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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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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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wencaijitwo\投标人招标书写作要求.doc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报告

 

2000年7月22日至7月27日,我随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三下乡队伍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社会实践。

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短短的五天时间,感受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也产生了很多感想。

进村后,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有序的道路和整齐的房舍,以及道路两旁那既有经济效益又能美化环境的柿子树,与我想象中的农村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待融入到村中去以后,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村里的治安情况相当好。

经济上的宽裕和生活上的安宁,使我毫不夸张的用了安居乐业来作为周家村给我的第一印象。

听村里的领导介绍,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业,其中200亩果园收益可达每亩4000元左右,而辣椒更是达到了每亩10000元。

但当我们问到村中是否有自己的企业和项目时,村里领导向我们道出了苦衷:

数年前曾有一木器厂,在村里投入生产,但不到3年,木器厂就因接连亏损而在村中消失,而其后的几次上项目的想法,都因缺资金少技术(尤其是少技术少人才)而夭折。

人才、教育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其后几天给孩子们上课的过程中,这个烙印日渐加深。

学校并不算大,还算明亮的教室和尚未残缺的课桌,与偏远山区相比,以令孩子们满足。

但与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中的小学已有着天壤之别。

仅从每天上完课孩子们必须将自己的凳子搬回家来说,这的学习环境并不能用一个好字来形容。

但孩子们那对学习特有的热情和认真把我深深的感动了,他们几乎想要我们在5天之内把所知道的所有知识都教给他们。

在和孩子们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们都很想成为大学生成为科学家,对外面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但当我问他们以后回不回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沉默了。

也许是还是小学生的他们尚未明白我这个问题的含义,也许是一直以来伴随他们左右的考大学,去大城市的话影响着他们。

没有一个孩子表示自己将回到自己的家乡。

人才、教育再一次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

一位朋友曾对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省重点中学有一位来自穷山村的学生,学习非常用功。

他的床头贴着一句激励自己学习的话,只有九个字:

别忘了!

你是农村户口!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沉重的。

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教育观念上一个极其偏激的错误。

农村的孩子迫于自己农村户口及生活环境的压力,几乎用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学习考大学,以此来摆脱落后的环境,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梦想。

但当这些村里的骄傲考出去成为大学生以后呢?

他们中有几个回到自己那还不富裕的家乡,投身其中的建设呢?

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村里留下的是什么?

几个大学生的名字,一个虚幻的荣誉而已。

人才依旧缺乏,生活依旧贫困。

这种人才流向并非只存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以至于我国的西部和东部之间及国内和国外之间。

孩子们的想法和做法并非出自自己思考,而大部分都来源于家长和老师的言传身教。

在和一位老大爷的聊天当中,老人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考学去了城市,在谈到孙子时,老人很自豪的告诉我们,他的大孙子刚在一所省重点高中考了前十名,以后考大学,考名牌大学,到大城市去!

老人的笑容让我感受到了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情。

我问老人想没想过让孙子回家乡支援家乡建设,老人说:

村子里太苦,能到外面去,干嘛回来。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点好日子!

以周家村的生活水平来说,村子应属富裕的行列。

周家村的村民都不想让孩子回来,可想而知其他贫困村的情况。

周家村之所以富裕,关键在于和韩国合作的200亩高效田,其实这对村里既是一笔客观的收入,又是一种劳动力的利用。

韩国人出种子,出技术,村里出劳力,出土地,收获后,韩国人回收所有果实和种子,付给村里的报酬只是收益中极少的一部分。

而且还规定村里不得留果留种,否则将受重罚。

这完全是一种劳动力的欺骗,可是以我们的知识就是无法掌握其中的技术关键。

而我们为了这笔可观的收入,还必须甘受韩国人的这种技术欺骗,其原因何在?

人才不足!

试想如果村里有这么一批农业知识相当丰富的人才,我们完全可以掌握韩国人的技术,从而为我们自己所用,那时所有的收益都将归我们自己所有。

村里将远比现在要富裕!

