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徐珍华校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力从哪里来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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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徐珍华校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力从哪里来的
特级教师徐珍华（校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力从哪里来的？
历史的事实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全面掌握救中国的真正武器。
50多个年轻共产党人，心里只想着把中国引向人类美好的未来，而那美好的理想是西方那个大胡子马克思在书中描绘的；是波罗的海畔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那个顶着一颗硕大秃顶脑袋的矮个子思想家列宁所指引的。
但应该怎样去实现崇高的理想，年轻的共产党人是茫然的。
历史没有给他们罩上光环，无论是中共一大召开的石库门房子，还是嘉兴南湖那条幸运的游船，当时都没有被特别的装饰，更不可能有剪彩的典礼。
理论的准备充分吗？
现实的土壤适宜吗？
心理的能量足够吗？
调适的本领具备吗？
年轻的共产党人出发时的行囊里，一切都不俱全，肩膀都还稚嫩，能依赖的只有信仰。
但有了信仰不等于有了一切。
据说，当年出国留学的李立三回乡探亲，父亲李镜蓉问他回来准备干什么，李立三答：
“我要干共产！
”父亲说：
“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
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凭你们几个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回答说：
“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
”父子俩为此吵了一个春节，李镜蓉逢人便说：
“只当是没生这个儿子吧！
”
年轻的共产党人中不乏热血猛将，但在暗礁密布、旋涡险恶的历史大河中操船，每一步迈出都需如履薄冰，否则就无法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种植在中国的土壤中，最终从犬牙交错的历史缝隙中挤出来，顶破坚硬顽固的冰壳！
金一南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他的著作不具有考据的功能，但他无疑是一位对历史进行当下解读并为今天人的精神服务的大师，即所谓“历史研究是发掘历史的事实，历史创作是发挥历史的精神”。
（徐海鹰）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到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上走一走，看升国旗，是中国人的精神向往。
在这神圣庄严的氛围中，人们体会着自豪与骄傲。
1986年夏天，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期间，也特别想去看一看天安门广场。
那是他头一次坐国产红旗车，车缓缓地绕着广场行驶，他的心里涌动着激情的潮水。
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比较，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面对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邓稼先心潮澎湃。
他问身边的人：
“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古老。
“有一次，一个上小学的男孩，他一边翻看《苦难辉煌》，一边突然问了我一句：
‘叔叔，是不是非要经过苦难，才能辉煌？
’这是21世纪孩子所提的问题。
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年代。
1840年以来，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使命。
从林则徐查禁鸦片开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各种方法试过了，各条道路走过了，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
这个党1921年诞生之初，只有50多个年轻人，28年后竟然能够建立新中国。
这支军队1927年诞生，八一南昌起义最后剩了800多人，22年后竟然能够百万雄师过大江。
为什么当其他政治力量纷纷失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能够迸发出如此巨大、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力量？
“从根本上讲，因为这个党最英勇、最顽强、最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奋斗，最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这个党付出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集团从未付出过的代价和巨大牺牲，最终为中华民族杀出一条血路，蹚出一条新路。
使这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吕西安?
费弗尔说：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费弗尔在动荡的年代中死去，他的话仍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回响。
但幸福起来的人们还会承认自己曾经被奴役吗？
还记得我们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吗？
会丢掉自己的宝藏吗？
据工作人员回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当晚，久久难以入眠的毛泽东又捧起了《史记》。
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风云在他的胸中汇聚，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们的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
他把怀念挥洒在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遥遥相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在这里默默相望。
他们：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他们之间的理解与碰撞，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他们的生命与思想轨迹是怎样交汇的呢？
1911年春天，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报纸。
从此，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广州发生的反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并导致他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
风吹日蚀，当年校园的墙上，毛泽东18岁时写的那篇文章早已无踪无影。
幸亏当年冒险闯进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用笔记下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回忆。
毛泽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他早年心中的偶像，梁启超的文章他甚至要读到能够背诵为止。
但自从知道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占据了他心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
”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吕西安?
