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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史

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建构了二元论哲学体系。

理念论:

把世界分为两个。

现实的世界是个别的、不可靠的世界,是短暂的、变动的、不纯粹的、混杂的、不完满的,因此是不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静止的、纯粹的、完满的,因此真实的,具有一般性。

由此延伸出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概念与具体等相关问题,成为几千年西方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

所以尼采认为:

整个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伸展。

哲学史家梯利认为:

“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

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

柏拉图的美学是他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和艺术的概念第一次被纳入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中神秘的和诗意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

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的本体论——“理念”(Idea)的理论

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的观念,坚信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当作是哲学探索的目的。

真知:

必须是关于真实的、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而非关于流动的、变化的、朝生暮死的事物的知识。

像物理学这样的学问所研讨的就是现实世界的知识,因此它不能把握永恒的、不变的事物和存在。

真知是关于“理念”的知识。

永恒的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世界的模仿或“分有”。

柏拉图认为,存在的事物分为四个层次:

最高级的是“理念”的世界,拥有绝对的静止性、纯粹性、永恒性,最真实;其次是数学对象,即数字和几何图形等;再次是个体事物,即个体的“活物”,也就是自然中不断流变的动物、植物、人工制品等;最次的是肖像,“指的首先是影子,其次是水面和光滑体表面上的映像,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理念”是一切事物的蓝本。

个体事物是同名的“理念”的摹本或影子。

肖像又是个体事物的摹本或影子。

具体事物“分有”(particiate)了“理念”。

分有就是“具有一部分”之义。

与认识对象相对应,认识能力也分为两个部分、四个等级。

第一部分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世界”。

分为两等:

①理解,与理性(noēsis原意为“智性”、“智析”、“思”)相关,对象是“理念”。

理解不用任何感性事物,单凭概念本身,就可以把握“理念”。

理解属于哲学的活动;②了解,与知性(dianoia原意为“思考”、“分析”)相关,对象是数学对象和几何图形。

数量和形状往往借助于图形和事物来说明其不可感的数的规定性,仍然具有具体事物的感性色彩。

此外,数学方法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前提具有假设的性质。

例如:

“一切数非奇即偶”,“一切数都可通约”等。

第二部分为“可见的”“意见世界”(判断力)。

也分为两等:

①相信(信念),即日常经验和常识,但缺乏确定性;②猜测,对象是肖像,得出的幻想是个人的想象和印象,诗和艺术作品都属于这一阶段。

柏拉图认为,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动不居的、不真实的。

同时,关于“理念”的知识是先验的。

他说:

“如果我们出世以前就获得了这种知识,并且带着它生下来,那我们在出世以前和出世的时刻就不仅知道‘一样’、‘大些’、‘小些’,而且知道一切‘本身’。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论证既适用于‘一样’,也同样适用于‘美’、‘善’、‘公正’、‘神圣’,总之,适用于我们在问答辩证过程中标上‘本身’印记的一切;所以我们必定是在出世以前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一切的知识。

对个体事物的感官知觉不是知识。

如果把知觉作为知识和真理,就会导致像智者学派那样的主观主义。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先验性质与必然性是两个概念。

必然性是创世纪以前就有的盲目的力量,无秩序,无价值;理性代表神的力量,它把善放入宇宙,使之具有了秩序和价值。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哲学认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流动的、变化的、短暂的现象世界中把握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因而达到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

但是,“理念”的世界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的。

一般认识只能停留在日常的、现实的世界上,经常被现实的世界迷惑,不能获得真知。

只有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回忆看到“理念”,即事物的本体。

哲学家就是属于“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

”在“可见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在洞穴里生活一样,在“知识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生活在阳光下一样。

这就是他所论述的“洞穴比喻”。

所谓“洞穴比喻”,柏拉图是这样认为的:

有一群人世代居住在洞穴里,并被铁链锁在固定的地点,连脖子也被锁住,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

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

火光将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的影像。

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

他们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于是,有些人则走出洞穴,经过晕眩之后,终于见到太阳下的事物。

与“理念”论相一致,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反复辩论“美是什么”与“什么东西是美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美不是美的事物,美就是“美本身”。

同时,柏拉图不同意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这种“美本身”不是恰当、有益和快感,也不是善,善也不就是美。

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给与它以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美的“理念”。

这种美本身是什么呢?