孩子们是渴望知识的,村里也是需要人才和技术的。

但一些客观现实又使我们的教育观念发生变化,造成了人才的流失。

改革开放20年来,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在周家村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80%的家庭将孩子的教育费用作为自己未来几年内的最重要支出。

在资金比过去有了保障之后,我们支持农村教育以不仅仅是财力上的帮助,还应是教育人才和教育观念上的帮助。

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同样需要做人的道理、适应时代发展的观念和大局观。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

下乡过程中所见所闻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教育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新时期农村的教育事业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极大的促进农村的发展。

 

摘要:

“人文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文化变量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

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

人文精神缺席的西部大开发可能会落入乌托邦计划。

西部大开发最高难题在于“人·自然·经济”三元关系的问题,据此,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环境建设应包括生态人文主义、公共理性精神、内在人文素质三个基本内容。

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精神需要普及化、大众化,这就需要创新教育体制,开辟社会化教育渠道。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人文环境

一、西部大开发与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地位

20世纪未的1999年6月,***同志在西安公开宣布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决策。

西部大开发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关键战略之一。

定名“大开发”,意义非比寻常!

时间倒数1千年、2千年、3千年,除了新中国当前,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哪个人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大”的意思自然是“全”,它蕴含“整体的”、“全面的”、“无所不备的”等众多意义。

历史上局部性的西部开发曾发生多次,但是与今天的“大开发”在层次上不可比。

我想叫“大开发”,大概原因就在这里。

“开发”,当然是指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西部朝着历史的善的方向发展,根本上是指西部综合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潜能等的开发。

这样看来,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历史选择活动,是一项开放式的系统工程。

西部人特别荣幸,荣幸大有作为,能够亲手参与到转动历史、创造未来的跨时代行动中来。

可是,这项工程是如此复杂,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次吃螃蟹”。

社会-文化系统是个开放的巨系统,转动历史的合力来源千头万绪,各种因素、变量及其关系错综复杂,究竟从哪里下手?

回答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如科技先行、市场化先行、教育先行等等。

既然有众多答案就值得辩论,以减少歧见,留下真知。

本文不打算逐一讨论每种可以设想到的意见。

根据一般系统论原理,系统是有层次性、有序性和机制性的。

具体到任何一种社会系统动力学模式而言,文化的变量,如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recognizedenvironment)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P76),因为正是文化变量使得社会合理化、制度合法化、行为规范化。

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变量就等于漠视社会运动中最基础性的东西。

本文的“人文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

从整体意义上说,人文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人文环境状况是控制西部大开发深入持久发展的瓶颈,人文建设是西部开发工程大厦的社会地基也是其拱心石。

把人文环境建设摆到基础性地位上来,有广泛的依据。

其一,根据历史批判理性,我们应当从历史实践出发,尊重历史的必然性,始终恪守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

从中西历史比较来看,没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创造的人文环境,就很难培植出西方近化自然科学和近代社会文化转型;15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1600年-1900年之间中国却变得大大落后于西欧呢?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停留在过去人文观念上无所事事、缺乏创新。

处于中西盛衰消长之际的明代是关键时期。

当时人文新陈状况如何呢?

明代思想家中王阳明(1472-1529年)的影响最著,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人文主义大师比起来显得未免寡浅。

明朝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性化、异端化倾向颇重的思想家,如王廷相(1474-1544年)、吕坤(1536-1618年)、王艮(1483-1540年)、何心隐(1517-1579年)、特别是李贽(1527-1602年)等,但他们的思想种子最终的结局象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不能形成气候。

因此传教士传到中国的科学、西学终究未能很快地长成参天大树、长成森林。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说没有人文精神创新的先导及其肥沃士壤,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如果我们漠视进步的人文精神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规律,我们会再次步入实践的误区。

其二,根据科学批判理性,自然科学万能论、科学主义都是独断论,都是违反科学史实际和科学家实践活动本性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是两种相对独立的不同学术传统,尽管二者时或平行、时或交叉、时或环动、时或渗透,但是毕竟二者有不同的对象、出发点、价值观、信念、方法、规范和模式。

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两种传统的关系方面,目前我们极易犯范畴误置的毛病而流于取消(人文学科)论、对立论、主次论等。

放眼审视人性和文化史,不难发现人类有其固有的人文独特性难题,事实上原子弹爆炸了,基因工程发明了,宇宙飞船上天了,科学技术进步了,可是人类社会和精神问题解决了多少?

有趣的是,科技落后会带来各种问题,但是科学每一次进步,也会提出哲学难题;科学越进步,提出和带来的社会和哲学难题也就越多越复杂[2]。

当有人把自然科学视界之外的东西看作无有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掩耳盗铃式地漠视人文环境,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给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帮倒忙。

设想人文不在场的局面是什么呢?

