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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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

摘要：

外交研究有其独到的学科传统。

自晚清、民国以降，就 “中国外交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历史学界、国际法学界和外交学界曾提出过夏朝说、商朝说、春秋说与晚清说四类意见。

随着现代政治学研究对 “主权国家”的日渐重视，外交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活动，日益为“主权国家”观念所限制和窄化，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春秋盟会被移出了外交研究的视野。

但追本溯源，外交活动的发端明显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论从历史的眼光，学科的传统，还是当下学科的发展方向上看，有关中国外交起源的研究，都不应受到“主权国家”理论的过强影响，而应依照外交学自身对“外交”活动的界定而展开。

中国古代自春秋始，即已形成成熟的外交传统。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交往行为，尽管与“王权”符号密切相关，但就诸侯国间行为结构的特征来看，春秋盟会应当视为中国外交起源的一个有力的假说。

关键词：

外交起源  主权国家  诸侯国  春秋会盟 

关于中国外交的起源，在国内学界争论已逾百年，而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

在外交学理论的持续建构中，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从西方外交学的发展来看，外交作为一门自古希腊已有之的政治活动，为当代西方外交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相较之下，中国外交学研究长期囿于 “中国外交于晚清舶来”说，在研究兴趣与研究对象上更加倚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基础的当代外交实践。

但外交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重新讨论这个学科内部悬而未决的问题。

尤其要探讨古代的外交研究成果如何嵌入当代外交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相当于从逻辑上对“中国外交于晚清舶来”进行反思。

基于此，本文从已有的探索和争论入手，尝试进一步寻求一个可能形成共识的答案：

中国外交起源于春秋时期，并以此作为建构中国外交学本土话语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

一、关于中国外交起源的争论

关于中国外交起源的几种假说，依据历史阶段的起点，可以分为夏朝说、商朝说、春秋说与晚清说。

进而言之，自 １８６０ 年始，关于中国外交起源的讨论，也历经了晚清、民国、新中国 （尤其改革开放后）三个不同的阶段，诸说之中，又以 “中国外交始于晚清”和“中国外交始于春秋”两派起源最早，影响力最大，争论也最多。

晚清时有关中国外交起源的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知识群体留意到国际关系与春秋诸侯在表征上的“相似”，在私人著述中予以比附。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重专对议》便将外交与春秋相对：

“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

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

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

” 除冯桂芬，清代兼蓄治史与政论的部分士大夫，如张斯桂、唐才常与项藻馨等均将春秋与近代国际局势相比附。

无独有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亦提出春秋时期中国已有外交。

１８８８年，丁韪良在题为《古代中国的外交》的报告中明确地将春秋邦交归为“外交”，并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国际外交是一种新的艺术，同时它们对于外交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态度。

但是我们将要开始的这一探索表明：

对于他们来说，外交不过是复活一种失落的艺术，一门他们可以宣称先于其他国家创作出来的学问。

”

第二阶段自 １８９５ 年始，梁启超掀起 “新史学”革命，他认为，中国自古有朝廷而无国家，而外交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

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外交的本质了”。

 基于梁启超在学界的影响，“中国自古无外交”得到了热烈响应。

譬如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强调，“（中国）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 完全否认中国古代有外交。

总体上看，晚清时期针对中国外交起源的两种意见（春秋说和晚清说），分别受到海外国际法的引介与新兴历史学科的影响；国际法学者强调春秋诸侯国间平等关系；而历史学者多信服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子权威。

这两种基本逻辑影响了后续论争的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外交起源春秋说与晚清说都赞同，“现代外交”的概念和范

式来自西方。

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没有分歧。

民国时期陆徵祥改组外交部，将仿日制建立的外务部转为仿法制的外交部，这

一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改革难免会强化“近代欧洲外交即外交的本质形态”的印象。

 而得益于彼时京师大学堂政治学门的成立，及国际关系学在３０年代的初步成型，１９２１—１９３７年国内大学已有“政治与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

此时，围绕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已是历史学、国际法学与外交学三家了。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孕育出一些新主张。

尽管此时以吕思勉等为代表的史家大多同意梁启超的观点：

“古所谓国者，亦与今异。

其存亡，以有采地以奉祭祀与否为断，而不以土地主权得丧为衡。

” 而另一方面，譬如童书业等史家，又将齐楚晋等国之事编为“齐桓称霸前的国际形势”等目，变相肯定诸国间的关系为国际关系。

这种矛盾的态度贯穿了整个历史学研究：

萧公权由政治学转入历史学，指出 “（故）严格言之，‘天下’时期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而无国际间之外交。

至封建改为专制，则并春秋时代，形似外交关系之聘吊盟约，亦完全归于消灭。

” 但其文中仍肯定聘吊盟约在结构上与外交相似，默认对盟会朝聘等作出外交解读。

钱穆则指出盟会朝聘可视为“外交”。

尽管在《秦汉史》中，他认为统一的封建王朝才有正式的对外关系，似乎造出了“外交起源秦汉说”。

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又指出：

“当时（即春秋）国与国之间交涉往来，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

” 不仅如此，钱穆还提出，“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已有一套很像样的国际公法了。

虽和后来欧洲人的国际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长短，各有特色”， 支持春秋已有国际法及外交之萌芽。

