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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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
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着差异。
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
）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
“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
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
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
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
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
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
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
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
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
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
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
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持相关看法者盖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
，第941～942页；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
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
《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
《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
浩瀚的学海》，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
）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
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
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
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
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
，第26页；谢国桢：
《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外人彼德生（Willard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也具有代表性。
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固然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但不宜持之太过，如艾尔曼说：
“汉学家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兴趣是他们追求客观性知识的关键因素”，显然是袭韦伯之余绪，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其它如Joseph也有类似观点，因而引起激烈批评。
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
”虽然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人有此说，但不唯此说。
此论被概括为“文字狱高压说”，长期以来成为最流行的诠释，尽管它在后来也受到各方面的严重挑战。
此说的最大负面倾向在于，将考据学的兴盛简单地看成是学者们对清朝文化高压政策被动而消极的适应，即主要地归结为一个“逼”字，从而否定或低估了汉族学者积极而主动地“反”的一面，因而说考证学者精神上完全“沦落”并不合适。
此说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章氏对该学派成因的完整解释实际上是“文字狱—反满说”，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而反满又居核心地位。
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
”倪文孙（David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学者有所阐述，然轻重程度则殊，有的甚至将其视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
“康乾盛世”诚然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外在式关联，但与其产生或兴起关系不大，因为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与“康乾盛世”并非处于同一时区。
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此论尤其是后者诸说一度受到广泛重视，但又存在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而忽视社会存在的最终规定作用的倾向。
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视性。
”黄克武先生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为集大成之作，似誉之稍过。
梁启超早在2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尝试从内外诸因素综合考察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巨着，其功当不在艾氏之下。
另外，大陆青年学者漆永祥所着《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也在这方面用功颇多。
当然也勿庸讳言，在我们还没有厘清清代考据学集合内的诸要素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各种真实联系之前，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堆马铃薯”之讥。
上述六类解释罗列虽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处，且交叉重复多。
1993年底蒋秋华先生又将学术界关于“乾嘉学术”之成因的研究总结为两大方面、三个要素。
两大方面是指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即在于考据学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大致相当于以上第1、5两类；外在因素又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满清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手段，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与第3类同，后者强调“康乾盛世”，与第4类同。
虽较简略，却能提纲挈领，便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动态。
总地来看，20世纪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细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