只能是技术乌托邦或者什么都没有,这种乌托邦史无前例,后也无来者。

也许出于某种超越智慧的安排,让人类兼有科学与人文,让科学与人文并存而互相规范、互相促进,这正是人类的福社。

只知道需要一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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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根据社会批判理性,社会是有其自身独特性的存在系统,我们必须确认和发展社会主体,因为社会主体才是历史的决定性的力量源。

社会主体何以有如此力量呢?

又何以能发挥此种力量呢?

乃是因为有人文价值系统的整合作用、纽带作用、定向作用。

新思想、新思潮、新价值等对社会意识有巨大的规范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其作用力之大有时出乎意外,正是在这种作用中,社会主体得以建构、发用。

历史上的伟大乱担抟徊皇瞧窘韬虾蹩蒲缘睦砺凵缁嶂魈遄上质档氖贝导魈宀诺靡猿晒Φ摹H宋墓勰疃陨缁嶂魈寰哂泄乖旌屯骋蛔饔茫蟆暗馈保驼庋桓黾虻サ淖郑谢褡寰裢骋坏酵谎恼苎Я煊颉⒕窳煊蚝退嘉煊颍幌蟆按缺敝诜鸾蹋安┌敝诨浇蹋际堑炝⒏髯宰诮躺缁嶂魈宓幕炯壑的碳痢0蛩固姑羧竦乜吹搅巳宋乃枷爰叶杂谏缁岬闹匾δ埽倒挥心囊晃豢蒲Ъ夷鼙鹊蒙夏潞蹦隆⒎鹜印⒒蕉匀死嗟挠跋欤』褂腥绲贝腍·D·梭罗(1817-1862年)、A·李奥帕德(1887-1943年)、J·缪尔(1838-1914年)三位环境思想家在今日世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也是人文思想之重大社会功能的明证,相比之下,再伟大的科学发现也难以直接使公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比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质能转化方程都是重大科学发现,可是它们能否将社会凝聚起来呢?

本此,西部大开发如果缺少了与之相适应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充实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体,圆满成功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西部大开发中人文环境建设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内容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高的难题就是“人·自然·经济”三元关系的问题。

西部社会环境一般,自然环境脆弱并且持续恶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结构陈旧不合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极不平衡的。

衡量西部大开发成就高低的根本尺度就是促进三元要素发展的同时而保证三元要素处于可持续的、良性化的动态平衡式关系状态。

这就需要更新人文观念以做为支撑,但是西部人文思想环境的普遍现状如何呢恐怕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认同制度乃是特定思想意识流动的凝固化,那就更不容乐观。

要真正从人文环境建设上完成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动员,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强西部大开发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只有进步的、有科学根据的人文价值体系才能作为社会动员的引导。

西部开发中的人文精神应能营造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环境,应能担纲西部大开发的社会终极信念和原则。

环境存在可以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又包括社区环境、领域环境等和其它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内环境。

社会环境总是有形和无形的统一。

从环境本体结构出发,相应地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环境建设起码似应包括下列几项规定性内容:

之一,泛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

我们碰巧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生态棗信息文明形态的转型阶段,中国的社会棗文化体系最终将是生态一信息文明的一种形态,历史不允许我们光是跟进近现代西方发展之路,跟进意味后进,所以必须超前一步,因此中国每一步发展都必须参照未来。

西部大开发的长远影响非常重大,必须超前地在这个伟大的行动中打进未来文明生长因素的楔子。

特别是鉴于西部生态环境恶劣脆弱、又对全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实际情况,西部大开发每走一步都应留有余地,为未来发展开拓和构建空间条件。

这就要加快科学的未来学和作为人类科学转型新范式而出现的环境学科群的研究,充分吸收当代国外环境哲学、生态人文主义、生命哲学、科技伦理等的最新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也要吸收,建立对西部大开发具有指导性的、能使人与自然统一和洽的泛生态化人文精神和发展价值评估体系。

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科技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和开拓是西部开发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也决定了西部人文建设朝泛生态型的观念、思想转变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超前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观和环境哲学思想做指导,结果会怎样呢?