柏拉图说:

“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

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

在此一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

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

而要认识这种“美本身”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

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

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

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

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能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

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

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

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

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彻悟美的本体。

这种美本身是与哲学知识以及真理,属于同一类的东西。

认识美本身的道路,实质上也是一条探索真理的道路。

二、美与爱、善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不朽:

“我相信人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不朽的声望,赢得后人的爱戴;他们的品德越高,就越要这样做。

他们所爱的是不朽的事物。

而追求不朽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生育,把自己的精血传给子孙万代,让自己的生命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二是生产精神作品,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当代和后世,青史留名。

这种方式与智和德相关。

比如,像梭伦生育了城邦的法律,哲学家们生育了各种德性。

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生产出精神产品。

“只要看一看荷马、赫西俄德和其他大诗人,羡慕他们留在身后的为他们在人世间获得千古芳名的美好子女,那么人们就会愿意选择生殖心灵子女而不愿意要肉体子女。

追求这种不朽与智慧和善相关。

而智慧与美是相关的:

“因为智慧属于最美的事物,而爱是对美的爱,所以爱必然是爱智者”。

“爱就是希望善永远为自己所有。

”因此,这也是一种爱。

生育与世俗的爱与性相关。

“一切生物之所以具有这种狂热和爱情,都是为了追求不朽。

”“美是主宰生育的命运神或生殖女神。

”爱美也是与不朽相关。

由于追求不朽,人就要爱,爱美或爱智慧、爱善。

爱与真、善、美被内在地连接在一起。

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凯维奇:

“著名的‘美、智、善’三位一体说正是起源于柏拉图,它体现着人类的最高价值。

柏拉图把美置于其他最高(supreme)价值同等的地位,但不在它们之上。

真、善与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美与善本身都是一种“理念”,都是本体,都是真。

然而,美与善本身之间是同一的,还是异质的?

在“理念”的世界中是并列的还是从属的?

美不是善,善也不是美。

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美的观照,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把握,并把关于美的学问看作是“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

那么,美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理念”?

是一种最高的真?

在知识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也是最难看到的,即是善的理念。

要认识到它,就必须说明它确实是各种美和正义事物的原因,是可见事物中的光明之父,是可知世界中理智和真理的最高源泉。

任何一个要合理地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人必须注视到它。

这里明确地把善看作是最高的“理念”。

善是包括美、正义在内的各种事物的原因和根据。

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又提出了他的“太阳比喻”:

他认为,在可感世界中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是太阳。

仅有视力和可视对象还不足以使肉眼看见对象。

善在可知领域中也占有与太阳同样的位置。

太阳不仅是所有可见事物可见性的创造者,同时也使得它们得以生成、生长和哺育;虽然它自己不是生成的。

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而善自己却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的东西,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

给认识的对象以真理,给认识者以知识的能力,即是善的理念。

太阳是认识可感事物的源泉,使可感事物对象显现出来,同样,善决定可知对象所是,使之向心灵显示出来。

因此,善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相”,而且还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相”,因为所有其他的事物只是由于跟善相关,才变得有用和有益。

如果没有善,那么其他任何事物就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是善,就不知道其他没有善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

追求美,是能够接近善本身的。

追求美是与善、与永恒相关:

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

柏拉图把爱、美、善等,最终都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中,与不朽相关,也可以说,不朽是人的最终目的。

美的概念不仅仅与审美和艺术相关,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是一种哲学的最高境界之一。

