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书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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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书摘
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书摘
萨拉夫可说是我第一个遇上的懂得当代数学的人，他用“美式风格”讲授常微分方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和投入讨论。
这种方式对中国学生（包括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我们一直被要求安安静静地听课，不可打断老师的话题。
萨拉夫这种自由奔放的教学风格，比较随性和自然，但有时也会在讲课中间碰到困难，呆立当场。
在这些场合，我就会出手相助了。
如此一来，我很快便引起他的注意。
有时觉得可以时，他就让我上一部分课。
我也常常到他家中，帮他准备讲义，或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
崇基体育部的主任卢惠卿也是伯克利来的，她力劝萨拉夫罢手，说坚持下去只会令情况更糟糕。
她知道我家缺钱后，提议挣钱的另一方法，就是给校内的教授教太极。
教员中很多是老外，对太极这国粹并不了解。
坦白讲，太极并不是我的强项，但借此挣点钱也算轻松，我很感激卢的安排。
来伯克利之前，我自以为了解拓扑学，它研究最广义下物体的形状以及分类，但代数拓扑课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把拓扑问题化为代数问题处理。
开始时有些紧张，因为学生比以前上课时更加投入。
我没有打算说很多话，但其他同学则踊跃发言，似乎头头是道。
几个星期后，我把课本（就是EdwinSpanier本人编写的）看了一大半，发觉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吹牛瞎说。
可是到了1970年8月他从普林斯顿回来，情况就不同了，他戏剧性地提议我改变方向。
普林斯顿的安德雷·韦依（AndréWeil）是声望极高的数学家，陈师在那里跟他谈了一次，十分兴奋。
韦依指出，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
1859年黎曼提出了他的猜想，用以解释质数不依常规的分布。
伟大的黎曼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出答案。
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不知这猜想的对错。
陈先生期望我能破解它。
我正急于定下论文的题目，陈先生催促我立时开始工作。
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出于个人的品位，我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
研究大问题往往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必须靠激情始能坚持下去，因此我不为黎曼猜想所动。
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
就在这时候【保岛事件】，陈先生生病住院一个月，我和一群中国学生去医院探望他，却对他讲的一番话感到愕然。
他并不赞成我们政治上的行动。
虽然他和杨振宁等知名人士联署了一封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内容和游行学生所说的大同小异，但他劝我们立刻停止行动。
他说：
“人生不外名与利，学生运动两者皆不达。
”……在那一刻我理解到，即使陈先生和我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但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也要正确地看待他或其他人的意见。
我相信他是为我着想，可是说到底，我还是要依靠父亲的教导立身处世。
项武义是系里的年轻教授，陈先生很喜欢他。
有次他请我到他家出席隆重晚宴，开始时并不知道那是有所图的，他打算将他太太的亲戚介绍给我。
当我知道后，便开诚布公对他说我心中另有所属。
项武义很失望，当然此乃人之常情。
我知他是一番好意，但这些事情也不是能敷衍以对的。
几年后我从一些日本数学家口中得知小平邦彦的故事，小平是日本首位菲尔兹奖的得主。
他们有位朋友是小平的学生，小平要这位出色的年轻人迎娶他的女儿。
那学生心想如果拒绝的话，必定会触怒大师，于是只好乖乖答应，成为小平的东床快婿了。
不久之后，我搬到东岸去。
武义的兄长项武忠是耶鲁的数学教授，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去。
他请我吃晚饭，到了晚饭时才知道他夫妇想撮合我和他们的一个亲戚，当我告诉他们我心中已有人时，他和武义一样显得很失望。
