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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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

　　闫润鱼

　　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自由主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做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

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

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等；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

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

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

1917—1937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

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论文则不计其数。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　

　　　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

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

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

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

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

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

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

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

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

”[1]殷海光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深化相关研究的基点，如欧阳哲生认为殷氏的六条有太过宽泛之嫌，他本人则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特征概括为：

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

[2]　

　　　　与欧阳哲生实际上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行动取向的角度概括其特征不同，胡伟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或其思想属性来把握的，比如他曾把严复这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的思想特征概括为：

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以及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并特别指出：

“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

”[3]相比之下，许纪霖为中国自由主义者设定的门槛要高一些，他重在强调自由主义者是否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追求：

“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

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

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4]　

　　　　周策纵则把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当作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立场”。

他分析说，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有些在思想方面可以划入激进派，但在行动上较偏重于制度化的民主方式。

有些以前受过英法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严复、章士钊等，裹足不参加新改革运动，并常放弃他们早期的信念，其他采用自由主义观点的著名知识分子领导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则受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完全不曾系统化地接触过自由主义。

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如张慰慈、高一涵和陶孟和，比较熟悉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理论。

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是最浅明易懂和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

其他杜威的门徒如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教育家。

[5]　

　　　　在以上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或理解中，已经显现出了学者们在更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问题上，以胡伟希为代表的学者既然以严复为中国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就可以从戊戌维新时期算起，而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则认为“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6]。

再如，关于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问题，凡对界定自由主义的标准确立得相对宽泛些的，就比较易于做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则是否定的。

如谢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宣布：

“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

”他以一个人能否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能否在热情中保持理性这样相对宽泛的标准来检讨“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其结论是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

[7]而雷池月则不仅强调自由主义必须具备“承认别人和自己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等终极关怀的特征，而且对自由主义实际影响的考核也比较严格，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

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形态——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

”所以他的结论是：

“要确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寻找具有实证意义的群体表现实在难乎其难。

”[8]　

　　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类型划分　

　　　　与判定自由主义标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在殷海光那样宽泛的条件下，所谓自由主义者既包括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可以包括严复、梁启超等更早一些时候的人，甚至谭嗣同这样的“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也可以列名其中。

[9]而在标准相对定得高一点的许纪霖那里，严复、梁启超等显然不能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上，最有争议的是严复。

有些学者，虽然在评论严复之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功过是非上评价不一，但却承认他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由海外学者史华慈撰写的《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就是把严复当作一个自由主义者展开其相关讨论的。

此外，袁伟时认为严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

一是珍视国家独立和富强，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民主化相结合。

“在他的前期思想中，明确地表示议会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开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

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珍视个人价值……总之，这一时期的严复不愧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个人主义者。

”[10]刘军宁在评价严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持守时也肯定了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

“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

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

”[11]宝成关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

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竞其余绪。

”[12]与这些看法相左，另有研究者则否认严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上述许纪霖的意见外，观点最鲜明的应以萧功秦为代表，他曾有针对性地指出：

“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

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

……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

”[13]还有的学者则将严复作早期和中晚期之分，“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到1902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是最先提倡西化、将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介绍到中国来和较先改革中国语言的人。

他也曾较先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

但是在1902年以后，他逐渐转变为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

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

”[14]　

　　　　对梁启超的看法也有类似严复的分歧。

如张灏认为，梁启超“关心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妨碍他对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实质内容的领会。

因此，毫无疑问，梁在《新民说》中最终提出的那些理想，归根到底很难称作自由主义。

15张汝伦则承认梁启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义之根本价值，虽然也指出梁启超时常将自由主义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

[16]　

　　　　随着多元价值在学界的确立，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明显地扩大自由主义者队伍的倾向。

某些个人经历复杂或在思想史上扮演过“反动”角色的知识分子，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等五四西化派的论敌或调和论的鼓吹者，多被列入自由主义者[17]“栏”里。

只是，基于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研究者通常会做一些时间上或具体内容上的限制，如王元化在提醒学界应关注杜亚泉文化理论的价值时，主要针对杜氏发表的《物质进化论》、《伦理标准论》等文章说“他不仅是一个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再如，邹小站是以《甲寅》时期为分析对象来展示章士钊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征的。

[18]丁三青则以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为个案分析张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过程。

[19]当然，不赞同以自由主义者视之的也有人在，如雷颐曾以胡适和张君劢分别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科玄论战’实际上建构了中国近代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框架，而张君劢更是因此成为开‘新儒家’之先河的重要人物”[20]。

否认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雷池月认为，许多出版物里之所以“闪耀一串用智慧和崇高包装起来的名字，如陈寅恪、胡适、吴宓、梁漱溟以及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不外是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

[21]　

　　　　上述这些分歧与知识分子本身的特征分不开，由于他们的学理背景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承不同，关注问题与表达问题的方式有异，思想和性格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迥异的表现。

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切入角度，致使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划分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学术取向。

胡伟希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曾以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当作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为基点，将其分为工具型自由主义者、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以及折衷型自由主义者三种类型。

[22]在十多年后发表的题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23]的文章中，他又将自由主义者的类型划分为四种：

一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严复和胡适；二是根据中国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张东荪；三是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由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陈寅恪；四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殷海光。

　　　　许纪霖受殷海光提出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概念的启发，认为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分为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

前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这班人“极其自觉地保持着个人精神和身分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哪怕是组织反对党。

”他们“习惯于学科化地讨论个别问题，拒绝思考改造中国的整体方案”。

后者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为代表。

这些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