早期的学者虽有“近水楼台”之便，也有以“庐山”自蔽之嫌，且他们的研究乾嘉考据析理未严，多为研究断代学术史之副产品。
即如章太炎、梁启超诸大师，虽负绝人之姿，发举世未发之论，精神已具，而草创未精。
其后学者创获甚丰，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已有的讹误和偏颇也由隐而显。
客观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与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国后大陆学者对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性研究则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并取得丰硕成果。
这种改观和成绩既得益于对以往研究结论的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对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学术成果的汲取和借鉴。
具体到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大陆学者尤其是王俊义和陈祖武两先生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并作了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到9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在认识上的趋同。
数十年以来，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研究虽然取得显着进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识断审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结论的获得依然将只是一种企盼。
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概念的混乱造成论题的歧义和转移
关于乾嘉考据学的名称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学者们煞费苦心的事，也颇多争议。
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今人则多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
尽管释名各有千秋，但均侧重于某一特征，如称之为“朴学”，侧重于它质朴求实、不尚浮华之特征；称之为“实学”，侧重于其重实际、重实证的主张和旨趣；称其为“汉学”则与宋学相对，侧重于其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考证学”或“考据学”则强调其治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
总之，无论何种称谓，只要赋予它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并约定俗成地被接受，都无可非议。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却出现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的严重混用和混同。
简单地说，广义的乾嘉考据学指整个清代268年的考据学，而狭义的乾嘉考据学则仅指乾隆、嘉庆两朝85年的考据学。
这种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论者之间。
如在大陆，范文澜、戴逸、王俊义、漆永祥等新老学者用广义，而其它学者如陈祖武、来新夏、邓瑞、李映发、朱瑞强等学者却用狭义。
范文澜说：
“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
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
”戴逸在《汉学探析》中对“汉学”之名称进行辨析：
“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
……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
……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
”，第1～2页。
）王俊义在《乾嘉汉学论纲》中也说：
“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到嘉庆二十五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漆永祥也沿此说：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
……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
”持狭义的陈祖武先生则认为：
“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后先媲美的清代汉学。
治学术史者遂将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
”又说：
“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经世致用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别于之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致到乾隆初叶，经世致用的宗旨丧失殆尽，反理学思潮遂脱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
”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倾向于用狭义。
1986年第4期。
）来新夏在《清代考据学述论》中也主狭义：
“由于他们处在乾嘉时期，又称为‘乾嘉学派’。
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
”李映发在《“乾嘉学派”的兴衰》中也有言：
“清代中叶，有一个着作较多、影响颇大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乾嘉学派’。
”朱端强在《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简论》中亦作如是观。
他们以名称相同而内涵和外延迥异的概念来讨论、研究字面相同而其实不同的一个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主广义的王俊义先生与主狭义的陈祖武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乾嘉学派成因的争论和“商榷”即为典型一例。
在台湾情形也大致如此，如蒋秋华等先生多用狭义，而黄克武等先生多习惯于用广义来讨论此问题。
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多倾向于用狭义，大陆学者多倾向于用广义，如前所述，所得的结论居然惊人地相似，以逻辑学的反证法论之，其病必不在发肤。
其次，这一矛盾现象又以两种方式大量而普遍地表现在同一学者个人的研究和着述之中；一种是“讲广义，做狭义”，另一种是“讲狭义，做广义”。
前者在追溯此学派成因时既用广义，而又拘牵于乾嘉两朝，坚持以吴、皖两派“中分乾嘉学派”，或以惠、戴、钱三分“天下”，同时将“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解释。
同时，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清代学术一度出现相对沉寂的局面，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在17世纪下半期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期内，无论是文字狱的高压还是所谓“盛世”，对该学派形成的作用比我们估计的要小得多。
））。
“讲广义，做狭义”是将一顶大帽子戴在小矮人身上，而“讲狭义，做广义”则相反，是将一顶小帽子硬扣在巨人头上。
既界定乾嘉学派仅指两朝85年考据学，又说乾嘉学派“兴起于清初，大盛于乾隆、嘉庆，没落于清中叶之后”，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和过程乃是整个清代考据学。
这里所说的只是两种大致的类型，更准确地说，广义与狭义不自觉地混用，或时而广义时而狭义，此种现象更为普遍。
