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心城市的隔都化与黑人社会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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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心城市的隔都化与黑人社会问题
美国中心城市的“隔都化”与黑人社会问题
胡锦山
摘 要：
20世纪美国人口郊区化的运动一直没有间断，人口、工业和商业活动均向中心城市周边地区扩散，郊区成为白人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富裕地区。
与此同时，黑人及其他贫困人口却不断涌入中心城市，中心城市逐渐沦为人口拥挤、房屋破败、经济萧条的黑人聚居区——“隔都区”。
中心城市隔都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
底层阶级成为居民主体，贫困率上升，福利依赖增大，家庭破裂高比率，暴力犯罪上升，婴儿死亡率增高，教育质量下降等。
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黑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不平等地位将长期存在，也表明种族分离对美国的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20世纪初时，美国白人人口和美国企业开始了迁往郊区的运动，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运动从未间断，郊区成为白人中产阶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富裕的地区。
而更多的黑人及其他贫困人口则不断涌入中心城市，填补了白人离去留下的空缺，中心城市成为了底层阶级特别是黑人底层的居住生活场所，这里经济萧条，住房破旧拥挤，居民贫穷悲观，社会问题丛生，与白人的郊区社会处于隔绝状态，“隔都化”成为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人口郊区化与中心城市“隔都化”
中心城市“隔都化”的产生是和美国郊区城市的兴起分不开的。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大都市区化的倾向日渐加强。
美国城市人口具有越来越向大都市地区集中的趋势，全国绝大多数的工业、=商业和财富也都集中在大都市区域内。
当越来越多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集中于各个大的都市地区的时候，在大都市区域范围的内部，人口、工业和商业活动却有着向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分散、蔓延和扩散的趋势，从而形成无数中小型的郊区住宅城市和工业卫星城市。
由于郊区城市集合了城市的方便生活和乡村的自然环境、较为宽敞的生活空间等优点，自20世纪初起，郊区城市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首选的生活居住场所。
而此时汽车工业的兴起对于郊区住宅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0年，美国的汽车登记数目达到4857万辆，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
汽车给人类带来的机动性和方便是不可估量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搭上现代交通的便车，搬迁到令人向往的郊区城市居住。
1920年以后，郊区城市或者小区的增长率开始超过中心城市的增长率。
20世纪20年代，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密歇根州内共设立了71个新城镇，其中2／3以上是芝加哥、圣路易斯和底特律的郊区住宅城镇或者工业卫星城市。
到1940年至1950年间，美国国内各类郊区城市的增长率为34．8％，是中心城市增长率（13.7％）的2.5倍。
在大都市区内，人口的分布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郊区城市转移。
1920年，美国25个大都市的总人口为2813万人，其中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为2091万人，占大都市区人口的74.3％，郊区人口只有723万人，仅占25.7％。
1950年，大都市区的总人口为8450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为4941万人，占大都市区人口的58.4％，郊区人口则上升至3509万人，达到41.5％。
1970年，大都市区的总人口为l.3942亿人，中心城市的人口为6380万人，在大都市区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45.7％，郊区人口进一步上升至7562万人，占54.2％，超过了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
到1990年，大都市区人口中60％分布在郊区，40％集中于中心城市。
这样，在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大都市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分散居住于中心城市之外，遍布大都市区内部的小型郊区住宅城市之中。
在城市白人人口迁往郊区的同时，美国黑人人口在地理分布上也发生了巨变。
一战爆发后，美国限制外来移民入境，而此时由于受战争刺激美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迅猛增加，这样便为南部农业地区的黑人创造了离开种植园，前往北部城市寻求新的经济前景的机会，由此开始了从1916年持续到1929年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大迁徙。
其间约有150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人底特律、匹兹堡、纽约、芝加哥等北部大城市，大多在工厂中从事报酬低的非技术性职业。
二战爆发后美国成为“民主世界兵工厂”，美国军工生产又一次激发了更多的黑人离开南部农村前往北部和西部城市寻求经济机会的热情。
这一次大迁徙持续时间长达30余年，1940－1970年共有四百多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徙到北部和西部工业地区。
到20世纪60年代末，黑人城市人口比例从1910年的不足27％增加到80％以上。
