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 世纪4060 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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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
浅谈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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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穷成为日常生活
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标榜通过剥夺富人以号召和动员民众，却未能制定出任何有效的减贫战略。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推行贫困的道路，而脱贫始终未列入国家的优先发展计划之中，国家把所有资源都用于加速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抗来自外部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
苏联政权建立伊始就一再渲染国家经济状况如何不佳，外部生存环境如何恶劣，并将外部威胁视为动员计划的重要前提以及封锁公众不满的手段。
多年以后，莫洛托夫对苏联领导人关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做出了解释: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全民族都难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注定要停留在贫困的社会，至少在充满敌对的环境和“铁幕”神话的时候是这样的。
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行动员计划、大规模镇压等强制政策，使民众深受其害，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丧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导致人口大规模贫困化，他们的集体记忆也受到了伤害。
在他们的记忆中，战争是巨大生活灾难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流行说法是“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该多好”，这使得战争成为人们生活悲剧的标志。
战争作为最大灾难的记忆，反映在人们对战后“美好生活”的预期中，但具体的需求（住房、食物、工作）却是最低限度的，即在仅有的资源范围内能够维持生存。
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反而被搁置延期。
“暂时性困难”成为人们理解这种生活状况的思想依据——这是在过去战争的后果和新战争威胁的背景中产生的概念。
公众所达成的共识是建立在暂时性困难这一认识和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的基础之上的。
当对政府当局不得人心的行为缺乏合理的理由时，人们通常服从于政府的最高权威，认为既然是斯大林同志作出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办法都行不通。
地方官员以及那些生活水平明显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民众的人们（从黑市活动者到高薪酬的艺术家和学者），成为公众表达负面情绪的对象，而他们自身也积累了不满情绪。
在战后几年，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居民来保障的，通过提高税收（农业税、所得税等等）和增加其他预算来实现，例如以国家贷款的形式采购商品，这实际上带有强制性的特点。
像战前一样，这一时期主要的预算收入来源是流通税（占总收入的50%以上）。
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居民那里掠夺资金的一种形式，因为工业产品和食品的定价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
尽管有权威的承诺，甚至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采取了某些实际的步骤，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1947年到1952年，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仅增加了3.3%，税收却翻了一番。
社会保障支出（包括资助多子女及单身母亲的家庭）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4.4%（国防开支增长47.8%），但它们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1946年占5.9%，1952年占4.5%）。
退休金及补贴金数额非常之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能在家庭收支中发挥显著作用。
例如1948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退休金及奖学金只占家庭货币收入的5.5%，而工资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占85.9%。
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与战前时期相比，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改变。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食物是面包和马铃薯，由于面包的缺乏，因而对取代面包的马铃薯的消费是增长的。
这种情况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前农村集体化政策的结果。
1950年，谷物、肉类、牛奶、蔬菜等一系列食品的人均产量仍低于1928年即农业集体化前夕的水平。
根据1955年进行的居民消费结构调查的资料，大部分居民的消费水平非常低，而且食品的消费不符合科学规范。
除此之外，苏联的消费水平和质量严重滞后于主要西方国家的消费标准（而苏联宣称这些国家的居民正遭受饥饿和贫困）。
这项研究的结果被列为“最高机密”。
苏联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类似的掩盖已经司空见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受苏联部长会议委托。
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在研究计划中纳入了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数据，这明显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反映了实际情况，苏联领导人渴望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真实情况——这次调查和其他类似调查的结果都证明，政府当局正在认真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实施社会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包括了建立避免贫困的机制。
二、贫困的衡量问题
苏联社会到底有多少穷人?
