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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探析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探析
内容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总需求的波动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总供给冲击或与总需求冲击的组合会导致产量和就业的不稳定。
总供给冲击主要包括生产技术创新的冲击、农产品波动冲击和能源与原材料冲击。
关键词：
经济周期，总需求分析，总供给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总需求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4次较为完整的经济波动：
第1轮波动，1978-1981年，历时4年；第2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第3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4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8年。
2000年中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原因众多，其中总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我国来说，总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投资需求原因分析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
投资波动是指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即不同年份投资总量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
在我国，虽然在各个时期，投资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各有其特点，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据测算，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
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国的投资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传导机制
首先，在我国，投资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将直接带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张与收缩，从而对总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历次经济周期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涨的重要力量，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生产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部门首先快速增长，由于产业关联性作用，它会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水平的上升；相反，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缩，也将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回落。
其次，投资的扩张除了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高涨外，还会促进就业，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促使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这又会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增加。
企业为了适应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增加投资，于是需求又会增加……价格和利润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上升，又为下一轮的投资提供资金保证，从而经济出现累积性扩张。
但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出现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瓶颈制约以及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会出现下降，经济进入收缩阶段。
在经济进入低谷期以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进一步采取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和收缩。
投资波动便是通过上述过程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社会需求旺盛，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
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
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
到这一年7月，国家开始在宏观上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
随着国有投资的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
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
1997年的非国有投资的增长低于国有投资。
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直到2000年，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社会投资开始活跃，固定资产增长率由1999年的%上升到%，2001年进一步上升为%，2002年上升到%。
2003年，非国有投资增长%，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18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增长的主体，已由政府让位于企业自主投资。
从上述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
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
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这就为我国熨平经济周期，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进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经济高涨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限制投资的增长（比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来限制经济的进一步高涨；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投资以带动经济走向复苏。
2.消费需求原因分析
消费是社会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消费波动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实证分析表明，当消费波动变动1个百分点时，引起社会总产值同向波动个百分点。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消费的变化并不像投资那么迅猛，而是缓慢的变化，且消费的波动落后于社会总产值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是居于主体地位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发展层次的提升，投资和国外需求所起的作用有所加强，然而，消费的作用仍居主体地位。
并且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来，除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大于消费之外，其余的年份均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主体。
这表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是：
首先，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
消费可以在经济的复苏时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在繁荣时期则可以使经济景气的时间得以延长，同时消费还是遏制经济萧条的的重要因素。
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和萧条阶段时,居民的收入会出现减少的现象,但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以居民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它不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马上下降,而是下降较少甚至维持不变,这就使得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所以消费需求具有一种自发地对经济衰退的遏制作用。
1997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一度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投资需求出现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缓慢，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像投资那样出现同步剧烈下滑，所以，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才得以保持。
同时，经济增长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
一般来说，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会影响乘数效应变小，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时，会使乘数效应变大，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
居民的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同步性。
其次，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单靠投资需求的扩张而最终没有消费需求作为支撑，经济就无法复苏并繁荣起来。
1997年以后，由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出口也面临困难，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选择了增加政府投资来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
由于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所以，以投资作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我国商品市场供求格局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的格局已被打破,买方市场日益明显,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因此，消费需求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可以对宏观经济周期从间接方面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一般具有稳定性，而且我国居民向来有储蓄的优良传统。
因此，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引领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为了增进居民的消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在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者实行补贴政策。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使人们对现期的消费不至于由于顾虑未来保障而减少。
最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村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把这一市场打开，那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3.政府需求方面原因分析
政府需求主要可以分为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
政府购买作为直接性需求构成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的贡献，而且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政府投资具有引领社会投资方向的功能，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体。
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
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
由于政府需求的直接衡量标准是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政府需求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可以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来衡量。
政府支出不管是用于投资还是消费，都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财政收入短期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所以，财政支出，即政府需求增加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差额增大，在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影响下，经济开始复苏并扩张；当经济进入过热状态时，政府则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引导经济恢复平稳运行。
当经济进一步下滑时，政府又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1980年以后，我国财政收支差额的波动趋势同国民收入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只是在由低谷到扩张时期，财政收支差额的波动略有滞后，而当总体经济达到高峰时，财政收支差额也同时达到高峰。
这一特征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财政体制由改革初期的“分灶吃饭”、分级管理体制向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的转轨，财政的内在稳定机能开始发挥作用，但宏观财政调控能力下降。
据测算，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逐渐下降到1996年的%。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下降为1996年的42%左右。
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上升为“七五”时期的%、“八五”时期的%。
财政预算内收支增长率与财政预算外收支增长率相应的弹性系数，都达到1:
。
预算总收入、预算总支出中中央部分的增长率与地方部分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分别达到1:
、1:
。
而且，与中央相比，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增长。
地方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财政预算外收支，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扩张行为，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一部分冲击源。
虽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但教育、行政性支出及各种财政补贴份额不断加大，而这些支出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
另一方面，经济的收缩与扩张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加大。
我国目前仍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经济，当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经济效益则下降，当国民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但各项效益指标往往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走出低谷。