费弗尔说：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费弗尔在动荡的年代中死去，他的话仍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回响。
但幸福起来的人们还会承认自己曾经被奴役吗？
还记得我们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吗？
会丢掉自己的宝藏吗？
据工作人员回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当晚，久久难以入眠的毛泽东又捧起了《史记》。
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风云在他的胸中汇聚，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们的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
他把怀念挥洒在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遥遥相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在这里默默相望。
他们：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他们之间的理解与碰撞，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他们的生命与思想轨迹是怎样交汇的呢？
1911年春天，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报纸。
从此，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广州发生的反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并导致他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
风吹日蚀，当年校园的墙上，毛泽东18岁时写的那篇文章早已无踪无影。
幸亏当年冒险闯进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用笔记下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回忆。
毛泽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他早年心中的偶像，梁启超的文章他甚至要读到能够背诵为止。
但自从知道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占据了他心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
”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是怎么知道毛泽东的？
孙中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人在会上的发言，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的。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还当选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
怎样认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选择？
我们必须把目光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地方。
这次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列宁病逝的噩耗传到了广州。
对列宁的逝世，孙中山万分悲痛。
他当即提请大会：
发出唁电、休会三天、下半旗志哀，亲笔书写了“国友人师”的挽词。
他曾说：
“我与列宁虽然距离万里之远，精神却是相通的。
”
列宁最早知道孙中山，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
遥远中国的变革，使流亡中的列宁精神为之一振。
“列宁对辛亥革命，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
他有一个《新报》，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开辟了《中国革命号》的专题，有人写文章，题目叫做《龙抬头》，来歌颂中国的民主、辛亥革命的功绩。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
三个月后，孙中山便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
饯别之时，他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演讲。
“结果，孙中山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四个月以后就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人民报》上，又过了几天就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涅瓦明星报》上。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孙中山着重讲了自己辞去大总统后，将致力于社会革命，以建设为先，希望通过和平建设的道路，在中国建无数个上海。
“列宁看到这个文章，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在文章里，列宁一方面肯定了孙中山改变国家命运、谋求民族解放的意愿和志向。
他讲，他（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
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列宁认为建设无数个上海不能靠建设，一定要革命。
说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土地革命的纲领也好，国家建设的纲领也好，是反动的。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列宁的这篇文章，孙中山是否看到过，人们不得而知，但事实却印证了列宁的判断。
中国在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共和”时代后，袁世凯所代表的强权政治势力，根本没有给孙中山解决国家政治前途的机会，也根本没有建设无数个上海的机会。
1913年3月20日夜晚，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
事件背后的黑手，就是那个以拥护“共和”为名的袁世凯。
他在窃取临时大总统后，立刻破坏民主、推行独裁，掉过头来向国民党开刀。
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又很快被袁世凯镇压。
被扣上“乱党”之名的孙中山，只得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
虽然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只维持了83天，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死去，但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纷争，把中国推进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战火频仍，百姓涂炭。
靠什么去救中国？
救中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1917年11月7日，北洋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报告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电文说：
“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涨，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城内各机关已尽归革命党掌握”。
但这个重大的消息，却被当时麻木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员收到后耽搁了20天才报送。
而北洋政府做出的决定是，拒绝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召回了刘镜人。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却极大地激励了孙中山。
很快，他便通过中间媒介专门致信列宁表示敬意。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早在1896年到1897年滞留伦敦期间，他就在大英博物馆涉猎了马克思的著作，至今那里还保存着他当年的借书证。
社会主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曾说，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发阐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
1905年初，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欧洲，还专门去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
“当时比利时的报纸，《前进报》《人民报》《社会主义者》都刊登了孙中山访问社会党国际局，也就是第二国际的消息。
那时，第二国际的主席是王德威尔得，书记是胡斯曼。
孙中山很诚恳地希望第二国际能接纳他的革命党，能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二国际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请求，他最终选择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列宁的崇敬。
屡遭挫折的孙中山深有感触地说：
“俄国革命虽迟我六年，却获得了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却仍然失败。
”他说列宁“是革命的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圣人，是最好的模范”，表达了“团结一起，共同斗争”的愿望。
列宁称孙中山的信是“东方的曙光”。
两位伟人的精神目光，就这样，隔着遥远的地理空间交汇了。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答案是：
正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的中国，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破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曾回忆说，1918年的冬天，他在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一次聚会中，就听过李大钊那篇《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顶着凛冽的寒风，李大钊说，旧世界在社会主义潮流面前“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如火苗点燃了人心。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时间，在中国，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了400多种。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1919年6月11日，当时在北大当教授的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向群众散发传单时，遭到北京政府暗探的逮捕。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刻在上海召见了北京政府代表，严正指出逮捕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北洋军阀是不错的”。
他还说，如果你们“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
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于同年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的再次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在护送他离京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商量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漫漫雪原之上，一辆单薄的驴车，两颗火热的心脏，就这样与中华民族的前途连在了一起。
一个月后，陈独秀出现在孙中山上海的家中，他是应邀来出席中山先生家宴的。
这次见面，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没有见到记载。
孙中山并不知道，陈独秀正在致力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这位青年领袖的活力与锐气感染了他。
此后不久，孙中山就专门为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亲笔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不久，陈独秀搬到了离孙中山家不远、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的一栋普通民宅。