而且，这些迁往城市的黑人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底特律、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等12个最大城市的黑人占南部以外黑人总数的75％以上。
这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这些大城市是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的中心，就业机会多，文化生活丰富，交道便利，房租低廉。
但随着黑人居民日益增多和越来越多白人的迁离，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带逐渐沦为人口拥挤、房屋破败、经济萧条的黑人聚居区——“隔都区”，到 1970年时美国黑人58％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隔都区中。
黑人和白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种居住隔离状况已成为20世纪美国人口地理分布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促成中心城市“隔都化”现象愈演愈烈，因而也导致黑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长期存在。
如同其他族裔集团一样，美国黑人也试图通过选择具有更加舒适和更多资源的居住区，但他们在进入种族融合居住区时面临着强大的阻碍。
这些障碍包括不动产行业的歧视性做法，白人的敌意和偏见，以及联邦政府的政策。
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中心城市隔都区持久存在。
美国大多数城市中存在着双重住房市场——向白人开放的住房市场和向黑人开放的住房市场，其原因是“白人反对与黑人为邻”。
1986年，白人对开放住房市场的支持率仅为46％。
如，1985年12月，有400名白人站在费城西南区的街道上高喊种族主义的口号，抗议黑人家庭移入白人工人阶级住宅区。
白人这种种族偏见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房地产行业的歧视性行为。
黑人在住房市场面对的是蓄意设置的一系列隐藏着的障碍。
1987年社会学家乔治•加尔斯特在对有关住房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后得出结论，“20世纪 80年代种族歧视仍然是都市住房市场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加尔斯特发现，黑人在住房销售市场上遭到歧视的可能性平均为20％，在出租住房市场遭到歧视的可能性为50％。
他还调查了设在辛辛那提和孟菲斯的六个房地产公司，发现80年代中期在抽样调查的交易中大约50％出现了种族操纵。
这使很多黑人难以或根本进入不了主要为白人的居住区，只能蜗居在中心城市的隔都区。
造成中心城市隔都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贷行业划红线的做法。
在20世纪初时，银行就在所在城市的地图上将年久失修住房区和种族混合居住区的街道划上了红线，不向这些被标示地区的住房提供抵押贷款，也不对这些住房的改建维修提供贷款资金。
保险公司随后也采用了此法，对标有红线的居住区或不给以保险，或收取极高的保险费。
20世纪30年代以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通过在主要大城市黑人区或外来移民社区圈划禁区，有系统地将这些地区排除在该局支持的贷款之外。
从此以后，划红线的做法在整个贷款行业中制度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划红线居住区住房的衰败。
其另一个恶果是，只要黑人进入某一居住区，这一居住区的种族转换和外观衰败就不可避免。
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邦住房管理局迫于压力最终将其贷款计划向黑人开放，但向黑人开放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只是刺激了住宅区的种族变迁，黑人借助这种贷款在种族混合区购置了住房，而白人则通过排斥黑人的常规贷款逃往郊区或其他全是白人的住宅区。
新政期间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城市社会经济生活，1937年和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为联邦政府干预贫困人口住房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主要基础。
根据1937年住房法，美国大约建成了16万套住房，其中绝大多数面向贫穷家庭。
1949年住房法扩大了公共住房计划，三年中又建成了 155 000单元公共住房。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每年大约建成 15 000－35 000套公共住房。
到 1980年时，估计美国共有130万低房租公共住房。
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其他的政策，这些政策对公共住房单元的分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过这些政策，国会拨给公共住房计划的资金不断削减，于是公共住房建设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同时也减少了住房的面积，降低了住房的舒适度，使这种住房对白人几乎没有吸引力，久而久之，公共住房区成为黑人的聚居区。
50年代开始的城市更新计划的目的是清除城市里的贫民窟，但这一计划实施后城市里大量的穷人特别是黑人却无力返回重建的豪华住宅中，他们只能迁入邻近的种族混合居住区，这在客观上使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更加恶化。
与此同时，白人加快了迁入郊区的速度，从而造成美国中心城市种族布局的快速转换。
联邦政府的城市更新计划在改造贫民区和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方面是失败的，它非但没有清除贫民区，遏制中心城市的衰落，而是加剧了贫民区人口的贫困化，使其收入与郊区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形成了“贫困城市在整体上更加贫困”的局面，加剧了美国种族和阶级分离的程度。
二、中心城市衰败与隔都区贫困化
迁往郊区的不仅是白人的中上层阶级和相当数量的普通工薪阶层，大量的工厂企业、商业性机构和服务性行业也随着大批白人的离开而离开，或不再进入中心城市。
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一样，也需要较为宽敞的活动空间。
特别是现代大型工厂，需要较大的空间安置机器设备，安排和布置大型生产流水线，储存生产原料和货物。