当经济扩张时，企业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当经济收缩时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入减少。
在财政支出呈刚性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赤字水平上。
这样就导致了经济扩张时，赤字减少甚至出现财政收支盈余，经济收缩时，赤字增加，而且财政收支差额波动的低谷要略滞后于总体经济波动的低谷。
由此可见，财政收支差额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较强的同步性。
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需求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财政支出的可控性比较强，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因势利导，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其中，我国在1996年成功对经济实现“软着陆”，便是政府成功调控宏观经济的典范。
4.国外需求方面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我国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国外需求对我国的经济周期运行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国外需求即净出口，是指一段时间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
其中，进出口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状况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
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加强。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迈进，并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出口总量进一步扩大，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的扩大不断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
出口的激增带动了国内生产的扩大，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不仅推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外资。
这一时期中国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经济开始扩张，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和不断引入的外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
我国的出口景气在1995年初达到了高峰，面对宏观经济的过热，国家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实施了较严格的控制，这一政策使出口景气逐步下降，经济最终在1996年“软着陆”。
到1997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刚刚有了一定回升的对外出口受到打击，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出口景气衰退。
同时，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减轻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破坏程度，纷纷实行货币贬值。
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宣布实行人民币不贬值。
这样，不但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影响了我国对外资的引进。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比上一年下降个百分点，为%。
到1998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同时，这一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
这说明，我国的宏观经济由于受到国外需求下降的影响而出现下滑。
进入1999年以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减弱，我国的出口开始大幅度上升，并在2000年达到高峰。
但是，后来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国外需求下降，我国出口在经过短时期好转以后，又陷入了衰退。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9年达到%，到2000年达到%，出现上升，但在2001又下降到%。
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基本上与我国的出口周期相吻合。
到2001年末，我国终于结束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利好消息对于促进我国出口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后，多年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关税与贸易壁垒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降低，这样便为我国的出口铺平了道路。
在国内，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产品质量和类别有了大幅度提升，产品结构不断升级，为出口的大幅度上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得到复苏并发展，国外需求旺盛。
这样便为我国大幅度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2003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达到%，2004年的出口增长率为%。
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的大幅度上升促进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好转，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004年达到%。
2005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7620亿美元，进口额为6601亿美元，三者均居世界第三位。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上升。
国外需求特别是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程度逐步加深。
出口景气会带动宏观经济的不断上升，相反，出口水平的下降也将会影响宏观经济水平。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总供给分析
总供给冲击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生产技术创新的冲击
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用标准的RBC模型直接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尚有欠妥之处。
尽管如此，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还是用标准的RBC模型模拟了中国1952——2001年这50年的经济数据，认为中国50年经济波动的80%可以由技术冲击加上政府支出冲击等真实冲击来进行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波动密切相关：
第一，现代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始终起着启动和诱导的作用。
企业行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革新产品与工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获取更大利润。
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企业才具有持续的活力。
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转移的不断形成和出现，使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得到动力。
经济持续发展也为技术创新准备了投资条件和市场需求。
第二，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中，伴随有投资的增加。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传导由单个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到产业技术创新，直至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在空间上由一地传递到广泛地域。
这种由技术创新、模仿、扩散与转移等活动而引起的创新递增趋势，将经济发展推向高涨。
第三，当一项创新技术广泛扩散后，其技术进入丰产阶段，这时企业一般只能获取平均利润。
这反映出此项创新己趋向成熟期，此项创新的优势减弱，需要有新的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在停滞阶段，实际上存在着创新的总结，知识的积累，新科技成果的问世，酝酿着新的创新。
只有连续不断地出现技术创新，并伴随相应投资，经济发展才能推向新的阶段和水平。
总之，技术冲击（RBC理论尤其强调的）贯穿了我国经济周期现象的始终，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发展科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加大了技术投入力度，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产业技术上缩短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有效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强科技改良和应用研究，努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更加重视基础科学，为理论研究和科技发展积累后劲。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周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大起大落”型转变成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位—平缓”型，波动幅度趋于平缓，平均位势不断提高，扩张长度也不断延长，这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周期的长期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经济周期波动由收缩阶段向扩张阶段转折时，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应用，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和影响，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扩张阶段，则会成为重要的加强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此时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逐渐加强，同时引进了国外一批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进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制定并实施了“863计划”，着重现代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在此影响下，我国摆脱了上一轮经济周期的衰退期，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1991年我国确定加速发展11种高技术产业，列入“火炬计划”并相继开辟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七个高技术产业密集带。
加上我国在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5个高技术领域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摆脱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衰退进入新一轮扩张以及周期位势不断提高的主要推动因素。
200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即正向技术冲击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
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表现是：
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
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的发展。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
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
但它们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
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2.农产品波动冲击
农业因素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虽构不成最直接的影响，但它是影响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
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
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又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
农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四条途径来实现的。
农产品是我国国民基本的食物来源，也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
我国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若农产品丰收，市场供给比较充足，价格比较稳定时，对工业品的成本影响不大，企业便会增加投资，扩张生产，而且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
反之，作用则相反，粮食或其它农产品歉收，就必然影响当期和下期的投资和工业生产,农产品生产波动有着明显的“超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但比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共经历了7个周期，比宏观经济波动多出3个周期。
粮食生产的波动1978-1980年为第一周期，1981-1985年为第二周期，1986-1988年为第三周期，1989-1991年为第四周期，1992-1994年为第五周期，1995-1997为第六周期，1998-2001年为第七周期，粮食生产的波动周期平均为3-4年，属于典型的短期波动类型。
粮食生产的波动幅度较大，但有逐渐减缓的趋势。
粮食生产的波动明显领先于GDP的波动，平均先行1-3年。
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虽然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明显。
当粮食减产，供求紧张时，粮食价格会上涨，往往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对整个经济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
因此，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有效供给,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3.能源与原材料冲击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素。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尤为突出。
能源同技术进步、农业生产一样是社会总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我国能源消耗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率明显地呈波动性增长，具有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的四个完整周期，第一、二、三周期都均为：
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只是在第四个周期略有不同，经济波动的第四个周期为1991～1999年，而能源消耗的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8年，二者仅相差一年进入波谷。
在第一、二、三周期，GDP增长率和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完全一致；在第四周期，GDP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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