从对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阅读和欣赏中,我们从希腊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可以对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产生深切的领悟和体验。

三、艺术的功能问题

理性可以达到的美的本体。

艺术作品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模仿,属于肖像一类,它只与猜测的心理状态相应。

所以,艺术不是理性所把握的对象。

通过艺术,我们不能达到至善。

柏拉图因此提出反艺术的主张。

第一,从知识的角度说,艺术是对感性事物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

在古希腊,艺术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制作”(poiēsis),柏拉图认为所有的“制作”也可以说成是诗:

就(诗的)本意而言——即使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成为存在——诗不止一种。

所以,每一种技艺创造都是诗,每一位手艺人都是诗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把他们都称作诗人,对吧?

我们用不同的名词称呼不同的技艺,而把“诗”这一称谓只送给其中的一种,他的工作对象是音乐和格律,虽然只要是制作都可以接受这个称呼。

我们仅仅称这种技艺为“诗歌”,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为“诗人”。

诗人就是一种工匠,而且诗人所制作的产品比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的产品还要低级。

人们之所以对诗歌和绘画等艺术感兴趣,是因为画有色彩,诗有韵律,能迷惑群众,如果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起洗刷去,那么,这首诗就像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就已经枯萎了。

现实的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

而诗人和画家的模仿不仅没有使模仿的产品争取向“相”靠拢,而且失去了它的物质性。

人们不可能从中学到真正的知识。

因此,在与真理和知识的关系上,柏拉图对艺术做出了彻底的否定。

他说:

“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从政治和伦理方面说,艺术对于人性会产生很坏的负面影响。

对于“理想国”来说,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法律,比一个悲剧要完美得多。

他认为,艺术对人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渎神。

有些诗歌和悲剧直率地描写神明唉声叹气,号啕大哭,狂欢失态,有失神的尊严,引出神的不检点的行为,使人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敬仰,失去行为的楷模。

二是迎合人性中卑劣的成分。

悲剧让人产生同情、怜悯,常常能够满足人的感伤癖,喜剧则能够培养人的小丑习气。

在观看喜剧时,……你会对自己不愿表演的小丑的言行喜不自禁,你不会觉得这是粗俗的行为,一如你在体验悲伤时的感觉?

这里,情况也一样,你释放出平时惧怕遭受谴责而予以限禁的试作小丑的情感,使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放任的结果,通常会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已经变成了私下里的喜剧演员。

艺术给人的放任和纵情提供机会和理由。

人们在剧场里可能作出平时不可能做的一些蠢事。

这样下去人们会变得行为不端,情感脆弱。

此外,诗歌增大了欲念的强度,灌溉、滋养人的愤恨、性欲等欲念和快感或痛感的情绪,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

因此,柏拉图要把那些模仿诗人和艺术家驱除出他的“理想国”。

这说明,柏拉图否定艺术不是认为艺术没有功用,正相反,他认为艺术的作用非常大。

他对艺术的看法完全是从对人的教育尤其是从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

柏拉图对于一些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城邦法律的诗和艺术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欢迎。

属于这一类的有颂神诗,赞美好人的诗、音乐等。

为了保证这一类诗歌的正常生产,柏拉图认为要对诗人进行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

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对于艺术的两手办法:

一是禁止那些不健康的、渎神的艺术,一是鼓励和管理那些生产有益于青年和儿童教育的艺术家。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简单。

最难以确定的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

艺术的功能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自身的价值,同时,还涉及到艺术的社会责任及艺术伦理问题,也是美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常常成为艺术批评家和政治家们交锋的一个症结。

艺术家维护的是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自身的价值,政治家们主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效果。

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现代的政治家们并非是简单地奖掖有利于自己的艺术,压制不利于自己的艺术。

但他们对于艺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大体不过“堵塞”与“导引”两种方法,效果也各有利弊,至今仍无定论。

四、灵感与迷狂——艺术创作论

一般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受到灵感的支持。

这种灵感是什么?