这里成了他的家，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很快，那些几经探索、斗争和曲折的有志青年们，便陆续汇聚到这里。
毛泽东也曾来拜访过陈独秀。
此时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已发展为具有现代都市规模的繁盛商埠。
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里，一方面，现代工商业和文化的萌发生长，给旧中国注入了生机活力；另一方面，社会的丑恶与弊端随处可见。
黄埔江上游弋着外国的军舰。
街头上随时可以看到外国的大兵。
有钱的人挥金如土。
赤贫的人贱如蒿草。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在这个远东的大都市里，聚集起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
夏衍的报告文学曾这样记载：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带工老板就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进工厂。
瘦得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过着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样被践踏。
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从这时起，开始走进低矮的工棚，走进喧嚣的车间，去传播真理的。
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走出工棚，挥着红色小旗走向街头。
北京、武汉、广州都出现了类似的景象。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地纪念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十分特别，400个页码的厚厚专刊上，不仅刊登了名人们的题字，也刊登了工人们的作品，还详细介绍了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此时，列宁正密切关注着远东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风潮。
“列宁参加了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列宁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建立苏维埃，你们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你们要走苏俄的道路，我们可以帮助你。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列宁在一次演讲中说：
“不久以后，我们将看见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将看见全球苏维埃联邦的建立……”
从1920年4月起，共产国际开始陆续向中国派出自己的代表。
第一个被派来的是维经斯基，1920年4月他到中国后，先后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对李大钊、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不久，共产国际又专门在远东的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局，由维经斯基出任远东局领导人。
这里也是远东铁路的重要一站，一批批布尔什维克党人正是经过这里奔赴中国的。
“他们远离国家，远离家人。
他们有一个追求，中国就快要革命了，他们共同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把他的追求升华为具体行动的政策。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远东铁路，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从相望、相识到心手相握的纽带。
“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准备建立一个政党的时候，他们非常需要得到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的经验，共产国际这时候恰恰能提供这种帮助。
从苏维埃俄国来讲，当时它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所以它希望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都能够有革命兴起，能够和它形成呼应，所以他们也需要中国革命者的支援。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紧接着，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也陆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古老中国新的历史航程从此发端。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很快，他们便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们取得联系，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一个看似平静、没有喧嚣的日子里，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石库门房子里，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
28岁的毛泽东，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他除了做记录外，只发过一次言，他不像在座的其他人那样有过留学的经历，可以引经据典谈理论，更多的时候他都在倾听与思考。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遗憾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当时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在凄风苦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任何幸运的光环，等在她前面的是不尽的坎坷和苦难。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由于被密探发现，会场遭到了包围搜查，代表们被迫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一个50多人的党，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能成多大气候？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好。
马林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但马林却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还缺少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
“马林还在中共一大筹备和大会期间，就多次谈到不要排斥国民党，应该是联合他们，一块儿做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国家不独立，你没有办法下一步的发展，他是这个思想。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不久，马林便南下桂林，拜访了正在那里组织“护法战争”的孙中山。
在他的大本营，马林住了九天，与孙中山谈了三次，提了三条建议：
一是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二是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三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崇敬列宁的孙中山相信马林给他传来了列宁的声音，但他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些建议。
陈独秀也从共产党的独立性角度，对是否加入共产国际，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中国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共产主义怎么办好，这还要看。
不要戴第三国际的帽子，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也不要共产国际的钱，他说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对马林提出要求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更加反对。
“这样，回到上海，碰到了马林。
马林当时是国际代表，他要求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听了就火了，坚决反对，就给维经斯基写信，大概说明了六七条理由，主要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思想基础不同，理想也不同，而且很多地方的共产党员都反对这个做法。
所以这件事情，马林可以说是碰了一鼻子灰，这个事情就暂时搁下了。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但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1921年10月4日，正在家中开会的陈独秀等人，突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为了营救他们，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马林。
“就在渔阳里，五个人同时被捕了。
事后才了解到，这次主要是马林从第三国际的经费里使钱，把他们营救出来了。
据历史记载，这件事情使陈独秀蛮感动的。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深入到斗争实践中的年轻共产党人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从这一点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的目标上，不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吗？
在中共一大召开一年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便在坚持一大所规定的党的最高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的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把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同将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
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形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特别指明，要联合国民党，共同推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党外平行的、平等的联合，共同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绝不是投降。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但是，孙中山却不接受陈独秀提出的党外联合，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马林认为，应当正视这个现实，接受这个条件，并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指示是印在马林的衬衣上带回上海的。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在中国现有的党派里，国民党是唯一国民革命的政党，第二就是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合作，第三同时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要独立地去做工人运动。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特别会议，经过艰难的讨论，通过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这是中共在国共合作政策上的转折点，史称“西湖会议”。
此前不久，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所部4000多人围攻大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这是孙中山一生遭遇无数背叛中最严重的一次。
正在他孤立无援之时，中共中央指示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坚决站到孙中山一边。
这一举动，使他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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