从一方面看，能够受邀结识某人的亲友，从而发展一段浪漫的关系，自是受宠若惊之事，但事情如此了结，使项氏兄弟不悦，似为未来之麻烦定了基调。
我从约翰·米尔诺的书《莫尔斯理论》学到很多关于这理论的内容。
很惊讶莫尔斯本人非常讨厌这本书和它的书名，说它应该叫《极限点理论》才对。
传说莫尔斯收到这本书后，随即把它撕烂并扔进垃圾箱，他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写这题目的书。
这种反应好像过激了一点。
但我个人对莫尔斯倒没有什么看法，他和他的夫人都挺和善。
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免他发怒，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我是多么喜爱米尔诺的书，并且从那儿学到不少几何知识呢。
前面提过的项武忠也来了，他是和我同一年到高研院的。
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耐，不用刻意做就能冒犯别人。
我也是他这种“天赋”的受害者，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
项太太却是十分和气的人，她不断补救丈夫的过失，纵然如此，在下认为她只有部分成功而已。
【尼克松宣布次年访华】莫宗坚不理会众人苦苦劝告，1972年他回国了。
他把所有家当都丢在美国，就连车子也是，他要平价卖掉却一时之间找不到买家。
可是半年后，他就决定跑回来。
或者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当时贫困的生活环境，还有微薄的收入惊醒了美梦。
很不幸，那时在美国找事情也不容易。
项武忠打电话给宗坚的论文导师舒里南·阿比安卡尔（ShreeramAbhyankar），帮助他把原来的职位找回来，因此项跟我说他是莫宗坚的衣食父母。
我在石溪教书，第一门课是初等微积分。
和在伯克利当研究生时的遭遇一样，我又面对了同样的困难，我的口音太重，学生听不明白。
第一个星期之后，班上的人数剧减，有的退选了，有的转到其他组别去。
到了最后，原来四十人的班，只有四个留下来。
虽然如此，这四个学生到了期终考试，成绩都好到不得了，他们高兴地请我吃晚饭以示庆祝。
经历这次磨炼后，我算是通过教学的测试了。
刚刚看到卡拉比猜想时，我正在伯克利的数学图书馆看书，这个问题立时把我抓住了，我有一种强烈的意愿，不管它对不对都要把它解决，我无法抽身离去。
陈先生明显无此感觉，他有他自己的兴趣，自己关心的东西，但不知是何原因，他对这问题始终提不起兴趣。
次日早上，我往数学系看伍鸿熙，中途被项武义招到他的办公室。
为了迎合他的口味，我告诉他自己近期的工作，利用微分几何中的偏微分方程解决了一个拓扑问题。
项武义不以为然，说结果显而易见，用拓扑的方法便足以证明。
同样的偏见，曾出现在以后的研讨班中。
那次陈先生让我主讲，主题便是用微分几何来解决纯粹拓扑的问题。
当时听众有五十多人，大家聚精会神听我讲一个新的用微分几何研究群作用的理论。
项武义站起来，说：
拓扑学者不需要几何学者来帮忙解拓扑问题，说罢就在陈先生和其他人的面前，拂袖而去。
于是，项武义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勾写他的做法，即如何不用几何去解决拓扑的问题，可是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头绪。
他突然离开办公室，说要上洗手间去，可是过了大半个钟头，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来。
我只好和伍鸿熙吃饭去了，此后未闻项再谈此事。
在这些故事中，钟开莱对华罗庚每多溢美之词，早年他曾随华学习，而对陈则没什么好话。
从这些交谈之中，再加上后来的四处打听，我知道了陈、华不和的部分原因，他们的交恶对整个中国数学界都有负面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如是。
根据钟开莱讲的故事，华罗庚是别人眼中的天才。
他生长在贫穷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光靠自学，竟破解了数学上好些难题。
陈省身终究成就更大，但这是后来的事了。
陈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父亲是个法官，但华的父亲只是个店员，家境并不富裕。
194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大奖，第一届的得主是郭沫若和华罗庚。
这个奖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由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发。
当时两人住在一起，可以想象这是对陈的打击。
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因他从未得过这荣誉，而说故事的钟开莱，其贡献当然未堪与陈比肩，但也得了个银奖。
陈、华之争，原来起自芥毫的差别，但随着岁月而加剧。
据在下观察，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