来源于何处?

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艺术的灵感来源于一种疯狂的热情,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说法,柏拉图则进一步提出艺术创作的“迷狂”(mania)说。

他说:

“你(指伊安)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

有一种神力在驱谴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剌克勒斯石”。

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

……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

凡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这里把灵感比喻成磁石。

诗神把灵感传给诗人,通过诗人,再去感染诗歌的听众。

《斐德若》篇把这种灵感说成是“迷狂”。

一般来说,迷狂有四种:

一是民间的“迷狂术”,似乎是“预言术”的前身;第二种是驱除病灾的巫术,祷告的人进入迷狂的状态;第三种是“诗神附体”的迷狂:

“它(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

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此外还有第四种迷狂——“灵魂回忆”说。

人分为灵魂(psuchē)和肉体。

他认为,灵魂就像“一对飞马和一个御车人”。

神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

神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是驳杂不纯的。

人类的灵魂,御车人要驾御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

凡灵魂完善的,就向上界飞行,主宰宇宙。

如果灵魂不完善,就向下跌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附着一个尘世的肉体。

在上升的行程中,灵魂会进入神的永恒的境界。

“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

”人的灵魂即使在肉体中受到拘禁,但是仍然渴望重见“相”的永恒世界。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

凡能努力追随而最近于神的,也可以使御车人昂首天外,随着天运行,可是常受马的拖累,难得洞见事物的本体;也有些灵魂时升时降,驾御不住顽劣的马,就只能窥见事物本体的局部。

诗人的灵魂与众不同,比较完善,可以往上界飞行。

在运行的期间,它很明显地,如其本然地,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不是像它们在世人所显现的,也不是在杂多形象中所显现的——这些是我

们凡人所认为真实的——而是本然自在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和绝对真知。

后来,诗人在尘世间看见美的事物,就会回忆灵魂所见到的永恒世界里的真正的美,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他把这些东西描绘出来,就成为美妙异常的、动人心魂的诗歌。

这一类的诗人,实际上也是哲学家,即真正的爱美者、爱智慧者。

五、小结:

柏拉图提出美本身的看法,把美的问题真正提高到哲学的层面,建立了一种美的本体论。

这是西方美学史的真正的开端。

美的本质问题,几千年来成了西方美学家殚精竭虑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美学史发展的一条最重要的内在线索。

柏拉图否定艺术的观点,实质上深刻地指出了艺术的巨大功能,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艺术的性质和特点。

艺术从此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政治、社会伦理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展示出了它自身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柏拉图关于艺术创作的迷狂说,是对前人关于艺术创造的特殊状况描述的一种理论升华。

虽然他的说法中含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但却深刻地揭示和描述了艺术创造现象的一种特质。

艺术,尤其是艺术的创造,是与天才密切相关的。

柏拉图的迷狂说与天才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但是,柏拉图的美的本体论与艺术似乎是不相干的,他的哲学还得出了艺术背离真理的结论,因此,柏拉图没有对于美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甚至常常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他美学思想的一种割裂。

鲍桑葵: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希腊人关于美的理论的完备体系,同时又可以看到注定要打破这一体系的一些观念。

”尽管如此,西方美学史的发展也呈现出柏拉图美学体系的一条深长的影子。

柏拉圖提出了美是理念說或分有說,第一位建立起本體論(Ontological)美學的哲學家。

他的基本觀點是:

「美是理念,各別事物之所以美,是因為分有(Share)或模仿(Copy)」,又於《斐多》篇上說「美的東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由於美本身」,又提到「形上界的美的理念才是美的本身」;於《會飲》篇上又說「這種美是永恆的,無始無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在《理想國》卷七上也提到洞穴理論(Allegoryofcave),他把世界分為現實世界與理念世界,所謂真實世界即是理念世界、本體世界,美就是存在於這個理念世界裡。

