人民教育》第4期发表的评论认为：
“改革招生制度的核心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考试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经国务院批准，1980年起考生多的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统考以前，结合高中毕业考试或采取其他办法进行预选，选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全国统考。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实施高考预选被认为“是方向性的重要改革”、“符合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中学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
为了顺应改革时期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成功地吸收高学历的党员进入政治和管理精英层，大学学历取代了党员身份，成为通向精英地位的另一条道路。
1990年后，随着老革命干部的淡出和整个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学历集团进入政治领域。
“学历”变成了进入政治权力场域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全球化成为本世纪世界教育所面临的共同主题，这也奠立了本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发展战略。
全球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首先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了中国大学办学国际化的进程。
1998年，国家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教育部启动“985”计划，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
在整个国际化办学的大背景下，一些名牌大学在招生机制、课程体系改革、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评价指标等各方面都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
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在内的国内一批名牌大学近年来纷纷引进国外先进大学办学经验，推行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理念，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素质教育通选课体系。
2003年始推行的自主招生制度就是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的改革。
2.教育选拔：
从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
高考制度的恢复将考试分数标准重新带回到大学的招生过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新的平等宣言。
直到本世纪初，教育界开始全面反思中国的人才培养方略和质疑高考选拔制度。
当传统教育不断遭到质疑：
“重分数、不重能力”、培养了“高分低能”的“社会不需要的伪人才”，高考选拔也受到“一考定终身”、“招生标准过于刚性”等。
要求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面临着“时代”的考验和拣选。
2003年，教育部出台了自主招生政策，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四所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并逐年扩大自主招生的高校范围和高校招生的自主权，高考制度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机制，自主招生几乎成为与高考招生平分秋色的招生方式⑤。
新的招生机制的最根本的变革就是对单纯依靠考试成绩的选拔机制的批判与创新。
它采取多样化考试机制和多次考察，并且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考察置于核心地位。
在自主招生的考核机制中，“综合素质”可以被进一步强调成“与人交往的能力、创新的意识、卓越的领导能力、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文学艺术的修养以及对于成功的渴望”等等这样一些主观的特质，自主招生的选拔过程中，招生人员接受或者否决一个申请人就基于对学生是否具备这些素质的判断⑥。
这些标准是单纯依据学习成绩的选拔标准体系中缺乏的，这种从单一的“考分”标准检验向全面的“综合素质”标准检验的转变也是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的转变。
然而，这套以“综合素质”为核心的弹性选拔标准与先前“唯分是举”的刚性标准最本质的转变就在于它已将众多并非单纯依靠学校教育而获得的能力或者说并非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技能纳入到教育选拔体系中来，被选拔标准最看重的“综合素质”是与个人的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体系。
3.社会分化与转型时期的精英选拔
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教育选拔发生了从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是在整个社会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发生并且与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相互印证的。
市场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本质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
随着市场转型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群体或亚群体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的迥异的差别使人们很快意识到社会的分化已是一种被感知的社会事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
传统教育模式在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需求上显露出了不足，国家需要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来实现国家人才发展战略。
另外，在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化背景中，国外名牌大学的人才选拔方式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辐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选拔机制的改革变新成为必然趋势。
自主招生作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多样化、弹性化的选拔机制与转型期国家的精英需求和人才发展战略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招生机制的不断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分化。
如果说人的社会位置的不同，本身就决定了个人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那么，通过“综合素质”选拔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承认了这种由于不同的社会位置带来的知识体系的不同，这种“不同”被教育正式承认为最基本的，具有最基本正当性的差别。
在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市场转型后期，这种转变实际上也体现了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特征。
五、结语
高校招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其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和社会变迁的烙印；招生政策的演变轨迹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的真实需要密切相关。
中国的教育选拔制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动，这种变动由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致，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说，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高等教育是社会中的个体获得精英身份、实现地位升迁的有利机会和有效途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招生实际上是一次社会选择与排斥，这使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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