这一时期格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郭沫若等提出商周封国是 “城

邦国家”，以古希腊城邦国家同春秋诸侯国相比拟；侯外庐则更进一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批评吕思勉等以“封建”为封国的说法，指出西周时的“国”特指“城”，似罗马殖民般将大族迁入新城，继而建立起城邦国家，以完成从部落到原始国家的转换。

 尽管未直接言及外交，但此说在学理上成就了一条潜在的进路。

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松（Ｈａｒｏ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将人类社会中的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

公元前４７６—公元１４７５年的第一阶段、１４７５—１９１４年的第二阶段和１９１４年迄今的第三阶段。

 依据这一分期法，希腊城邦虽未形成强制性的常备军队与专业化的政府部门（包括外交部门），但仍以城邦（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的形态展开外交活动。

 国际法学家奥本海（Ｌａｓｓａ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也首肯希腊的城邦间形成了固有的国际社会。

依据上述理论，黎虎提出了外交起源殷商说。

  但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时期外交学者多转而支持 “新史学派”的观点。

他们多以明清的宗藩和聘使制度为反面教材，断言中国外交始于晚清。

譬如吴成章的《外交部沿革纪略》，批评中国古代既无常驻之使馆，也无成熟的外交专设机构，“古有聘问之使，无所谓外交也”。

  蒋廷黻曾于《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中赞许《尼布楚条约》为“平等外交的胜利”， 但在《评清史稿邦交志》中又指出，“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

有清以前，中国惟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

  国际法学者陈体强更指出：

“百年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所谓‘外交’的观念。

” 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外交学界和部分国际法学者倾向于指出外交实为西方近代政治的产物，与中国古代几无关系。

相对地，支持中国外交自春秋始的阵地集中于国际法学界。

这批学者海外求学时大多受到丁韪良的影响。

如陈顾远的 《中国国际法溯源》，依国际法的主客两分视角，将春秋时期的朝聘、盟会、告请、吊丧等盛行于国君间的礼节与国际法对应起来；徐传保的 《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强调春秋外交已形成了固定的制度。

  另外还有洪钧培的 《春秋国际公法》，陈顾远为其作序称 “宾客之礼著于西周，邦交之局定于春秋；即至战国时代，犹存其遗迹，未尽泯也”。

 瑏瑠海外学界对此亦有呼应，如罗斯维尔·布列顿的《公元７００年前中国国家间交往关系》、 陈世材的《古代中国的国家平等》。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法学界洋溢着一种热情，强调春秋邦交着实是古代外交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前 ３０ 年，学界对外交起源的讨论暂且告一段落。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春秋诸侯国是否具有主权的讨论才得以赓续。

这一时期海外研究的再度引介值得留意，学者们依靠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比较历史研究等新的工具，就中国外交起源，沿着历史学、国际法与外交学三个不同的维度继续推进。

本阶段历史学界对中国外交起源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历史学者愈发坚持 “中国外交晚清说”的立场。

日本学者坂野正高依照朝贡体系的尊卑关系指出：

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

  这一定义蕴含如下结论：

中国古代没有外交的根本原因是“天下”之中没有平等关系。

许纪霖从侧面印证这一说法，他认为：

“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并存的空间复合体。

” 这是一个强调“一统”的文明与政治的复合体，而非国际社会。

川岛真进一步认为：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可以定位成横向关系的转移，而后来设立外务部可以认为是这个转移的结束或完成。

 清末“文明国家化”的改革，意味着中国从朝贡体系下的纵向宗藩走向现代国家的横向外交。

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外交历经了四个阶段：

“夷务”“洋务”“外务”和最后的“外交”。

徐中约亦断定古代王朝无外交关系，只有藩务和夷务。

  他们否定了外交起源的古代路向，将外交等同于晚清的现代转型。

当然，伴随着西方视角的引入，“外交晚清舶来说”持续遭到挑战。

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朝贡制度是 “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媒介……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

  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

  这一视角，促使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大批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外交与朝贡体系的对应，但整体上看，本时期的史学研究比较注重朝贡制度体系化建构，并由此力证春秋时期为中国外交之起源。

此外，投身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者亦有新说。

黎虎的 《殷代外交制度初探》通过对卜辞的研究，指出殷王朝与方国之间亦有外交行为，特别是因事委任的遣 “史”和固定进贡的“工”。

  这接续了历史学者关于早期国家的讨论，并导入了外交研究的视域。

相较之下，新时期国际法学界出现了内部论争，涌现了一批强调外交应建立在现代国际关系基础上的学者，其中，潘抱存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他批评 “外交起源春秋说”，认为“当时的所谓‘国’和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迥然不同”，春秋时期诸侯国“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国’，而是受制于‘天子’的附庸。

一般也可以说，古代的‘国’主要是行政建制，而不是独立的、主权的政治单元”。

  潘抱存实际认为晚清才是中国外交的起源。

当然，这一时期坚持春秋时期已有外交的学者亦不乏其人。

王铁崖提出：

“古代国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来往关系不多，而且往往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难以产生完整的国际法体系。

但是，在古代世界，毕竟有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只要它们有来往关系，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类似近代国际法的一些原则、规则和制度。

” 张文清亦指出：

 “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就互通使节，订立同盟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