有时直到当事人皆不在世，纷争都不见得消散。
……钟为人孤僻，和系里其他人相处不来。
他和萨姆·卡林（SamKarlin）都是研究概率的，但从来不闻不问。
贝利在研究某个数学问题，想知道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后，如何在具审稿制度的学报上发表，因此向师兄求教。
“做数学就像是和女孩子睡，”老大哥如此说，“第一次或许有点儿麻烦，但下一次就会顺利得多了。
”我不会这样说，但师兄的话或许真的见效。
1974年春天，陈先生邀请我到伯克利演讲。
出生于俄罗斯的数学家米哈依尔·格罗莫夫（MikhailGromov）被视为当世最杰出的年轻几何学者之一，他正初次访问伯克利，伯克利待之为上宾。
在六个月前，我曾和格罗莫夫有过一次不甚愉快的经历。
那一次我用几何分析的方法证明了某个空间具有无限的体积，格罗莫夫却说我的证明一定不对。
我并不能肯定他是否了解我采用的方法，无论如何，这结果经得起考验，绝没有错。
这次在伯克利讲的是另一主题，就是在几何空间中的“谱”，即空间变形时产生的共鸣的、振动的频率。
原则上，它和敲打鼓面变形时产生的一系列频率相似。
格罗莫夫和上次一样中途发难，宣称我采取的研究路线根本不对。
这次我的做法，就如上次争辩中的做法一样，非常倚重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而格罗莫夫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或者他只不过是弄不清楚那证明。
但他并没有要求我解释明白，而是嚷道我的理论有严重错误。
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我是个差劣的学生，没有好好地做作业。
在研讨班上，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表达对内容的不满。
说到底，据我揣摩，是他不认为几何分析值得发展。
他坚信任何几何上的定理，都必须用直观几何的方法来证明，不能用拓扑或图形解释的方法，而我不这么看。
整个几何分析正好建基于这信念：
深入的几何信息除了从拓扑或几何图形直接得到外，还需要加上大量分析的方法，尤其是新近发展的非线性分析的工具，并由其成果支撑。
我也很希望从现代物理学和工程学上学习到新的工具和理念，四十年来的经验，显示这是正确而且丰富的想法。
这次研讨班不算成功，格罗莫夫不断高声质疑，它怎可能会好。
不过，其后我把证明详细地再讲给他听，并答复了他一次又一次的问难，终于把分析的方法化作纯粹的几何术语，阐明了上述空间有无限体积。
他最后也释然，对结果默默接受了。
几年后，他将我的几何解释应用于其他几何问题上，他的追随者甚至将这些结果冠上他的名字。
后来我和比尔·瑟斯顿也有类似而和谐的交流。
瑟斯顿和我同时期在伯克利当研究生，他在几何和拓扑上扬名世界。
瑟斯顿看待几何学，就有点像用细小的片片，如乐高般嵌成整个几何的空间或流形，从而勾勒其内部的结构。
我则采取差不多相反的做法，利用微分方程来开启物体的内在结构和总体的拓扑。
两种理念非常不同，却殊途同归。
必须重申，瑟斯顿想得透彻而具原创力，他的论证不必时时详尽清晰，其理念却对数学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我写了封信给项武忠（他当时刚从耶鲁转到普林斯顿），问他我可否在普林斯顿以斯隆学者的身份至少待上半年。
几天后，他告诉我数学系并没有足够的办公室。
时隔多年，人也比较世故了，知道项武忠和其他人如果愿意我来，办公室总是可以找到的。
我写信给系主任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已经太迟了。
依靠相识的人是个错误，因你不知道他是否欢迎你。
（不无讽刺地，几年后情况完全改变了。
普林斯顿的系主任请项武忠打电话来，说要请我去当教授。
我当下推却了。
那不是报复，只是当时还不是去的时机。
）
但是，好些代数几何学者对两个代数几何上著名的猜想同时被破解并不高兴，因为我并未用到任何这领域中的标准方法。
但芒福德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思想开放，两年后哈佛要聘请我，部分原因或许在此。
【1978年】我先后三次跟他说要离开伯克利，但他拒绝相信。
我不想他不开心，但经过多月的反复考虑，我最终下定决心离开。
从这刻开始，陈先生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我感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挑拨生事，离间我们。
记得几个月前一次晚餐，项武义在我和陈先生面前，谈起陈先生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
他问陈先生有没有跟别人说，我在解决了卡拉比猜想之后，成就已超过他了呢？
陈先生听了之后非常意外，一下子脸都红了。
我如坐针毡，浑身不舒服。
虽然我极力解释先生的工作对我来说，高山仰止，怎敢比较，但还是怕陈先生怀疑我在他背后有此想法。
有些人想尽办法使陈先生反对我，这只是一个在我面前发生的例子而已。
吴文俊在法国留学，以在代数拓扑学中引进“吴类”成名。
