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和多样性第二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论文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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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多样性第二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论文综述

多元化和多样性——第二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论文综述

庞磊沈清基

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2006[6]）

提要：

继2001年第一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之后，第二届世界城市规划院校大会（WPSC2006）于2006年7月在墨西哥城召开。

大会主题为“多元化和多样性”，并通过设立的20个专题来体现。

对大会各专题的主要内容、新观点和新思想、新动态和新趋势进行了介绍，期望有助于了解本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及学术意义。

关键词：

第二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主要议题，学术动态

五年前，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于2001年在同济大学成功召开，会上讨论并通过了上海公告，成立了世界城市规划院校网络组织（GPEAN）及城市规划院校组织国际指导委员会。

2006年7月，第二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WPSC2006）在墨西哥城召开。

本次大会同时被欧洲规划院校组织（AESOP）视为欧洲规划院校年度会议。

本次大会是继2001年后城市规划教育界的又一次国际盛会。

大会的主题是“多元化和多样性——全球规划界的新议题”（DiversityandMultiplicity:

ANewAgendafortheWorldPlanningCommunity），大会讨论的20个专题反映了当前国际城市规划界在学术研究和城市规划实践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值得我国城市规划界的高度重视。

笔者按专题对此次大会的主要专题进行介绍综述，重点集中在规划新观点、新思想、新动态和新趋势方面。

1管治、政策和冲突（Governance,politicsandconflict）

当前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城市管治方面的竞争、可改变的政策以及城市中的社会冲突等挑战。

本专题的三个关键词反映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管治”——基于对地方的热情关注以及相关跨国界的网络，对于规划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聚焦；“政治”——规划中新的政治学，尤其是规划师与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冲突”——针对不同尺度城市中出现的社会冲突时规划的应对。

芬兰的A.Peter指出，当前的问题不在于管治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寻求如何组织管治的最佳方法。

CEC（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就曾提出将区域城市管治的政策从欧盟层面落实到地方层面。

在社区的层面，规划工作者可以使用成本－效益分析，以获得城市居民对地方改造计划的认同。

ADLER,Moshe（美国）用新泽西州Camden的案例解释了针对这一犯罪率极高的地区而采取的规划措施，以及带来的成本投入和获得的效益产出。

巴西的A.Pedro指出，世界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近十年来在拉丁美洲的行为，类似于一种“城市调节器”的运作。

作者分析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财政模式和部分贷款的演变模式。

并且以巴西圣保罗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与这些“城市调节器”机构的谈判过程和方式。

意大利的B.Alessandro以米兰为案例讨论了大都市区的发展与行政管理区域上的错位。

美国的B.Idalina分析了过去30年葡萄牙在地方规划和管理中的巨大变化。

指出，许多近期的变化都源自欧盟的规则、政策和管理体制。

作者还以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为例，阐述了当时数个城市之间的管治协调实验，并进一步介绍了2000年涉及18个市的“POLIS”计划。

悉尼大学的B.Edward指出：

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的“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许多黑人区。

在洪水退去前，一个秘密的会议在达拉斯市召开，城市的部分精英们试图把洪水作为铲除城市低收入地区的工具，但这并没有得到市议会的通过。

该文生动描绘了城市精英分子如何影响规划的过程，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地方社区组织的应对。

B.Alison指出，很多城市中的贫困阶层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依靠城市的公共空间以维持生计，公共空间成为热门的竞争空间。

而政府和正规企业寻求有秩序的城市意象，甚至把公共空间的塑造成为显示权力的标志。

城市精英们往往是胜利者，而贫民阶层往往被忽略。

公民平等权的概念可以产生城市管治中的一个新的样式，使得所有城市居民享有对城市需求的平等权。

这一概念可以进而用以反思前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政府形象工程。

2非正式住房和土地所有（Informalhousingandlandtenure）

目前全球的发展中国家，估计有43％的人生活在贫民窟中，这些地方配套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非常缺乏和不稳定。

如果维持目前的政策和趋势，全球的贫民窟人口每年增加3700万，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15亿之多。

2000年发起的全球土地使用保护运动（GlobalCampaignforSecureTenure）和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各国采取的其它措施等，即是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应对。

针对贫民窟的改造，许多国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但绝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局部的地方行动计划。

尽管如此，一个可怕的趋势是对于非正式住宅（区）和贫民区产生的社会责任和应对行动的基础正在动摇之中。

非正式住区的发展速度，比起人们所能提供的正式措施而言，更加迅速。

无论是对于非正式住区迅猛发展的理解，还是针对这样的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都是对于规划学术界的挑战。

通过对有些针对贫民窟的诊断措施进行整体评估，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是进一步恶化了问题（就像医生开错了药方，使得病人病情恶化），这非常令人不安。

拉美国家的非正式住区一直是困扰这些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

以墨西哥城为例，一些非正式住宅区甚至建到山上，有的甚至把整个山头包围。

这些用地在中国会被认为是不宜建设的用地。

A.Pedro（巴西）分析了拉美国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非正式土地市场的结构进行剖析，详细说明了居住模式的移动性以及城市社会空间的分隔等特点。

C.Priscilla（墨西哥）采用动态的视角、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了部分非正式住区迅速退化、堕落的原因，作者使用GIS技术，把墨西哥城的城市化地区分为11个基本住区单元类型，揭示正规和非正规住区的特征，并与空间属性联系起来。