尽管我们承认，对于像贫困这种现象的统计数据可能具有局限性，但是能够用来“衡量”贫困的也只是这些数字。
但在当时并不存在类似测量的通用方法，研究此问题的专家引用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及主观贫困等概念，对这些概念的评定也采用了不同的办法。
绝对贫困的计算侧重于最低消费标准（另一个指标是最低生活标准）;相对贫困是指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与公认的现有社会消费标准有偏差;主观贫困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
近年来，主观评价的方法广泛流行，即通过自己所经历的贫困来评价贫困（当有限的资源不能满足个人或家庭过上这个国家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的需求时）。
“贫困线”的划定通常是以最低生活标准为指标的，这一指标是财政手段和物质资料的资源整合，对保证个体或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国家的最低生活标准值（即所谓的“最低保障”）是由当地法律规定的，且与居民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相适应。
“最低保障”于1933年被引入丹麦，1948年被引入英国，1961年被引入西德，1988年被引入法国。
不同国家的最低生活标准值及其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⑦俄罗斯官方第一次引入最低生活标准值是在1992年。
在此之前，并不公布相关信息。
有关最低生活标准值的数据以及居民收入支出的所有统计，甚至对专家都是长期保密的。
社会学家Н.М.里马舍夫斯科娅证实，她和其他从事居民生活水平研究的学者直到1950年末才被允许获得机密的统计数据，同时才有机会进行关于人民生活质量的研究。
他们的第一部分研究结果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
由于“贫困”的概念没有被正式使用（人们普遍用“缺乏物质保障”来代替），进而用于衡量“物质保障”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为说明贫困，苏联开始用另外一个委婉的术语——“无保障”。
其计算是以一系列按不同居民群体和地区指标进行分类的数据为基础，包括收支调查、工资数据、家庭支出、儿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数量等等。
然而，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术语上的细微差别。
最终，专家们在内部讨论了什么是最低生活标准、最低消费支出，确定最低工资的依据是什么等问题。
在要求评价以往的经验基础是否可靠时，苏联官方的统计首先就出现了困难。
收支调查传统上是研究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也是最低生活标准的评价基础。
收支数据于20世纪20年代被公开，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又被保密了，计算方法也改变了。
由此，收支调查的数据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出居民的生活水平。
战后几年里，错误的统计方法仍被继续使用。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一届国家政府将社会计划付诸实施后，才出现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行真实统计的实际需求，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明确低收入界限以及确定最低工资和家庭最低收入水平。
由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工资的规划，而中央统计局（CSO）负责收支调查，这样第一个部门的“规划人员”就会指责第二个部门的“统计人员”。
196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份专门报告中，指责中央统计局“制定预算方法的水平低”以及提供的数据不完全可靠。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看来，工人和雇员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纳入收支调查体系的样本明显不足。
与1940年相比，1960年工人和雇员的人数增加了2倍，而收支调查的样本数量只增加了26%。
其次，就全国范围而言，家庭收入平均水平高于单位家庭的收入水平。
如果根据1959年同一时期对工人的普遍调查，30%的家庭中每人平均月收入达到350卢布，但参与收支调查的样本家庭中达到这一水平的只占11%。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参与收支调查的抽样家庭中，有60%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500卢布，而同时期针对此类家庭更具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显示，达到这一水平的家庭只有42%。
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中央统计局对工人收入的数据值估计过高了
对于理解像最低生活标准这种概念来说，计算方法十分重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92年，专家提出了所谓的“最低物质保障”（首次在俄罗斯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规定了居民收入值，认为当低于这个值时就不能进行正常的再生产。
为方便起见，非正式地使用了“最低生活标准”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其所述并不是最低生活标准，而是最低消费或最低消费预算。
居民人均消费计算在结构上不同于最低生活预算:
根据苏联通常收入结构计算的实际情况，在最低生活预算支出中，饮食支出占68%，而在最低消费预算支出中，饮食支出占52%，由此可知，最低消费预算高于最低生活预算。
这为A.麦考莱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使他能够修正关于苏联最低生活费用的数据，以便得出反映苏联贫困水平的最真实的结论。
据麦考莱估计，1958年最低生活预算（贫困线）是人均每月25卢布，而根据一些苏联社会学家计算，最低消费预算的数额被规定为50卢布。
根据相关资料，1965年最低生活标准为40卢布，1975年才规定为50卢布。
在这些计算中，最低消费接近于最低生活预算。
收入低于最低消费（最低物质保障）限度的居民被苏联专家视为“贫困者”。
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贫困者”已占苏联所有居民的29.6%，低于贫困线以下并直接接近于社会的危险状态。
据麦考莱估计，到1967年，“贫困者”占苏联人口的11%。
尽管对被归入“贫困人口”的居民人数存在分歧，但专家们的评估整体上证明了苏联人民的低生活水平，这些结论间接地被收支调查结果所证实。
尤其是考虑到调查所引用的收入水平指标明显高于现实状况，如工人家庭的支出预算中，饮食在1940年占57.4%，1947年占62.8%，1948年占52.5%。
这意味着，到20世纪40年代末，大多数工人家庭的支出预算达到了最低消费预算。
