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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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综述

近五年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综述

篇一：

80年代小说综述

80年代小说综述

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

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

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

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

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

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

》、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并且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

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蹉跎岁月》（叶辛）

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

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经坎坷的作家，就率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对历史进

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

作家们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在50年代曾以《百合花》蜚声文坛的作家茹志鹃，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视为“反思文学”的起步性标志。

反思文学的特点是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理性思辨色彩浓厚；文体意识增强，是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开始。

它的作者大都是“复出”作家：

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他们都善于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叙述表达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灾难的思考，试图揭示诸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

反思的内容是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

反思的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的命运。

反思文学的主要作品有：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刘顺大造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月食》，王蒙的《布礼》、《蝴蝶》、《相见时难》，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方之的《内奸》、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

反思文学从党和人民关系角度反思历史教训，确立“人民是上帝”的历史观念。

具有自我反省意识，如《蝴蝶》，李国文《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

它还立足当代历史进程，揭示从左到极左的转化，促进现实主义深化，具有思考或沉思的特征，如《李顺大造屋》。

三、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

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对我国的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

此后，一大批改革文学作品，如张锲的《改革者》、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相继出现。

总体上，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人”的观念、人与人关系包括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对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在当时被称为新人形象塑造。

它的基本特色是上任、面对众多矛盾、大刀阔斧推行铁腕政策、反改革者诬陷、上级领导支持、改革胜利。

铁腕政策（或称权力效应）与上级领导为后盾是成功的关键，也是必胜的法宝。

改革小说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乡土改革小说。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

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乡土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

乡土改革小说并不直接描写改革的重大事件，并将重大事件或者社会变革的潮流作为背景，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农民的心灵动向、困惑、矛盾，表现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

着重于农民自我人格的觉醒，由于不象都市改革小说那样涉及重大题材，而是叙述日常生活，所以要比都市改革小说自由、灵活，因而也容易写得更真实，更具有审美性。

（二）都市改革小说。

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的改革更加繁杂艰难，因而作家们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说作品也更为多样、深刻。

其主要特点是：

1．以工业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为表现对象；2．塑造改革者的英雄形象；3．展开改革者与反改革者势力的激烈冲突，表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复杂性，以及改革的历史必然性；4．采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在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中塑造典型人物，注重情节，追求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激烈的冲突中完成人物的塑造。

在这类作品中，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较为优秀。

其中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反响最大，可以认为，《新星》在将改革文学思潮推向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显示出这种文学思潮面临着的某种危机，即现阶段物质、文化环境中可以借鉴、运用的精神资源与物质力量的局限性。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

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

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为历史。

四、知青小说

所谓知青小说，其作者便是知青，反映的是知青的生活、命运以及精神追求。

它来自于60、70年代的知青下乡运动。

知青运动是一场知识文化的乡村化运动，给大批的青年人生命带来了痛苦的记忆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而知青小说是8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伤痕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光写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也写他们城里的生活，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征。

知青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伤痕阶段）中，知青被描写成在文革当中受愚弄的牺牲品，被流放者。

他们的这种真诚、信念、曾经有过的追求都是毫无价值的。

第二个阶段（理想主义阶段），超越了伤痕式的控诉，而是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曾经的生活，赋予它新的情感、新的价值。

农村也不再是伤痕阶段中那样落后、恐怖的代表，而是有着纯朴、美好的道德理想，在原始的生活当中有着最纯朴的人性。

当时的一个口号——“青春无悔！

”便是清晰深刻反映出当时知青们的内心波澜，而这个阶段的知青小说是最为典型的。

第三个阶段（写实阶段），这个阶段的小说是质量最好的。

冷静地写出了知青自身在农村的真实生活，还有一部分描写回到了城里之后的艰难生活。

也有人认为这个阶段的成就最高，因为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知青作家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

知青们回到都市，却发现都市让他们太失望，给予他们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个时候又会回想起之前在农村的种种自在惬意，产生想要远离这个并不接纳他们的城市的念头。

代表作有孔捷生《南方的岸》、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第四个阶段（纪实阶段），此阶段文学性大大下降，商业因素越来越强。

五、寻根小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正是其所处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之下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其所具有的启蒙功能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

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

寻根文学可追溯至80年代初期:

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

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寻根文学小说的出现是当时国内外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和变革的要求，也受到了国外文学先例的影响。

它旨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因而看法不同，作品也就不同了。

代表作如初期汪曾祺（此人被认为寻根文学的源头）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等，真正兴盛是在1985年前后，主要作品有：

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写庄禅精神）、《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