严格地说，狭义和广义两种“乾嘉考据学”中所指的“形成”及其“成因”并非同一论题。
广义所说的成因，实质是指在清初考据学何以兴起或形成，强调的是该学派的诞生和起始以及旧质事物演变成新质事物的质变过程；而狭义所说的成因，则是指在清中叶考据学何以兴盛或鼎盛，强调的是其演变过程的中间状态即新事物形成之后的量变过程。
对前进来说是近因、内因和正因的东西，对后者则可能是远因、外因和旁因，两者虽有一定关联，但其差异也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
若混而同之，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其结论也只会是非驴非马，甚至南辕北辙。
近年来的状况是，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概念来讨论一个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却达成了少有的“共识”，在奇怪和骇异之余，不能不令人对此种结论作一些反思。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乾嘉考据学，都是学术研究具有各自独立价值的可行性视野，但必须以逻辑的规范为前提，确保概念、推理和判断的科学性，既要看到两者的同质性，也应区分两者的差异性。
清代以乾嘉学术为标志的考据学既有其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有其特有的内部规律和动因，已构成不容分割的时空连续体。
因而至少在研究诸如清代考据学的成因这类根本性问题时，只有使用广义的概念才能条贯自如，从而具有本质和整体的意义。
二、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和分期缺乏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和对其发展过程表述的矛盾
如前所述，“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清初，全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之类的概括，长期以来成为关于该学派形成和分期最典型也最流行的表述，其模糊性和随意性显而易见，而更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掩盖和忽略了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具体内容和时间。
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弄清这一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回答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基本前提及首要步骤，而对此问题却从来就缺乏一种严密而合乎逻辑的界定。
绝大多数涉及此问题的学者均本江藩、皮锡瑞陈说，认为形成于“元和惠氏”即惠栋或“惠栋和吴派学者”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未分家，未立门户。
乾隆之后，古文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讲实证，不讲义理，这是纯汉学。
道光以后，讲的是西汉今文学，讲微言大义，好引伸附会。
”戴逸在《汉学探析》中也引用此说，认为“汉学”亦即乾嘉考据学“形成于惠栋和吴派学者”。
见《清史研究集》第2辑，第2、10页。
王俊义在《清代的乾嘉学派》中言：
“江氏《汉学师承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说明以宗汉学为标榜的乾嘉学派在惠栋时才正式形成。
”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第81页。
），而惠氏在世62年，“吴派”准确地说形成于何时也模棱两可。
有的学者则说迄于乾隆中叶，“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清代汉学，亦即乾嘉学派”。
这又显然是指形成于1773年开四库馆之后“人人贾、马，家家许、郑”的鼎盛时期。
也有以为“乾嘉之际，考证学兴”者。
讨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原因而不清楚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其与葫芦僧判葫芦案何异！
再者，论者一方面认为乾嘉考据学形成于乾隆、嘉庆时期，一方面又指乾嘉两朝为其“全盛期”或“鼎盛期”，形成期与鼎盛期合而为一，于理不通，于情更谬。
譬之如婴儿，岂有一出世即为壮汉之理哉！
推原根由，即皮氏之说也多袭自江藩《汉学师承记》。
而江氏之论显然存在坚持“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的“颛固”。
经学固然是乾嘉考据学之大宗，或曰清代“学术之中心”，但是否可以囊括替代整个乾嘉考据学，显然还值得商榷。
唯经学标准使四部之中子集两部不得为学，已去其枝叶。
又使经史之中史部不得齿列，再去其干。
经学之中又独尊“专门汉学”，其根也去大半。
其实，乾嘉学者创获最丰者厥在史学，今连史学也被扫地出门，乾嘉考据学已是唇亡齿寒了，无论其它。
戴震为清代考据之集大成者，戴派则为清学之主流，对此举世公认。
而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必欲置惠派于中心地位，竟于戴氏也有所不容。
陈启源说“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即削其名氏。
因“同门相党”，“以褊心訾异已”，故“世多病其颛固”。
江翁当年尚捉襟见肘，面对攻驳如潮，既惶且恐，今人拾其牙慧而无旦夕不安，不亦怪哉！
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而不是半个世纪以后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下半期的“纯汉学”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足以震竦学林。
“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着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着录。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
）但江氏依然嫌其传记不能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又“取其专论经述而一本汉学之书”，作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入选标准之苛严，竟然连王昶、钱大昕、汪中等巨儒都不得入其庙堂。
《皇清经解》共收录学者75位，着作180种，共1400卷。
而在1700年之前大于30岁的学者就有12人，所入选的12人的着作30种，计234卷，均占了总数的1/6。
而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所占比例更高。
该目收学者33人，着作95种，计810卷，而在1700年前大于30岁的学者竟有9人，占27%；所收此9人着作28种，207卷，分别占29%和25%。
以占“纯汉学”1/4强的比例——无论非纯之汉学，而不得谓汉学在17世纪业已形成，断非求实之论。
一般来说，考察一事物的成因应在它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已经形成之后去做文章。
既然时空具有不可逆性，那么“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就不能成为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唯一或主要解释。
三、过于突出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忽略了因“夷夏鼎革”而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关键和枢纽作用
认为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儒学内部的矛盾性，这一点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其后梁启超、萧一山、胡适、雷文生等中外学者也曾着意阐发。
由于这种主张强调宋学与清学之间的非连续性，另有一批学者则对两者之间的传承和连续性颇多致意。
第一位应该是章学诚，近世学者则有钱穆、冯友兰、西人秋百瑞（deBay）等，而最直接对此挑战者则是余英时，另有大陆陈祖武也是顺此思路。
