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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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李昌平：

农民贫困的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

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

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

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

不是的！

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於没有权利，源於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

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

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於150万元。

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只能工作3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

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麽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

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ＧＤＰ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

这是什麽ＧＤＰ？

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ＧＤＰ。

发展不是硬道理吗？

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麽呢？

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

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

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

树砍了之後，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

   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

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麽过啊？

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

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

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10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

国家一句话：

矿产资源属於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

国有是谁有呢？

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

什麽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

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

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

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

谁代表国家徵税呢？

当然是几个人的事。

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於谁？

属於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於谁？

属於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於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於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於农民。

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麽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

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於这麽苦、这麽穷。

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後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

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

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80年代後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

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

城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

农民怎麽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

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

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

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

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

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

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

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

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

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

！

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

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

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

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

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

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

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19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

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

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

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

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

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

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

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

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

是干部来配置的。

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

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

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

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

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

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

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

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

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

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

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

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

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

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

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

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

人们似乎公认：

"教育改变命运"。

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

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

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

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

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

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

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

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

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

没有！

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

教育是不是抽水机？

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

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

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

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

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

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

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

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

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

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

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

不是的。

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

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

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

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

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

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

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

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

农民工的工资呢？

它包含这些吗？

不包含。

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

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

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

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

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

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

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

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

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盖厂子可不可以？

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挖鱼塘可以吗？

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

国家啊国家！

农民占国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国家呢？

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19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

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

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

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後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

这样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

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

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

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

这些钱从哪来呢？

当然是"灰款"。

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办？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

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

上面提名。

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

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 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麽选得上去呢？

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

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

这说明什麽？

法不管用。

那"法"为什麽不管用呢？

。

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麽打得起官司？

怎麽请得起律师和法官？

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

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

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汤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

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

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

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

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麽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

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

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

派出所从哪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

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

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

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

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

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

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

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4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

当然不去！

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後所需要的回报。

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

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

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

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

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麽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

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後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

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

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

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

这就等於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

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

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

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

这是个什麽道理？

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

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麽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

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

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於不利的小农，怎麽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

城市户口相对於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

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

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後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

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後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後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

   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

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麽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

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

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

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後也来一个什麽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

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