许多现代工业如钢铁生产、火车机车的车厢制造、纺织业、石油化工等等，噪音大、烟雾重，也不适合位于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
19世纪后期，电力逐渐取代蒸汽成为主要工业能源，电话的出现使长距离通讯联系更加方便。
日新月异的铁路、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和设施，使工业卫星城市的普遍兴起成为可能。
同时，城市郊外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税收也较低，更加吸引了企业的兴趣和注意力。
因此，在大都市区内部，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向中心城市以外分散发展的趋势，工业卫星城市由此兴起。
1909年，美国12个最大的工业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就业人口增长22.5％，而周边地区就业人口的增长率高达40.8％。
1919年至1937年，在美国制造业最发达的一些地区，中心城市内的工薪阶层人数略有下降，而在周边城市，工薪阶层的人数由37万人，上升到122万人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生产分散化和郊区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据统计，196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67.2％集中在中心城市，但到1980年下降为25.8％。
1972年，位于郊区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占纽约、洛杉矾、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旧金山、匹兹堡、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制造业中心城市的53.4％至78.2％。
从1954年到1956年，纽约大都市区新工厂建设投资中，大约90％的资金用于纽约市区以外的城郊地区。
1947年至1954年之间，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制造业工厂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底特律的城郊地区，各类工厂的数目增长了220％。
1957年，麻萨诸塞州在环波士顿大约16公里以远的地方修建了128号公路，意图在公路周围形成新的环状工业带。
到1963年，沿着128号高速公路两边，已经有了超过400余家工厂，波士顿市128号公路周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科技工业开发区。
而许多新的行业如教育、医疗保健、法律、政府机构等等，不受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对于郊区城市更是情有独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海外具有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投资环境，美国许多大公司更是迁出本土，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
这些变化进一步恶化了美国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美国，由于政府的岁入主要来源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财产税等，因此，如果说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口的郊区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心城市的税源，那么，企业外迁对中心城市更是致命的打击。
由于制造业的衰退、企业外迁、蓝领职业的郊区化、服务行业的兴起，20世纪美国大都市区经济转型的结果使得很多生产活动郊区化，中心城市经济重心由商品生产工业转向服务业和高新产业，于是许多职业具有了越来越多的高技术特征，对就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要求相应提高。
据统计，1950年，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就业机会总量分别占全国所有大都市区的57％和70％，到1970年分别减少到43％和55％，1980年为40％和50％，1990年又跌至37％和45％。
体力劳动和低技术工业职业快速消失，其结果是，许多非技术型的少数民族成员特别是黑人原来从事的报酬不错的职业不复存在，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由此造成底层的黑人挫折感不断增加。
在低层次工业职业消失的同时，黑人相对更高的出生率和更多的黑人继续移入中心城市，又造成20世纪60年代寻找工作的年青人数量激增，由此，被孤立在城市贫民区中的无业男性黑人青年也逐渐增多。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心城市黑人男性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已经直线上升，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70年代中期以来，黑人对白人的失业率一直稳步增长，1970－1975年间相差为1.9％，到1982年上升为2.4％。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非劳动力参与（就业不足）上黑白的差距不断上升，1970年时为2.3％，1982年为4.8％。
这样，到了1982年，中心城市黑人男性完全不在劳动大军中的数量几乎是白人的5倍。
可见美国“全国的中心城市现在正在经历加速种族两极分化的过程，而不是种族趋同。
”第三，中心城市中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失业差距同样加大了。
1970年中心城市黑人男性失业率为17.2％，白人男性为9.l％，到了1982年，黑人为36.2％，白人为18.2％，失业差距由1970年时白人和黑人间的8．l％加大为1982年时的18％。
失业人数与日俱增，市政税源与税入急剧减少，严重地损害了隔都区黑人家庭的经济状况，隔都区内贫困率持续上升。
如 1970－1980年间，在东北部城市聚居区中黑人的贫困程度翻了一番还多：
从15％上升为34％。
特别是在纽约，1980年纽约市的聚居区穷人占全国聚居区穷人的1／5，而在1970－1980年间隔都区黑人的贫困率上升了3倍：
从14.5％上升为43.4％。
1990年，大都市区贫困人口中有60％住在中心城市，40％在郊区。
中心城市的贫困率为18％，而郊区仅为8％。