他曾经受过陈先生的栽培，长期跟华罗庚不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分裂。
当时吴正在创立一个新的独立于数学所的数学研究中心，即系统科学研究所。
数学所是由华创立的，作为一个纯数学的拓扑学者，对应用数学所知不多，却去建立系统所，确使人大惑不解，由此可见华、吴矛盾之深了。
一天，有个曾师事吴文俊的学者登门求见，并出示他写的一篇论文。
我没时间细看文章，只是随口说它不错。
但吴即向有关领导报告，说我认为这学者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值得拿一个国家级的奖项。
华的一些同事，对此感到不快，觉得这人的工作不值得这个奖项。
他们找到了萧荫堂。
萧坚持要我上书，纠正我客气话导致的错误。
我本无意做这种烦恼事，只是经过萧多次游说后，才勉强上书说明，这项工作不值得国家级的奖项。
事情在最后关头才起波折，这位学者当然甚为不快，为一年后一次激烈的争辩埋下伏线。
【1980年】吴文俊的门人又登门求见了，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我推荐他拿一个重要的奖项，我拒绝了，大家便争吵起来，愈来愈激烈，以致我的血压飙升，差不多要昏倒了。
经此可怕的一幕，当地负责接待的老一辈数学家小心翼翼，不让我再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
一天晚上，陈先生在晚饭后，请了十位受邀来华的重要客人参加茶会。
他先请各人坐下来，听取大家对中国数学现状的看法。
他批评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尽管那是中国数学主要活动之处，并敦促把它关掉。
他提议在座十人联名上书，吁请中国政府把数学所永远关闭，话毕全场鸦雀无声，于是他又重复说了一遍。
最后，我打破缄默，说：
我们都是中国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是来访问，不宜喧宾夺主，这样做不恰当。
博特同意我的看法，其他人也纷纷表态支持，对陈先生的提法都不愿沾手。
博雷尔要求我把专题年的讲话和文章编为两册，一册和微分几何有关，另一册则是极小曲面，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把两册都差不多编完了，可以付印。
六十多页有关几何分析的导引，主要是在霍普金斯医院等候时写好的。
我主编的有关微分几何的那册于1982年面世，有关极小曲面的那册，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有一天，邦别里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求他做主编。
我将全部收集来的文章交给他，没有想到他拖了两年，才原封不动地交给出版社。
由于长期的推迟，很多作者对我颇有微词。
在多次访问中，我认识了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Freedman）。
那时弗里德曼还是系里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努力破解四维空间的庞加莱猜想。
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这问题，有时就在他家后院的游泳池里面或者旁边。
普林斯顿的好些拓扑学者对弗里德曼的方法不以为然。
他们倾向于运用米尔诺创立的割补手术技巧，我却对弗里德曼的方案感兴趣。
他利用一种叫Bingtopology的方法。
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问他结果可否在JDG上发表，他同意了。
普林斯顿的人很快便发觉他们要错失成果了。
他们断言，文章应该在普林斯顿出版的《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是天下第一的数学学报。
那里的拓扑学家比尔·布劳德（BillBrowder）以及他的同事项武忠都打电话给我，说拓扑学中最好的文章应该在最好的学报，即《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才是正路。
但我不为所动，平静地解释说，已经跟弗里德曼谈过多次了，这是他的决定。
如他要撤回文章，我会二话不说立即应允。
在最后关头，我跟弗里德曼说，他的文章对JDG十分重要，会大大提升学报的地位，由此也对微分几何这科目有利。
这些话最后令弗里德曼没有改变初衷。
他的论文《四维流形的拓扑》于1982年发表于JDG，并凭此文获得菲尔兹奖。
为了此事，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年刊》那些人对在下颇有微词，纵使我在高研院上班，离大学只有不到两公里。
我让学生组织了一个研讨班。
有些上了年纪的同事却嘀嘀咕咕，他们认为高研院只需要高级研讨班，讨论最新的进展。
但我不这样看，培育后进也应该是研讨班的目的。
他们又投诉学生讨论所引起的嘈杂声，其实最吵闹之处只在我办公室方圆之地、学生聚集之所。
这使我回忆起小时在香港，邻居也曾因父亲教授自己和附近的小孩诗词而抱怨。
人常常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恼怒，但无论如何，年轻人为学习数学或诗词的热情，都不应当是抱怨的理由。