在論及快感與形式美方面,柏拉圖反對「美是視聽引起的快感」,在《斐利布斯》篇上,他認為快感有三種:

一、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實的,如飲食色欲的快感;二、和痛苦混合的快感,如悲劇和喜劇藝術裡,夾雜人生悲喜劇;三、真正的快感;第三點就是柏拉圖所一直強調的真正的美就是:

形式美,其本質是絕對永遠的美,並非相對的,是直線和圓以及用尺、規和矩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體形,這裡就是前面所言受到畢達哥拉斯學派之影響。

柏拉圖把形式美的本質看作秩序、比例、合諧,在《法律》篇中提到美感同秩序感、尺寸感、比例感、及合諧感,都是人與神的關係的一種表現。

對於藝術他則主張藝術是摹仿自然,也就是說「理念是唯一真實的存在,自然只是理念的影子,而摹仿自然的藝術,更是影子的影子」。

「理念是精神性的實體,是萬物的本原」,「真實存在是第一性,具體事物是第二性的,是由“理念”派生的,只是“理念”的影像或摹本。

我們從柏拉圖對話錄中,發現不但談到過各種物品器具的美,動物的美,婦女的美,並且談到正義的美,知識學問的美,風俗制度的美,心靈美等等。

他常把「真、善、美並提,還用真、善、美三位一體」來概括最高的人類價值。

雖然柏拉圖認為藝術祇是自然的摹本,但是也肯定藝術創造價值,提出了靈感論。

在《伊安》篇裡專門討論了詩人的靈感問題,更在《斐德若》篇裡提出四種迷狂:

預言的、教儀的、詩歌的、愛情的。

認為靈感高於技藝。

除了理念說、分享說之外,柏拉圖也以靈魂說來解釋美。

將人的靈魂分為三個部份:

「理智、意志和情欲」,「理智使人聰慧、意志發為勇敢、情欲應加節制」。

柏拉圖提到「心靈治療最好的方法是音樂,音樂的最高形式是哲學」,由此看出柏拉圖他對於藝術諮商的瞭解與支持。

總之柏氏終其一生在唯心主義、貴族國家論的基礎上,建立了西方最早的唯心主義和文藝理論體係,可說是古希臘最偉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更是第一個把美學造成思想體系的人,為後來美學的發展產生過極大及深遠的影響。

第一位自覺地從哲學高度提出和思考美學問題,並把美學造成體系的人。

影響不謂不大。

但丁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但丁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出身于佛罗伦萨贵族世家,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长官,后因政治因素被当局流放,终身再未回到佛罗伦萨。

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代表作品《神曲》,该书被誉为中世纪文学的巅峰之作,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先声之作。

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并称为世界三大文学巨匠。

但丁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生于1265年,出生日期不清,按他自己在诗中的说法“生在双子座下”,应该是5月下旬或6月上旬。

5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母为他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但丁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神曲》。

这部作品通过作者与地狱、炼狱及天国中各种著名人物的对话,反映出中古文化领域的成就和一些重大的问题,带有“百科全书”性质,从中也可隐约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在这部长达一万四千余行的史诗中,但丁坚决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表达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思想,对欧洲后世的诗歌创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神曲》外,但丁还写了《新生》、《论俗语》、《飨宴》及《诗集》等著作。

《新生》中包括三十一首抒情诗,主要抒发对贝雅特丽齐的眷恋之情,质朴清丽,优美动人,在“温柔的新体”这一诗派的诗歌中,它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编辑本段出生背景

  13世纪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夜,佛罗伦萨诞生了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阿利盖利·但丁。

  《神曲》代表了中世纪文学和最高成就,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得以产生,是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状况、诗人所具有的深厚学识和独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但丁生活的时代,已不同于是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工商业极不发达、基督教完全垄断意识形态的状况。

13世纪时,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由于海上贸易和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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