这些特征不仅包括住区的类型、时期、密度、建筑质量、人口普查、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而且还有与区位拓扑相关的信息，比如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可达性。

这样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应对其它国家的同类问题。

印度的A.Jerry以德里的侨民非正式住区为例，提出了改造这些非法和自发形成的社区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的D.Basak通过分析伊斯坦布尔的案例，试图解答“是否从长久的发展眼光来看非正式住区具有对整体的有利结果”，研究使用了Geeltz的“生动描述（thickdescription）”方法。

Geeltz认为，调查研究必须彻底地理解其过程，要通过对被调查者个体的生动描述，将他们的声音、感受、行为及其意义真实再现。

3住房和社区发展（Housingandcommunitydevelopment）

学术界基于对非常规状态下的住宅和社区的研究，提出了关于住房和社区发展建设性的意见。

A.Bou（黎巴嫩）研究了因战争带来的人口移动和空置的公寓；B.Madhu通过对2001年KUTCH地震影响案例的研究，分析了灾后重建、恢复过程中城市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它们是如何帮助人们战胜灾难的。

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反思低密度住宅形式对资源的浪费，B.Michael（澳大利亚）指出，他们的国家正试图形成这样的政策：

再过半个世纪，70％的新建社区将成为中、高密度的开发强度，且所有权将多样化。

以色列的C.Naomi提倡混合收入阶层的住区发展，通过公共设施的引导和规划创造各阶层人士的交流机会。

比如小学的设置可以相对每个邻里独立，但初中和高中可以是不同阶层社区整合在一起。

再如大型公共设施和休闲绿地的设置也为不同人士交流提供场所。

这些经验也可以为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参考，例如上海的大型购物超市（大润发、欧尚等），本地的、外来务工的、各种人均在这些场所购买日常物品。

有调查表明，一直以来把“逛街购物”等同于“耗时受罪”的男士也热衷到这些大型购物超市购物，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很多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本专题还涉及到其它如住区街道安全、边境等特殊地带问题的研究等。

4性别、种族、身份和社会公平（Gender,ethnicity,identityandsocialequity）

（1）性别、文化与城市空间

从男女平等主义的研究进展来看，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研究针对性别和空间之间的关系。

V.Wolf认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城市景观不断地形成和更新，这一过程中妇女的活动往往被男性气概的规划和主导文化所影响。

智利的S.Paula提出了城市和性别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指出，女性希望家庭、工作和公共设施场中具有兼容和多样的功能。

而现代城市的功能分区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在两个以上的工作地点工作，以完成义务。

目前我国大城市中也有此类情况，例如比较普遍的“钟点工”现象。

美国的S.Elizabeth以俄罗斯ULANUOE的案例分析，指出了性别、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2）种族、信仰与规划

近50年来，发达的交通和信息交流的广泛使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区日益退化，这在发达国家更加普遍。

但很少在文献中看到基于宗教信仰的种族社区是如何演进，以及其成员如何进行整合和隔离。

基于此，加拿大的K.Sandeep提出了一些看法，并在加拿大的多个城市中进行了案例研究。

这些问题涉及基于宗教信仰的种族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特征，宗教型社区的规则化进程，地方政府采取的政策等。

（3）公共参与

与首届世界规划院校相比，这次大会并没有把公共参与直接作为一个专题，但还是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英国的C.Juliet指出，近年来，英国规划体系中社区公众参与的焦点正在进行重构，渐渐转向如何进行社区间的整合，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

这已经成为政府是否达到预定目标的一种检验。

美国的J.Dawn提出了跨年龄公共参与的组织和方法，进行了一些独特的案例分析，提出了规划过程中涵盖各种年龄层次公共参与的一些基础理论。

（4）定性分析研究方法的刷新

这一专题的讨论是预先组织的（Pre-OrganizedSession）。

定性分析研究方法在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具有很长的历史。

芝加哥社会和生态学院（TheChicagoSchoolofSociology/Ecology）在20世纪初开始了这方面研究，提倡对地方社区和邻里进行深入的文化和空间内涵彻底的审视。

1960和1970年代以来，这类研究渐渐淡化，并为对社会理性的分析和结构主义研究所取代。

美国的G.John指出，“时间有限”是规划工作者不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关键，规划人员往往过于考虑时间因素。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非常流行的做法就是从网上下载各种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比身临其境地进入到社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访谈更节约时间。

作者讨论了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包括团队研究、基于摄影的调查以及现场研究等，以守卫这一传统的规划研究方法。

在我们国家的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普遍认为定性分析方法应用有余而定量分析不足。

而对定性分析方法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方法。

5技术与规划（Technologyandplanning）

（1）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技术与共享

法国的S.Stephane指出，GIS以及信息技术在规划领域中目前已经拓宽到交互的可视化的应用，并且可以通过多重功能的支持工具帮助进行多准则的评价分析，在决策的过程中具有多重的参与角色。

因此新技术和规划手段必须增加其透明性和参与性。

美国的M.Richard介绍了许多在国家层面为全球信息的共享和合作作出的努力，美国的很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均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运作。

日本的S.Kei解释了城市规划中如何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地图系统，作为空间数据共享的工具。

如今在社区中，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也是当前我们城市面临的问题。

上海的“搜房网”在互联网上为每个小区（特别是新的楼盘）建立了网上交流平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