大概一年后，华罗庚的弟子钟家庆来访问普林斯顿。
我提议他跟莫毅明一起，研究某些复几何上的问题。
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进展良好，并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
可是，正如前面说过，萧喜欢和我竞争较量，当他知道我在指导莫和钟的合作，有时也加入时，就紧张起来了，他建议莫不要和我合作。
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和萧或他的弟子合作。
这样的结局使我不快。
萧荫堂是位卓越的数学家，我们曾一起做了些好的工作，如果能继续下去该多好啊。
在这期间，我和萧荫堂又另有瓜葛。
彼得·萨那克（PeterSarnark）是菲尔兹奖得主保罗·科恩（PaulCohen）的学生，毕业之后一直留在斯坦福。
科恩希望在短短几年之内将他提升为正教授，这是十分不寻常的，萧托我向普林斯顿的同事朗兰兹寻求专业意见。
我不想应允，一方面我不认识“萨那克，另一方面我不熟知萨那克专精的那类数论。
可是萧找了我多次，我不得不向朗兰兹求助。
萨那克毕业没几年，朗兰兹并没有觉得萨那克的工作有多了不起，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把这些颇为草率的意见转告了萧。
不久之后，就传来在斯坦福的一次系务会议上，有人说我反对萨那克的升职。
真相是我什么都没说过，只是在反复的要求下，转达了朗兰兹的某些初步看法而已。
这样一来，得罪了一向和我关系不错的科恩，另一方面也搞砸了和萨那克的关系，他们都说升职一事由我一锤定音。
虽然其后萨那克和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从这件事中，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就是在学术上，人际关系十分微妙，有时还会被人在背后捅一刀。
此后对不相干的事情，我总是“避之大吉”，但于这方面只算是部分成功而已。
1983年，陈先生在伯克利组织了一个几何分析的计划，4月我到了那里访问三个月。
理察和我开了一门几个星期的课，专门讨论有关正纯量曲率流形的一些新定理，以极小曲面作为工具。
好几位在石溪的中国研究生告诉我，劳森一位已毕业的学生做了一份详细的笔记，那些笔记可能给格罗莫夫和劳森看了。
事关他们不久之后写的一篇论文，理察看了预印本后指出，其中似是袭用了我们的一些想法。
理察写了一封申诉信给劳森，他把信寄到伯克利的埃文斯楼的信箱。
但信箱封闭了，几个月后信退回给理察，到那时再寄信已来不及了，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说到底，数学也是讲究竞争的。
萧荫堂、项武忠两人都强烈反对陈先生和格里菲思筹划中的录取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
此计划参照“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这个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几年前创办的著名计划，目的是帮助中国的物理学生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院。
“文革”后，学校的成绩单、老师的推荐信和类似的文件都难以找到，同时也不见得可信。
于是李政道（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和其他美国物理学者设计了一项考试，每年挑选优秀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
陈先生也想对数学学生按方抓药，由于实验设备价格高昂，不需做实验的数学学生要比物理学生多得多。
萧、项和我对派留学生出国没有异议，但是根据陈先生和格里菲思提出的计划，主要的考官由美国数学学会决定。
举例来说，1984年的考试，纯粹数学由格里菲思主考（后来为了要我改变想法，他们坚持将我也拉进来参与这个考试），应用数学则由麻省理工的戴维·本尼（DavidBenny）负责，代表美国数学学会的教授们对哪个学生到哪所学校行使很大的决定权。
我们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计划心中不踏实，因为它的规章使权力落到少数外国学者手上。
我们三人都认为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与原计划相比，应对择校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倾向让学生直接申请美国的学校，这样选择会较多，并且比较不受美国数学学会的束缚。
我曾前后三次询问陈先生，美国数学学会在计划中的角色是不是他的主意，每次他都否认了，说和此事无关。
由此可见，我们对学会原计划的疑问，不应该被视作对陈先生、格里菲思或本尼的攻击，我并没有反对他们。
虽然项、萧和我都十分关注此事，他们还提议不如给中国教育部写信，表明对这计划不同的意见，不过他们这封信始终没有写。