美国西部开发是个因生态思想滞后于行动而遭到自然报复之典型的教训。

美国西部开发是完全凭借自由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开发之初西部是大于美国本土6.5倍的所谓自由的“处女地”,这场长达200多年持续至今的以自发性为主导的拓荒和开发过程,根基就建立在公共土地政策之上,土地通过契约或政策进入市场化,开始没有谁想得更远――替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永久负责。

所以开发早期,他们粗暴对待土地、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和环境,社会上普遍浸透的是盲目乐观甚嚣尘上的征服环境、获取利润的道德观。

既然认为土地不是大自然的而仅仅是人类财产占有形式,那未珍惜土地和资源也就谈不上实质性的进展,于是滥用土地和资源在在俱有。

美国西部开发的农业开发阶段(1750——1850年)、工业开发阶段(1850——1950年)的前半期的〈从1950年以后才进入科技开发阶段〉人文环境如何?

想想20世纪初的情况就可知一斑。

直到20世纪初,“美国白人态度”仍是相信:

美国资源用不尽,完全市场化前景无限好,个人利益和竞争至上是人类的福音,工厂化、城市化是高级文明标志,印第安等“野蛮”部落没有文化,征服自然是上帝的特许,自然听人摆布而无须遵从等等[3](P277)。

结果如何呢?

尾随着西部农业、工业现代化而来的是30年代西部大平原上的持续干旱以及频率越来越快、侵害规模越来越大的沙尘暴[3](P266)。

这些灾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利润主义文化对“自然”的疯狂入侵造成的。

迫于30年代的西部环境恶化,美国人明白了自然模式值得遵从,大自然自身存在着内在形成的不可人工替代的生态经济体系;美国政府才从实质上加快了20世纪初以来开始的环境和资源保护行动,但是这已经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根据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人文建设中确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原则为基本内容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不言而喻。

之二,公共理性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本位主义等严重妨碍了中国历史社会内在创新机制的发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型是宗法血亲制度及其从属物。

宗法硬核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关系僵化、机械、单调、松散,社会力量薄弱。

部分封建主义社会意识已成了物化的思维意识形态结构而积淀残留下来,并渗透到各个方面。

此种条件下的学术、文化也处于分裂的、阻隔的、扭曲的状态。

这种局面残害了学术生命的健康和独立尊严,使得中国思想传统常常不得不置身生活世界之外,进而使得中国高度社会化的公共理性发育不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流通、配置不畅通,类此的简单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绝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这一现代化社会系统工程的需求。

因此,首先我们要正视和超越自已的传统。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领域予盾十分突出,人文学科丧失整体性,道德的、制度的、政治的等原则多不相干、难以统一,只知一家一派而不知有公共理性,这是学术和生活圈孤立、单一、闭锁造成的。

儒家核心在于伦理学,但儒家始终解决不好政治与伦理关系,有些陋儒停留于“忠孝”拉扯;也始终解决不好伦理与经济之关系,儒家知道“义利”关系乃社会上首要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总免不了落入两极对立;在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上就更显无奈,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历史的确陷在“隆礼重法”的二难泥潭之中难以自拨。

其结果社会不社会、国家不国家、个人不个人;经济不经济、道德不道德;法治不法治,伦理不伦理!

象墨家、道家、法家、经学家、理学家、玄学家、宗教家、实学家等等,学术的逻辑整体性都缺乏通透,更欠缺专门针对社会公共理性的严密理论。

相反,西方传统有所不同,所以其次,我们在批判西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一定要广泛吸收他们的优点。

西方社会自古是多元化结构形态,社会的、国家的、个人的、法制的、宗教的、政治的、科学的、制度的、商业的等等,尽管不平衡,但都得到较大限度的自由充分发展而形成比较自足自备的社会体系。

他们的长处在于富有公共理性。

他们的经典学术就总体上而言具有通透性、一致性、交叉性。

比如柏拉图(427——347年)有本代表作,叫《理想国》,这本书既是一本关于人的综合性哲学认识之书,也是关于社会普遍公共理性之书;在亚里氏多德(384——322年)那里,政治和伦理研究密合周到,所以他能确定公共、正义作为社会主题和原理,并将其与德性理论统一起来。

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年)、休漠(1711——1776年)、康德(1724——1804年)等的学术思想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公共理性精神。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1921—)写了一本有名的《正义论》,也是将道德与经济、制度等的融洽互动作为理论理想。

西方传统文化号称有法制、科学、宗教三大支柱,巧妙的是这三者却既紧张又亲和,乃相反相成、相互制衡、相互推动的关系,因此西方文化一再呈现出创新、突破、跨跃的特性,反映西方文化在结构上比较合理。

当然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本身也是需要公共理性作为接纳框架的,比如”自由”这个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是依托理性和法制,有较强的历史性、整体性、规范性、公共性,但是对于缺乏公共理性觉悟者,“自由”必然是孤立的、放任的和抽象地存在于社会情境之外的。

