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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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中国
乡村里的中国
乡村里的中国
■剧玺博(右二)和北川(右一)在杜深忠家拍摄
■封镜后,主创人员与送行的村民在“村儿电影社”所在的农家小院前合影
■热心村民客串摄影助理,用铁锨挡光
本报记者姜燕
一个出身山东农村的著名摄影师,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零经验”团队,一次373天的驻村拍摄,一部还未上映便已声名鹊起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影片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八个大奖,看过的人说它:
“这是一部为农民说真话的电影。
”
纪录片里,镜头里展现的山村美景,勾起人们对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农民掷地有声的话语,颠覆着人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展现自我的欲望,又让人们看到希望。
命题作文
2012年春节,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家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个“命题作文”,要求是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纪录片,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传片,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极,要有种精神、信念和坚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焦波选定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翻过一座山就是他自己的家乡。
“第一次去杓峪村,还没确定下来,第二次再去时,在村里碰上了杜滨才和杜海龙,这两个大学生一个会跳街舞,一个说村里每年春节还办联欢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焦波随即跟着杜海龙回家,见到了后来成为影片主人公的杜深忠以及他的妻子张兆珍。
杜深忠那年58岁,高中毕业,当过兵,喜爱写作、书法,拉着二胡想着琵琶,是农村里少有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
焦波每每谈起,都很庆幸遇到杜:
“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没有杜这个人,层次要差很多。
”
张是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曾经看中丈夫有文化,可没想到丈夫一辈子没能出人头地,干农活不顶劲,还整天花钱买书买本。
家里的苹果也管得比别人少,“沂源红”苹果是当地农民创收的主要来源。
她用一口山东土话说:
“焦老师,俺俩口子打了一辈子仗,你要是拍俺俩,就是一个战争片。
”一句话,把焦波给逗乐了,这两口子,有戏。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住进了村子,在院门上挂了一个牌子“村儿电影社”。
城市农民
村里人带着奇怪的目光看他们,搞不清楚他们是来干啥的,有人以为他们是部队派来拍电影的,有人以为是来搞调查的,还来反映过情况。
咋让村民信任他们呢?
焦波说: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虽然我用上了微信,但老婆说我是个‘城市农民’,保存了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
”
杜深忠对记者说:
“焦老师那个人,俺上山他也上山,俺躺地上他也躺地上,俺吃啥他端起来就吃,从来不挑剔。
俺都不敢相信,焦老师这个大摄影家,还能跟俺这样?
”
拉近杜和焦的距离的,是有一次杜家一位本家老人去世,焦波也去拍摄。
杜指着一座坟说,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
“我说,噢,老人在这里,太不恭敬了。
”焦波说,“然后我跪下,给老人磕了几个头。
”从那以后,杜深忠对焦波更信任、也更亲切了。
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说:
“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
”这一对关系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才能形成创作上的良性互动。
春天的时候,杜看见村里有人“杀”树(当地人管砍树叫“杀”树),他骂“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结果被妻子一通抢白,说他多管闲事。
杜被呛之后,活也不干了,和焦波坐下来闲聊,你聊你的过去,我聊我的过去。
杜吐露心声:
“焦老师,我告诉你,我20岁时候的梦想,到60岁也没破灭过。
”
“那句话让我顿时觉得,这正是我要找的呀,这多难得!
”焦波说,那时候已经拍了一个多月,还没摸着边,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一个春天都在探索和寻找”。
沂蒙汉子
线索暂定未定时,三台摄像机分别蹲守在四个家庭里:
杜深忠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房东张光爱家和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家。
张自恩说:
“我走到哪,他跟到哪,我一站起来,他就跟上来,有时候都觉得烦。
”在他家蹲点的是身兼导演、摄像和剪辑三职的剧玺博,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当时25岁。
张自恩是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他38岁当村支书,当时已经干了10年。
在片子里,县里派来的包村干部魏自军给村里修小广场,“杀”了村民的树,村民不找包村干部,只找张自恩“打仗”,张自恩也只好跟他打,护着包村干部。
为了给村里找点旅游项目,他搭上自家的鸡蛋,到开发商家里去。
村里有人想把他搞下来,他们来当,还有人查他的账,一年来把他折腾得不轻,他也骂“到时候我一个一个办他”。
焦波理解张自恩,“按张自恩的说法,他对付的是帮刁民,只能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他不可能按书本上的方法去做,让写理论的人去干这个活,他干不了。
”
张自恩有他的苦闷。
有一晚,焦波接到张自恩的电话,“他问我在哪,我一听口气不对,就问他在哪,他说老婆不在家,喝了点酒,在山上呢,你能不能来一趟。
”焦波立马带着机器过去了。
见到焦波,张自恩哭了,说:
“焦老师,我太烦心了,你看弄点事,群众不满意,家里老婆孩子对我不满意,领导不满意,今天又批评我了,我心里难受。
”
就这么一个沂蒙汉子,他受不了了,但第二天,该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恢复他那样子了——焦波说,这就是咱基层干部最真实的状态。
人肉换猪肉
片子里有三个泪点。
小范围放映时,观众都是些对煽情的泪点很有抵抗力的人,看到最后都哭了。
三个泪点其中之一是杜深忠的女儿小梅出嫁时,杜给女儿2万元钱。
小梅读初一那年,因为70元钱学杂费没有及时交上,再也不肯去上学,出门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
杜深忠夫妇一直觉得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
女儿最终找到好的归宿,结婚前夕,杜东拼西凑给她2万元,父女俩一番对话,令人唏嘘。
小梅是外出打工者中幸运的代表,不幸的代表是村民张自军,他在贵州打工时出事,没能抢救过来,骨灰被运回村里落葬,幼子披麻戴孝,天真地问: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有人答:
“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
“门口怎么这么小。
”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
屋里,杜深忠带着怒气叹息:
“咱这些老百姓,咱这些山里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打工的情况我知道——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
早些年,杜深忠为了给儿女交学费,每到快开学时,就到莱州打一两个月工,给人剥玉米壳,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活,挣几百元钱就回家来。
“拼命,我5年就掉13颗牙。
”所以,他盼着儿子走出农村,就像他自己当年也渴望走出去一样,他对儿子说:
“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你走出去,学习期间一定好好努力。
”
“我失败了一辈子,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
爱恨交织
春天里聊天那次,杜深忠聊到兴浓时说:
“我有句心里话给你说下,但你把机器关掉,录音笔关掉,这话上不了台面。
”焦波说“行”,就给关了。
“杜深忠说,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
就是没办法,无奈。
如果有什么,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
”
焦波又一次震惊。
“我说,兄弟,你这话太深刻啊。
你这话不丢人,我希望你这话在适合的时候说出来,我录在片子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将来说出来会很震撼。
”
更让焦波感慨的是,杜在过年时有感而发,顺势表达出来,一气呵成。
每次电影放到这里,都是全场鼓掌。
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说:
“哪个编剧能编出来,哪个演员能演下来?