几个月后，我和郑绍远、学生曹怀东和正在高研院访问的林长寿再次谈起这事，这次我们坐言起行，起草了一封信，内容基本上和上次跟萧、项谈的差不多。
这封信本来是由项、萧和我一起署名的，于是我把信（其实是手写的未定稿）寄给萧，看他有何意见。
在没有询问我的情形下，萧迅速将它译成英文，送给格里菲思。
不久之后，陈先生也看见了。
听说陈先生对这个草稿大不高兴，他和我的关系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我一向抱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原则做人，但情况比事实更糟糕，项、萧两人最初和我一同构思上书，此时却加油添醋，使陈先生更加愤怒，而责任却由我一力承担。
此事在中国教育界酿成相当大的风波。
国内一众学者为了平息陈先生的愤怒，请求我在第一次口试时，和格里菲思及戴维·本尼一同参加。
我也不愿意过分激怒陈先生，同时我参加也表示美国数学学会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大学生出国。
所以我同意参加这一次的口试。
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不无讽刺地，这对我造成长久伤害的事件，竟源自我获得数学界至高无上的菲尔兹奖后一次酒后庆祝的交谈。
1982年我们在高研院讲课，现在到了圣迭戈便继续下去。
在这课上讲述的是我们原创的工作，其中包含尚未发表的想法。
有时我们工作过了午夜，为的就是准备次日的课。
我们要找人好好做笔记，把课上的内容保存下来，以便最终整理成两本书：
《微分几何讲义》和《调和映射讲义》，打算几年后出版。
由于总希望帮助中国的学者来美国访问，让他们既能体验一下研究的气氛，同时又能挣点钱，我便向杨乐打听有无适当的人选。
中科院有位姓许的研究人员毛遂自荐。
为了这份差事，我付了超过一年的酬劳给他，后来才知犯了大错。
许对数学虽然不算外行，却追不上我们的进度，很多时候听不明白，可他又不愿意向理察或我求教。
有时，他会私底下问我的学生，但他们对他并不友好，或许觉得他年纪太大，又或许他们不愿花时间。
最后，他整理出来的讲义全无价值，这对理察和我是一大打击。
我们并没有把所有东西记下来，到了发现许的讲义不能用时，要重新再做一次为时已晚了。
到了许要向中科院呈交进展报告时，事情变得更糟了。
为了掩饰未能把工作做妥，他把报告变成对我的攻击，说我图谋反对陈先生，又说我想营结他所谓的“丘党”，专门和我的老师作对。
其做法是如此拙劣，中科院的人都看出他无中生有。
杨乐知道后非常意外，他把许的报告信件给我看了，并且对派遣他来一事道歉，不久许就回去了。
当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会议，和丹尼斯·沙利文在一起，沙利文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迄今还是）。
弗里德曼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年拿到菲尔兹奖，他以为我们两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情急之下，弗里德曼说他比我更值得拿菲尔兹奖，因为在解决庞加莱猜想时，他用了五个原创的想法，而我解卡拉比猜想时只用了一个。
差不多一年之后，1986年8月，弗里德曼果真拿了菲尔兹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田刚在2012年10月25日在石溪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他可以证明我的猜想，却没有提到证明的内容，但是唐纳森等人也随即宣布了他们的工作，同时在2012年11月19日将他们第一篇文章放在网上。
田刚在20日也赶紧将他的文章传上网。
（但是在2013年1月28日，他又添加了十五页的修正。
）专家一般都认为田刚还是没有完成他的证明，所以陈、唐纳森和孙把不忿公之于世，从“原创性、先后性和数学的正确性”三方面反驳田刚的宣称。
田的讲话“欠缺详情”，并且指出，他们看不见“任何证据足以说明，田在石溪那次讲话时就具有完成整个证明的能力”。
当时人们能看见在田的工作中，含有“严重的漏洞和错误”，而其后田所做的许多修改和添加，“重现了我们先前引入的想法和技巧，而这些想法和技巧都是早已公开的”。
唐纳森才华横溢，声誉极隆，兼且是公认的谦谦君子。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包括田本人，能有力地反驳唐纳森等三人对他的指控。
1990年，由于发生车祸，我被卷进刑事案件（之后由法院判决无罪），居留权可能出现大问题。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我决定加入美国籍，开始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我作为无国籍者已过了颇长的时间，成了美国公民之后，国外旅行顿时变得很方便。
但这种突然的身份变动，也令我难以释怀。
我对出生地中国仍然怀着强烈的感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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