而在1947年，因饥饿和供应危机，他们的家庭支出预算在结构上已接近于最低生活预算。
到1953年，状况有所好转，根据官方统计，工人家庭的预算中饮食支出所占的比例达到40%。
三、贫困的主观认知
统计指标只能够评估所谓的绝对贫困水平。
为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必须以主观贫困为标准进行统计，因为主观贫困是人们对自身物质状况的认知。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恢复了中断30年的社会学调查，社会情绪状况调查和信件、日记、回忆录等材料是贫富主观认知调查的信息来源。
20世纪50年代，公民给政府部门以及报刊编辑的信件中提到了一些居民物质状况方面的问题，如收入、供给、贸易、居住等。
通常这些信件具有过激情绪，反映的是负面倾向，这也证明尽管战争已结束多年，但对许多人而言，日常生活仍旧是为生存而斗争。
同战争结束后第一年相比，改变的仅是抱怨的范围，变得更有差别性。
20世纪50年代，麻烦的信号主要出现在工业区、工业城市、外省中心，而很少出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
当然，对于这两个首都城市的居民而言，战后困难同样难以避免，但这些特大城市在传统上仍享有供给特权，令他们深信这两个窗口城市具有非官方地位，同外省居民相比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对于很多工业中心的居民而言，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供给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部分人开始向当局反映，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企业的工人于1955年10月27日寄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如是写道:
“现在工人在挨饿，为了买一公斤面包，需要早上5点开始排队。
为了生存必须耐心排队，有时货少就买不到。
货柜上可见的食品有限，多是发黄的卷心菜和防腐罐头。
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见到糖，更别提肉和香肠了。
”1955年11月，一封寄往《劳动报》的匿名信中写道:
在巴什基尔首府乌法，已有几年未在商店里见过奶制品，有数月未见糖、米、肉、鱼和香肠。
人们整日带着能买些什么的希望，急切阅读商店布告上的内容。
1957年1月，喀山的《信息汇报》上写道:
“我们没有食物可吃，人们因此生病了……商店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人造黄油、米、面条的代替品也没有。
如果有这些，人们也不会空手而归。
”“人们抱怨商品供给的不良状况。
”在1955—1956年的书信中，能清楚地看出人们对最高政权的信任危机。
尤其在柜台空空、低收入和日常生活杂乱无章的背景下，关于“劳动人民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宣传更是刺激了人民。
“那么，最终我们的政府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吗?
”一位匿名作者在1955年10月投给《劳动报》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每天在广播上、在真理报上或在其他地方……都能听到关于‘财富’这个词。
与此同时，你能够亲眼看到商店里的这种财富，感觉到这种‘完美的生活’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里。
”
1957年1月，利佩茨克州的《信息汇报》中写道:
“富足是通过广播描绘的，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商店里什么都没有。
”“居民对匮乏的商品供应问题产生了抱怨。
”居民有时通过在选票上写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例如1955年3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选举，发现其中一张选票上写道:
“选民还能相信什么?
早在1930年的报纸上就说苏联所有的居民都不用再住地下室——这是欺骗。
直到现在人们仍旧蜗居在地下室里，处在极端贫困中。
”贫困的主观认知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源于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这种危机如果说不是破坏导致的结果，那就是社会共识严重弱化的结果，首先，“暂时贫困”和“敌对环境”是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支撑。
战后10年里，以“暂时贫困”为借口而抱有期待的措施已经完全结束。
苏联对外政策的新目标是准备开展与西方国家的对话，而不是继续对抗。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苏联更具开放性，其中包括来参观的外国游客。
他们带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生活的新消息已是既成事实，而苏联的宣传也不会反对这些新信息。
1965年，尼古拉耶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道:
“我们目睹了你说到的和写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贫穷、纷争、饥饿和瘟疫中的人们。
我们也见到了来自美国的游客，他们本身就是从这里移民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他们是工人，其中还有曾在矿井工作的退休工人。
这些退休工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而俄国什么样的退休工人才能有这么多钱出国参观?
”
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方面，苏联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
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可以比较，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够评估将来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如何改变。
1960年《共青团真理报》下辖的社会思想研究所发起了题为“居民生活水平的动态发展与问题”的调查。
此次调查和社会思想研究所其他调查一样，并不是在“上层”的命令下进行的，而是社会自发的。
在这种情况下，“命令”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但是，相关调查在当时受到政治影响，更准确地说，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社会思想研究所隶属于《共青团真理报》，其编辑人员将政治宣传作为首要任务。
报社和社会学家在这个__基础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这在有关生活水平动态发展及其问题的调查中显现出来。
如果调查问卷组织者力求通过人们的观点弄清楚现实状况，报纸的编辑人员就需要有更准确地论据来证明“国家事务进展良好”。
正因为如此，该调查的主要问题的表述本身颇具妥协性:
近年来的生活水平是如何变化的?