再者,建设公共理性精神需要现代意识。

关于公共理性领域问题的研究,当代国外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

我们可以拿来、吃透,创造出适应自已的新产品。

国外经济哲学、人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行为科学、法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借鉴消化的对象,在这方面下学术功夫,是克服我们社会公共理性觉悟匮乏的最重要渠道。

之三,内在人文素质的提高。

西部大开发不仅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理性化、规范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内在行为――心理的、精神的诸方面水准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内外主客一齐俱到。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内在化和“合内外”之路,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心性论心理思想的高潮,精神哲学是中国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中国古人在心灵生活、心灵境界方面有着世界公认的不可忽视的成就。

儒、释、道都是重要的关于精神生活的资源。

儒家关于修心养性和慎独诚明的教导、道家关于万物一体的超越体验、理学家关于安身立命的理论、佛学的解脱觉悟方法等都可以大加发明,裨益现代人可能遭遇的精神飘零虚脱。

西部开发圈中12个省、市、自治区,生活着50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已提高精神素质的文化资源,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多加交流、互动、发展。

过去边疆文化以其开放交流而给中华文化输入了很多活力,今天相信还会大有收获。

就陕西周边来说,这里是西周立国兴邦的筑基之地,曾为礼乐文明渊薮。

西周在政治、外交、风俗、教化、人格各方面都崇尚礼乐精神,这给西周兴盛提供了活力。

后来有秦一代首先解放思想,以公利主义为杠杆,向君主法制化转轨,使得国力强盛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秦的强盛可以说是克服地域局限,通过文化制度突破获胜的典型例证。

中国封建社会西汉、唐朝两个波峰都在这里建都垂治天下。

汉唐两代,武威四方而文功独胜,封建时期的文化发展达到颠峰,政治外交和文化开放,封建社会的人文塑造取得了高度成就。

这份传统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得好,就会为现代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素质建设提供动力。

延安曾经为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在偏僻落后条件下克服困难实现文化、人文素质先进发展的丰富经验。

考虑到今日世界发达文明都可以说是海洋性资本主义文明母体的繁植,经济与社会进步一般都从沿海向内陆扩散这条现代化规律,而陕西和西部处于内陆,人文素质就更具有战略地位。

缺少了人文素质水准,西部社会就会从缺少魅力变得更缺少魅力;提高了西部人文素质,等于占有文化优势,西部社会等于坐而增加价值。

当然,传统文化的优势条件不是西部开发获胜的充要条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显然是处于世界全球化和后现代转型期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课题,所以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有个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有些需要话语形式的现代转换,有些需要从内容上转换,还有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匮乏的则必须从世界文明史中吸取移植。

在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广泛吸收西方心理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等和其它精神学科的精华和方法论,是重要环节。

另外我们在接受世界学界对中国精神文明史颂扬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决不止是物质文明有优长,他们也有渊源流长的精神文明成果,象希腊科学精神之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现代性浪潮、后现代主义新观念等,西方都捷足先登,其中值得鉴取的地方十分丰富。

吸纳西方人文素质成果,从国人认识到西方列强发达不止是船坚炮利、法治制度先进的时候算起,我国已做了至少一百年,到目前仍不能说成功,但这不能是我们抱悲观失望的理由,只能说明我们在深入研究并加以民族化、本土化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做得不足。

上述之一、之二、之三三点,不能涵盖西部人文建设全部精神内容,但这三点个人以为是西部人文精神内容中最重要的“三纲”,沿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应引起全社会重视。

三、如何使新人文精神社会化、大众化

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人文精神之现实化依赖于社会化过程。

一定社会的人文精神从总体上有所提高才是人文精神环境成熟的标志。

而总体上提高,有待于“社会化教育”。

这里的社会化教育是指公众教育,指全社会都参与到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教育概念偏向于孤立化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把大学的学位教育作为终点。

教育、学校、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

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结果呢?

学校与社会脱离,教育被打成两橛子。

实际上,公众是社会运动潜在的主体,是社会最伟大的实践能量的载体。

中华民族公众自古也都是热爱新思想、热爱高尚的新价值的,我们却多有疏忽了,逐渐断送了这些优势。

全体公民、社区公众、各种职业劳动者等等,他们本应该充分享受优良的公共教育机会,接受到高级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关顾。

但是施教者未做到,到头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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