各位学者的识断高下自然一言难尽，但毫无疑问，从学术流变的内部规律来剖析考据学的成因是颇有创意也颇具魅力的。
然而，片面坚持“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而对其它因素漠然视之就一定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吗？
虽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它并不否认外因在很多时候对事物的质变和发展能起关键作用。
“理学之反动”起于南宋，何以到500年后的清初才完成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并使考据学在稍后一统天下、风行朝野呢？
另外，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想具有其本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等人虽然留意于社会存在对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规定作用，但却是带有明显目的性的假设，亦即侧重于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主义思潮”的关系，而忽视了“救亡与启蒙”、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客观事实。
在当时，所谓“启蒙主义”的核心内容只能是民族主义，而不可能是其它别的内容。
很遗憾，除了“有心人士”的几部《遗民录》和“国粹派”之外，学界对于明清之际的乾坤巨变对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对汉族士人所产生的心灵震撼，缺乏最起码的关注和描述。
要么简单地将这种异常激烈的民族情绪看成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夷夏观”，要么简单地以为这只不过是国内民族关系的一次变动，从而将以阶级压迫为本质内容的民族压迫淡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诚然，满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之一，但随着它的入主中原，对汉民族的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文化摧残也变本加利，因而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满斗争就不能不带有反抗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保卫先进民族文化的正义性质。
虽然此时的满汉矛盾与后来的日冠侵华性质绝异，但它对由宋元鼎革的故训和宋明理学的种族气节所濡染哺育起来的明末清初的汉族士人刺激之烈、震撼之深，以及由此导致的规模巨大、范围宽广的民族主义的空前膨胀却是史不多见的。
这种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卫意识对学术思想影响甚巨，不但深刻而且广泛，它无论对明末清初学风的由“虚”而“实”还是对它后来的由“实”而“虚”，无论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宗旨和路径还是对它的治学内容及发展状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从儒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来揭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只有与清初以民族斗争和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顺理成章，从而说明考据学是如何汇“思”成“潮”，横扫无前，成为一代“绝业”的。
四、从否断式论断到“堆马铃薯”式的结论
蒋秋华先生在回顾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时曾指出：
“早期的学者几乎都企图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寻找一个最根本、最直接的理由，以致为了突出自己的说法，经常驳斥别人的观点。
这种一元式的思考模式，虽然具有简单明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然而毕竟是不周全、片面的。
”其实何止是早期，这种“历史事实的序列”与“语言的序列”缺乏对应的否断式思维模式直到80年代依然比较明显。
80年代初，王俊义先生首先对不少论着将文字狱说成是乾嘉考据学产生的主要和唯一原因提出强烈质疑，指出“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周维衍也同时指出“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
随即李洵先生对“康乾盛世说”进行否定，而认为“考据学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学者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是为“时代改革说”。
对“康乾盛世说”进行较全面彻底诘难的是陈祖武先生，他说“把清代考据学的风靡朝野归结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并没有对乾嘉学派的成因作出解释”，应该“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
尽管近年来这种否断式思维模式已大有改观，“学者大都倾向于多元性的考虑，亦即广纳各种不同的说法，试着去调和其间的冲突和矛盾，以较全面的眼光，去审视问题”，但却仍然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
很显然，各种因素简单相加的作法不大可能使我们找到事物的根本联系，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系统论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各要素看成一个由共时性和历时性连接起来的集合，既要考察各因素的共时性序列和比例，又要考察其历时性流变规律和线索。
凡此四弊，不过荦荦大端，其余问题非区区此文所能详尽。
这些缺憾是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日益科学化和专业化而逐渐显现出来的，有的属于方法论问题，有的则属于识断问题，也有不少是相沿成习、人云亦云所造成的。
要最终解决问题，除注意上述几点外，同时还必须用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
唯其如此，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雄辩而完善的答案。
回眸20世纪主要是后半世纪的研究状况，由于概念的混乱造成了论题的歧义和转移；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分期缺乏明晰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即往往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而是在它形成之后的盛极阶段去找形成的原因，这也同时导致兴起与兴盛、形成与鼎盛两个自然段落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表述矛盾。
大体而言，无论是“文字狱高压说”还是“康乾盛世说”，都只是从外缘来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而且由于在乾嘉考据学形成时“文网极宽”，“康乾盛世”也只是对该学派形成之后的发展状态有明显影响，因而文字狱的高压和“康乾盛世”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影响比我们估计的要微弱得多。
从儒学内部的矛盾性来解释其成因固然抓住了内缘，但由于没有将它根置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土壤之中，因而也无法说明早在南宋就已肇端的“理学之反动”何以只到清初才完成向朴学的质变。
正是明末清初的“夷夏”鼎革，造成了神州大地尤其是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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