那个长镜头,看了几次都鼓掌。
”
“以往都说海军爱海洋,学生爱课堂,农民爱土地。
看到这里,很多教授说,这句话颠覆了传统教育中的说法,颠覆得让人心服口服。
”焦波说。
“现在土地能给予他们什么,现实他们能得到多少,守着土地得不到什么,又使人伤心。
”影片中杜深忠对土地的情感发人深思。
焦波解读,他对土地是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因为太爱,所以当达不到期望时,他才恨。
但当人们伤害土地,把树“杀”掉往城里运,破坏山林时,他愤慨地说“完了,子孙后代就完了”。
“当有人伤害它时,他是坚决不让的,那份感情有多深?
其实他内心非常爱这片土地,比那些喊口号的人都爱,这种感情太复杂了,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作品里让人说一句‘我不喜欢’?
”焦波由衷感叹。
最佳编剧
有人看了片子,大惑不解地问:
“焦老师,你咋能导得这么好?
”
焦波说:
“我从来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没写过一个字的策划,没编过一句台词,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
”
没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编剧了。
剧中人杜滨才来自单亲家庭,这是他初遇焦老师时就说了的。
他两岁时,母亲因受不了父亲的精神病,选择离婚,杜滨才由父亲一手带大,长大后却总对家庭和父亲不满。
从学校回家,没说两句话就对父亲发火。
父亲杜洪发是个内秀的人,多年来照顾儿子,神情上多了母性的安详细腻,许多人都喜欢这个人物。
到了大年初一村里联欢会时,杜滨才突然上台,拿起话筒。
“音乐响起,我第一反应是,我没听过这首歌。
”22岁的制片主任刘晓晨说,虽然他看到节目单上写着《父亲》这首歌名,但他想到的是另外一首主旋律歌曲,所以团队一点准备也没有。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爸爸谢谢你”
杜滨才在台上唱,村里人在台下哭,大姨大婶们拉着袖子抹眼泪,杜滨才的父亲也想哭,但又强忍着,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
“这太真实了!
”焦波立即指挥他的摄像师们分别跟拍父子俩。
焦波一直告诉他的团队,技术和技巧都是次要的,有了真情实感,镜头晃一点不要紧。
这场联欢会另一个收获是,接下来杜深忠终于抱着琵琶上台了,妻子在他的伴奏下演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这似乎解开了全剧中两人一直“打仗”的包袱。
一曲终了,另外三个人都下台了,杜深忠还坐在马扎上转轴拨弦,舍不得走。
“我了解他,他太想有个舞台了。
他非常珍惜我们拍他的这一年,他终于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心里说,结尾有了,这是最好的结尾。
”焦波说。
拿到龙标
开拍之前,焦波鼓励他团队里的这些孩子,说“咱争取拿龙标”,刘晓晨撇嘴:
“就咱这些人,还拿龙标?
”龙标即出现在电影片头的绿底龙头标志,因其上面写有“公映许可证”以及电审字号,一直被视为是电影的“准生证”。
最后,《乡村里的中国》不但获了一大堆奖,还通过了审批,拿到了龙标。
他们自己也诧异,片子里村民有不少惊人之语,竟然一字未删。
比如,房东张光爱挨打调解未成后,怨骂:
“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是看透了法律。
”
杜深忠说到卖化肥的:
“这些东西咱知道真假吗?
每次下来后,都说我是哪个科学院的,我是哪里的教授,实际上都是推销化肥的。
”
还有,包村干部魏自军主持修村里的小广场时,撑着把小花伞,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看的“黑”镜头。
有人说,这是否说明了审查机关的胸怀比以前宽了。
焦波说,干了30多年记者,他知道政府希望要什么。
“一个有良心的纪录片导演,不能为了迎合审批昧着良心,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实,但要知道边缘在哪里,不要迈过。
否则,片子连和大家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何必呢?
”这,可能是大巧不工的焦波唯一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