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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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一、今天社会领导层的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

1、60年的教育历史回顾

中国高等教育或者大学发展的历史跟新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史是非常一致的，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文革前、文革十年、文革后。

文革前的大学教育，我们通常称之为“17年教育”（1949-1966年），然后是文革十年（1966-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1977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还可以再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恢复重建文革时几乎消失的高等教育；第二阶段，80年代，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中心；第三阶段，9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媒体通常所说的“教育产业化”的阶段，学术界称之为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模式，主要通过市场、收费的手段来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弊病。

如果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内涵来看，可以用一条线索来概括这60年。

1949年的“17年教育”，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实现所谓的“新中国教育的重建”的。

后来，无论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还是80年代的教育改革，革命或改革的对象都是苏联模式。

直到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即：

高度集中和计划的管理体制和培养方式。

2、新中国教育的重建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建，集中体现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的一个动机，就是按照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把当时称为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新加以调整、改建。

当时进行院系调整有两个直接的动力：

第一，发展工业化的需要，就是要快速地培养大批的经济人才、工程师、技术员；第二，构建新的政治、文化体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

所以，一个动力是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再一个动力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

这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做了一个彻底的改造。

院系调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按照苏联模式，以发展各种专科学院为主，把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大规模地拆解、重组，构建了很多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以专科学院为主的一种高等教育体系。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原来在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改成了专科学院，一个学校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学院。

比如，把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改造成工科院校，wen科、理科都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

同时，高等院校的管理，采取了跟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所以，50年代大学的自主性就逐渐地消失了。

院系调整的成效，为工业化迅速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今天我们的社会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但这种教育本身也有很多很明显的缺陷.

二、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子弟开门

1、60年代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1958年就发起过一次教育革命，1966年又发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

这两次教育革命，内涵非常相似，可以说1958年是1966年的一次小型预演。

一些基本价值是相同的，比如高度政治化，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等这些政治特征，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强调为工农子弟开门的目的；还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抵制苏联模式，毛泽东本人是否定苏联专家治国和过于强调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模式的，所以文革时对当时的教育体系来了一次大的颠覆，包括学校的招生制度、基本学制、教育内容，把重点从高等教育转到基础教育。

文革时期基本学制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

文革中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是取消了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这个层次的教育，强调培养面向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实行的“721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当中培养中低级的应用型人才。

当然，这些应用型人才，中国当时是非常需要的，今天的教育恰恰是不恰当地把重心提得过高。

对一个国家的教育而言，应该是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初级人才并举，这就是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别。

2、取消高等教育考试制度

应该说，取消考试制度，在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用面试推荐的方式招生，是毛泽东教育改革里最典型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非常浪漫的。

他的初衷有合理性，就是为工农子弟开门，避免所谓的“文化资本”造成一种阶层差距。

从表面上看，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数量在文革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是，大学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种竞争性的学习机会，和普通教育不一样，应该有一个学术评价标准，但是文革时期的推荐招生取消或者降低了学术标准，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都可以进大学。

但事实上，这种措施马上就变质了，而且更多地助长了“拉关系”、“特权”、“走后门”，越是到了后来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背离了初衷，即便是农村来的学生，如果你仔细了解，他的家长至少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不可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三、1977年恢复高考让出身不好的阶层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1、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教育发展的状况

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文革后教育重建的一个起点。

教育重建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高考制度本身。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本是大学选拔制度的常识，把这个被颠倒的秩序恢复了。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看政治态度。

很多文革中丧失了教育机会的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都重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就是很多人特别感恩的地方，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很多是文革当中或者文革前被贬损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就是胡风的儿子张晓山，本来分数达标了，但大学都不敢录取。

最后是胡耀邦出来说，这个孩子跟家庭没关系，就录取了。

所以，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更是一场政治变革。

2、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的调整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大变革，有人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院系调整，就是90年代开始的大学合并。

当时有一个八字方针，叫“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基本趋势就是强调大学的综合性、重新恢复和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把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合并到一块。

这次调整的初衷应该说还是合理的，重新强调大学核心的综合性，是对50年代苏联模式的反拨。

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有些弊端，比如所谓的“单纯的行政驱动”，出现了片面求大、求全、“拉郎配”等现象。

但是如果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它确实是对50年代院系调整的一次重新纠正。

3、“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实践也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长期以来，大学的人文基础教育通常是政治理论课，叫“两课”（指我国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