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或者是没有改变?
这表明，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自身的物质状况，而是物质状况的发展变化。
接受调查者总计1625人，来自国家的各个地区。
73.2%的被调查者指出，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8%的人生活水平没有发生改变;只有7%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下列因素有关，比如工资增长、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改善、工作时数减少、住房条件改善等;其中还包括乡镇居民指出的税务降低、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提高。
这些观点不仅仅反映出社会进步的发展进程，而且从整体上反映出国家社会政策的正面效应。
在调查过程中，有关最新的现状问题并未被提出，但是与此有关的间接信息存在于被调查者的回答中，有时还相当具体。
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人们朴素的要求，许多人的愿望仅限于“吃好穿好”“拥有一个新住宅”。
简单的要求是低质量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也从正面反映了生活水平好转的细微变化。
调查组织者格鲁什在总结调查结果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出人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中的情况，他们对地球上的人通常可以怎样生活以及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概念，实际上他们生活在‘铁幕’之下。
”
有关生活水平的调查和20世纪60年代的其他社会调查一样——尽管在调查方法上有些明显的不足，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形势，但仍旧发挥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在其帮助下社会舆论因素被纳入社会问题的讨论中。
除此之外，社会调查经常提出直接或间接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官方的讨论中并不被关注。
1962年，《共青团真理报》为弄清楚实用语言中表达的稳定概念和思想，组织了一次调查。
对象是9—10岁的学生，他们主要从非正式的人际交往范围（家庭、院子里的伙伴圈、朋友）获取对世界的感知，极少依赖于反映局势的信息媒体（报纸、书籍、广播）。
调查内容是孩子们对假定的陈旧观念以及假定的典型社会生活现象，即所谓的旧时代事物（如日常生活、宗教、文化）的理解程度。
调查要求所有的学生对主要摘自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中的50个词汇的意义进行评价、理解。
被摘录的词汇有“粮贩子”“家庭手工业者”“投机贩子”“中农”“旧货市场”“走后门”和“帝王加冕礼”等。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掌握得最好的3个词汇分别为“贫困”“赤贫”和“流浪儿”。
格鲁什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高度关心的焦点停留在以上3个词汇上。
虽然它们确实比其他词更经常地被人们提及，但只是因为它们被纳入了大众实用字典中，常被用于许多直义和转义的语言中（这就会出现曲解和错误）。
信件和社会调查重新呈现出复杂而罕见的社会倾向对立情形，这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人们对自身物__质状况的主观认知。
信件的作者多为“怀疑论者”，而参加社会调查的人则是乐观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参与社会调查者具有积极态度，他们好像与带有负面情绪的信件作者形成直接对比。
尽管对社会形势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乐观主义观点还是怀疑论观点都证明:
生活水平不高实际上就是苏联日常生活的内在特征之一。
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公民的实际消费进行分析后，格鲁什谈到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趋贫历史习惯”是一种传统，这一传统绝不是起源于1917年十月革命。
社会学家认为，对贫困的习惯会使人们认为自身生活水平低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贫困的生活状态还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便和沮丧，但是人们基本上还是可以忍受的，所以并没有引发群众性的抗议活动。
”这一观点多多少少有些道理，但仍是片面的。
对贫困的历史性习惯是十月革命前就有的传统，后来在苏联社会几十年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发展，在这过程中也有20世纪20、30、50年代中存在的一些抗议活动。
1962年6月，新切尔卡斯克的社会抗议活动发展成为公开的工人运动，这是在赫鲁晓夫自由主义时期发生的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的抗议活动。
这种不甘于贫困的心态其实正在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及其收入要求表现出来。
爆发在新切尔卡斯克的示威活动的口号很简单——要肉、要牛奶、要涨工资。
因此，贫困作为生活水平的特点之一有几种衡量方法。
按照绝对贫困指数，苏联居民大众的生活水平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然较低（接近最低消费标准）。
尽管有不满情绪和社会抗议出现，但苏联公民在主观感知中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贫困社会”中。
这种双重性是苏联民众意识的矛盾之一，而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苏联。
当时的苏联人民内心怀有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并拥有参与全球计划的意识，所以他们能够忍受现实生活的不稳定。
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逐渐发生转变，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明天”转移到了“今天”。
这一趋势本身就是对苏维埃政权、苏联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的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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