中心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远低于郊区，但失业率却是后者的 70％以上。
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就更大了，其中黑人在大都市区的贫困率高达 28％。
这样，美国人口空间分布就形成了以地域划分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现象。
贫困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现象，从整体上损害了中心城市隔都区，生活在此中的少数民族集团特别是黑人经济地位的下降在所难免。
在一个隔离的环境里，任何引起居住者收入下滑的外源经济震动（如工厂关闭、生产过程机械化和职业郊区化）都不仅仅造成居住者整体贫困率的上升，而且由于产生于外源震动的附加贫困并非均衡地分布于都市区中，所以它也必然引起了空间上贫困集中的进一步增长。
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任何贫困的增长都被限制在很少几个少数民族居住区里，隔离越大，经受震动的居住区越少，贫困集中的结果越严重。
如果再考虑到阶级的因素，那么这种附加的贫困不仅局限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它更是基本局限于贫穷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内，特别是黑人聚居区内。
如 1970－1980年间，在芝加哥贫困家庭中黑人家庭所占的比例从20％上升为28．3％，而白人家庭的贫困率一直维持为6％。
这十年间，纽约的白人家庭贫困率一直保持在大约1％左右而黑人家庭的贫困率则从2I．4％上升为29.6％。
在种族居住极度隔离的条件下，黑人贫困率的上升在贫困黑人居住区造成潜在需求的丧失，商品购买力下降又导致商品销售额的减少从而造成工厂、商品、商业萎缩而外迁，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市政税收蒙受巨大损失，依赖于地方税收和商品消费税的公共服务也或随之消失或质量下降。
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S．马西、安德鲁•格鲁斯和米切尔•伊杰斯通过对1980年美国50个大都市区个人和社区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证实隔离与贫困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没有隔离的状况下，黑人的贫困率从10％增长到40％对其居民区贫困集中程度的影响是相对适中的，居民区的贫困集中程度大约从8％上升为17％。
没有工作的男性黑人从36％上升到40％，单身母亲会从23％上升到 28％。
然而在一个高度隔离的情况下，黑人贫困的全面增长会引起黑人居住区贫困集中程度的明显增长。
当贫困率从 10％增长到 40％时，居民区的贫困集中程度也同样从 10％升为 41％。
没有工作的年轻的黑人男性从40％升为 53％，单身母亲从 28％上升为 41％。
可见，一个隔离群体贫困率的上升会引起居民区整个环境的恶化，而这又反过来促使个人社会经济失败的可能性上升。
对于贫困的黑人聚居区环境的产生，隔离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它使个体黑人无论其社会经济特征或家庭背景如何都将可能遭遇失败，也使贫困从一个人传到其他许多个人，从一代传到下一代。
1998年黑人贫困率为 26.1％，为美国全国人口贫困率的2倍。
黑人儿童的贫困率为36.7％，3倍于非拉美裔的白人儿童。
三、黑人底层阶级及其社会问题
贫穷并非一个孤立的因素，随着贫困率上升而来的是一系列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
购买力下降，福利依赖增大，高比率的家庭破裂，暴力犯罪上升，房屋破败，婴儿死亡率增高，教育质量下降。
这些后果并不孤立地出现，而是彼此相互作用，不断加强。
于是当一个隔离的城市居住区贫困率上升时，随之而来的贫困集中的增长引起居住区社会和经济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其他变化，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这些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更促使隔离难以解决。
冈纳•米尔道第一个正式应用“底层阶级”一词来表示经济变化对人口中的亚群体的冲击。
1963年他在《对富裕的挑战》一书里创造了这个词，这本书考察了“后工业经济”如何不断地将人口中的一些部分边缘化。
1987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低下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对现代城市危机极有说服力和开拓性的分析使用了“聚居区底层阶级”这个词。
威尔逊使用“底层阶级”这一词的目的在于说明美国内城的行为模式和环境是与“主流”的行为标准不一致的。
他将底层阶级定义为“缺乏培训和技术的个人，他们既经历了长期的失业又不是劳动力大军中的成员，他们是卷入街头犯罪和其他越轨行为的个人，是那些长期经历贫困和（或）福利依赖的家庭。
”他们“几乎完全聚居于城市黑人社区中的生活条件最差的部分，这里是由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异质的家庭和个人组成的。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中贫困人口和底层阶级人口增长很快。
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中，底层阶级人口由1970年的75.2万增长到1990年的248.4万，其中，纽约30.5万，费城12.6万，芝加哥18.5万，底特律18.2万，洛杉矶20.7万。
在美国30个最大的中心城市，新增529个极端贫困区，其中429个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这也是美国黑人人口聚居最多的一些中心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无论是黑人人口还是拉美裔人口，其绝对贫困人口和底层阶级人口的人数与各自在城市人口中的总数成正比，基数越大，比例就越高。
如，在1990年，黑人底层阶级人口在纽约市为15.23万，拉美裔为13.3万，合计28.5万，占纽约市同类人口的93％，占芝加哥同类人口的96％。
由于隔都区贫困的不断加剧，美国中心城市的社会问题也愈加尖锐。
首先，黑人暴力犯罪中被杀和行凶的比率很高。
以芝加哥为例，20世纪80年代该市一半以上的谋杀发生在几个很贫穷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中。
有关逮捕率的数据说明，1950年以来，黑人被捕比率一直增长，到1978年时，达到了每千人中大约有100人被捕过，而白人则是每千人35人。
