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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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曾飞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

某些高层已经采纳这些“理论”，开始高调宣示将全力推行城镇化以获取最大改革红利的决心。

这对于中国的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来讲，无疑是利好消息。

难怪最近美国在中国的内应“南方系”气焰特别嚣张，敢于目空一切，不断闹事，力图破坏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的改革进程。

而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无疑是八年瘟疫的进一步蔓延的信号，继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彻底变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就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美国经济附庸。

这已经开始进一步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把贫困人群进一步逼进死角，把两极分化推向极端而构成现实性的巨大危险，国人不能不加以关注。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

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

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他说：

“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

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

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

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

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

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

……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城镇化。

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

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

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县镇、乡镇为重点，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

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

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2008-01-0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马德华：

《城市化与文明化——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与“择”》）

　　另有报道指出“日本粮食自给率跌破40%连续两年下滑”（2011年人民网）：

“人民网东京8月11日电　据《朝日新闻》网站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11日发布消息称，2010年度的日本粮食自给率约为39%，较上一年下降1%，连续两年出现下滑，时隔四年后再次跌破40%。

”2012年08月20日《日本商社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报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受近期美国遭遇严重干旱导致粮价上涨的影响，为降低全球粮价大幅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伊藤忠、丸红等日本商社开始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将传统粮食主产地北美洲扩大到非洲、南美等地。

”但无论日本如何挣扎，在世界粮食稀缺的今天，日本的粮食注定要被美国控制，日本也只能乖乖地从但美帝国的马前卒。

中国如果盲目搞什么城镇化，学日本走弯路而导致粮食严重依赖于美国，那中国就完全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之中，而被彻底“解决”了。

　　2010年01月06日新华网《英国发布新粮食战略确保粮食安全》：

英国政府5日发布名为《粮食2030》的新粮食战略，提出在今后20年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

……2008年已经出现了一次因干旱和油价上涨等因素引起的粮食危机。

希拉里·本说：

“粮食安全像能源安全一样，对于英国和世界的未来都很重要。

在60年前英国政府发布该国第一份粮食战略之后，又到了整个国家关注粮食生产问题的时候了。

”新战略《粮食2030》为英国粮食领域今后20年的发展提出以下要求：

首先是生产更多粮食，通过科技进步的支持，使粮食生产成为有创新力、有竞争力和有适应能力的领域。

　　同时，《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一文还认为：

国内外学者有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基本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历了迅速、空前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其中的许多文献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献的梳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演进的历程及相关规律。

国外文献比较注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凯文、张洪林和宋顺峰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聚集，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对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是人口迁移的抑制因素；省内的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和该省的人口规模正相关……。

罗戈.陈和姚士谋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形成的，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自力更生的战略形势已经形成了城市人口发展的畸形模式。

迈克尔和C.西博格等认为，促使中国流动人口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有中国城乡政策的改变降低了劳动力割据的现象，为许多城乡迁移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自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导致了对农村迁移者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合同用工制度形成及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

吴福龙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城市土地和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决定中国城市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

自中国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外资持续流入城市，并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0，全球的合作效应和本土力量将继续促使中国城市的嬗变。

还有研究从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集聚经济及政府作用等方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

……路永忠、陈波翀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T0，城市化快速发展将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国际贸易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联系，拓展了对中国非农产业的市场需求，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从诸多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从农村掠取所谓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和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耕地。

而罔顾农村凋零，粮食不能自足的战略性灾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怕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尤其是农业发展的各种不同阐述，其结果竟然不是以符合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被政治家所取舍，而是符合，甚至是直接受命注解统治集团利益的“理论”注定要成为压倒一切的“权威”，并由官方加以推行。

其代表就是厉以宁教授的“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伪理论。

　　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厉以宁教授关于“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

　　2012-12-31《厉以宁：

解读新改革的新红利机会》：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

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

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

……我们可以这么看：

从农村承包制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

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

……另外，要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

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以上。

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

——厉大师厉害！

把“城市化”改叫“城镇化”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和把“失业”改叫“待业”，把“妓女”改叫“性工作者”一个道理，换汤不换药，欲盖弥彰。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本质都是西方失败的“农村城市化”弯路。

西方帝国统治者还怕帝国由此而衰落而弃之不提“农村城市化”了，中国的官爷及其御用文人不怕，只要能发财哪怕它民穷国亡，民族衰败。

　　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

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

”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

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

厉以宁认为，“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

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

——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呢？

为了“替代旧的红利”。

旧的红利用完了，土地占光了，房地产陷入困境，“资源红利”用完了；廉价劳动力没了，东莞等的代工暴利时代完结了，“人口红利”用完了；中小型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大型国企人民大众又不让买了，官爷无处继续空手套白狼发横财了，私有化政策的“改革红利”用光了。

那就必须寻找替代。

用什么来替代呢？

城镇化，也就是西方的农村城市化。

把耕地给占了，土地有了（比以前还多），廉价劳动力有了（六亿农民啊！

可怕不？

）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其来源都是改革红利——城镇化改革。

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这是什么？

就是为了官僚资本暴利，丧尽天良！

　　无论是“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归结到一点无非是资本的冲动，两眼紧盯着农村的土地等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硬要把他逼出来，其残酷性绝不亚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

笔者在《农村贫困，谁的红利，谁的厄运？

》一文中已经指出：

“借助貌似有利于农民工的‘城镇化’口号，把六亿农民的土地进一步给占了，土地资源的红利大大的！

逼出了六亿廉价劳动力，继续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美国资本代工的钱，人口红利大大的！

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了，美国转基因粮食就有了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