9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校开始尝试使用通识课程，用这样的概念充实大学人文和科学的基础教育。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都做了很多尝试，这个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校正，改变以前片面培养高度专门化的专家的模式。

这种“通才教育”的理念，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但现在出现大学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倾向，甚至一种职业一出现，一种专业就出现，教育的定位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

这个跟“通才教育”的理念是不是相悖的呢？

“通才教育”现在仅仅是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了大学校园。

我们的学校还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不是以学院为单元招生，基本培养模式还是50年代这种过于专门化的教育模式；学校科系的结构还是按照苏联模式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学院下面要分很多专业，过去学院下面是没有专业的，比如计算机学院就是计算机学院，化学学院就是化学学院，现在学院下面又分专业、分系。

50年代刚刚开始学苏联的时候，当时一共是200多个专业，到了80年代，最高峰达到800多个专业，这些年在不断地减少专业，现在大概还有300来个专业。

学校人才培养还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上。

这个跟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培养需求是脱节的，也是今后教育改革仍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四、现在博士硕士招生成世界之最

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另外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大学扩招”。

从1999年开始，不到10年的时间，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扩大了6倍左右。

1998年才招生一百零几万，现在每年招六百多万，这个招生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国家规定本是争取在2010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结果2002年就实现了，现在已经到23%左右了，这个数字增速是非常之快的。

一方面，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很多年轻人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社会对大学教育培养质量的抱怨，扩招以后大学教育质量是否滑坡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争议到2005年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画了一个句号。

“十一五”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就是一句话“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无论是教师、学生的反应，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反应，这个评价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片面追求规模、速度，高等教育质量下滑。

如果我们把高等教育增长的规模和教育投入的曲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家的教育投入，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从2.9%到3.0%，没有明显的增长，但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增加了几倍。

为什么呢？

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教育产业化的这种经济主义模式。

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扩大，实际上高校扩招的主体是地方性高等教育，省属高校扩招幅度很大。

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降到了不到1998年以前的一半的程度，教育质量怎么保证？

2005年以后国家采取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政策，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现在基本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在4%到5%之间。

回顾一下1999年到2003年，每年的增幅在40%左右，这个速度可能也是世界之最了。

五、教育公平问题

1、农村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少

从宏观统计来看，说农村学生的比例降低，有些人会不服气，2003年左右农村学生的比例还是跟城市的生源持平，现在已经超过了城市学生，2006年的时候农村学生占53%。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感觉，温总理也提到，为什么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

其实是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这个现象非常明显。

我们在一些学校有调查，清华、北大来自农村的学生，2000年前后是18%左右，一直是低于20%的；中国农业大学也是“985”高校，原来农村学生比例达到40%左右，最近这几年已经降到30%以下，这个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正在从外在的显性的不公平转移为一种隐性的不公平，按照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布，虽然农村孩子上大学了，但享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农村学生、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地方性大学，高职高专比较集中，而在研究型大学比例越来越低。

这个原因，还不全在于高校本身，而在于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

因为高校学生的结构跟高中学校是完全同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中等教育学生结构的延续和放大。

所以，问题主要出在高中阶段，重点学校制度正在成为加剧这个社会差距的制度。

因为进入重点学校除了靠学业水平、文化制度，现在还有金钱和权利的勾结，还有择校制度，所以说高中阶段教育加剧了社会分化。

2、地区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上海、北京录取率可达80%，但是最低的省只有30%

文革前高等教育院校总量很少，能够上学的人很少，而且那个时候中央部委院校比重比较大，因为是面向全国招生，现在也没有人研究过当时地区差距的情况，但从社会反应来看确实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现在进入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各地高等教育的招生能力差异造就了各地录取率的巨大差异。

比如上海、北京，应届考生录取率可达到80%左右，全国平均录取率不到60%，最低的那些省只有30%多，像贵州等。

另外，人口大省录取分数线非常高，比如山东、湖北、河南。

高校招生的主体现在是省属高校，9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把300多所中央部委学校都下放给地方了，中央部委所属的院校除了教育部的75所，和属于其他部门的，现在就100所左右，2/3的原中央部委高校都下放给地方了，所以现在即使中央部委院校在各个省的生源分布完全均衡，中央部委高校的招生名额只占每年招生总数的17%左右，各个地方的录取率主要是由省属高校招生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