1950年黑人占了监狱人口中的29％，十年后，他们的比率达到了38％，1980年，监禁中的黑人占47％，6倍于白人。
90年代末，监禁黑人所占比率稳定在 50％左右。
黑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被捕率当然和美国司法系统因犯同样罪对黑人的处罚比白人更严厉、监禁的时间更长有关，但从中也不难看出黑人的高犯罪率。
这与他们自幼生活在问题丛生的隔都区，缺乏教育，自暴自弃也不无相关。
其次，中心城市中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快速增加。
1965－1990年间黑人女性单亲家庭上升了一倍多，1965年有25％的黑人家庭是女性单亲家庭，到1990年达到了56.2％，白人为17.3％。
黑人隔都区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高比例的单亲家庭，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家庭收入减少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离异，子女的监护权一般都属于母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隔都区教育设施落后，这里的青少年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少健全的家庭观念，也少有宗教信仰的约束，贫困无知导致他们在身体、智力和道德上都有种种不良行为，致使未婚先孕在这里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单亲家庭极易陷入贫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隔都区的贫困现象。
黑人非婚出生儿童和黑人女性单亲家庭对政府的福利依赖程度不断加重，造成市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就是隔都区中第三类社会问题。
按照威尔逊的话是，“女性单亲家庭的贫困率在1982年为36．3％，相较正常的婚姻夫妇家庭的贫困率仅为7．6％。
1982年黑人和西班牙裔女性单亲家庭，贫困率分别为56.2％和 55.4％。
”1990年 63.7％的黑人儿童属于非婚生的，199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 70％，1990年时白人非婚生儿童占14.9％。
每一千个不到20岁的黑人妇女中有186个怀孕，白人为93个。
单亲家庭中的黑人母亲超过 55％。
从未结过婚或将不可能结婚，白人妇女中的这一比例为18．1％。
这样，超过一半的黑人儿童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的，白人为 14％。
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是真正的经济困难，1978年，女性当家的黑人单亲家庭平均收入仅有5888美元，是双亲黑人家庭年均收入的1／3；而拉美移民的单亲家庭年均收入也只有双亲家庭的40％。
这无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仅就入学状况而言，据华盛顿保护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单亲家庭的户主有一半以上没有念完中学。
这样的家庭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教育问题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子女不得不效仿父母辍学。
双亲家庭的孩子入学率达74％强，而单亲家庭的孩子仅有不足47％的孩子入学，且往往中途辍学。
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即缺乏工作技能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连最基本的吃穿住都难以得到保障，加上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漠然，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得不随着母亲加入到流浪大军之中。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越来越集中，城市黑人和拉美裔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集中了”的贫困的社区。
按照1999年3月的人口统计，在接受社会保险的家庭中黑人儿童占26％，20％为拉美裔儿童，10％为白人儿童。
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中，36.7％的黑人，34.7％的拉美裔和15.1％的白人生活在家庭收入低于1988年贫困指数的家庭。
中心城市贫困青少年高比例的存在必然又与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关，即生活在与主流社会相脱离的隔都区的青少年难以接受正常的教育。
不可否认，1964年民权法通过以后，在教育领域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族裔确实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是对黑人学生的隔离程度仍然很高，而且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这种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据估计，90年代初的公立学校中，超过30％的黑人学生在非白人学生占95％以上的学校读书，而同时只能稍多于30％的白人学生所读书的学校的白人学生没有超过95％。
隔离学校仍是极不平等的。
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学校与白人的郊区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没有像样的教学楼，学生极其拥挤，教学设备过时，甚至没有足够的教材，图书资料不足，技术落后，教职工薪水较低，而这一切直接导致了黑人学生的阅读成绩和学习水平下降。
教育不足甚或缺失成为他们今后社会流动的障碍，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中心城市隔都化已经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由于白人的敌意与抵制，生活在这里的黑人无法摆脱隔都区的破败萧条与贫困失意，中心城市教育体系的落后与不足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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