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及英译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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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及英译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红楼梦》及英译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红楼梦》所写的《前言》中，称赞《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

”《红楼梦》英译经历了三次大的译介活动,第一次是1830-1893年，共有四个译本,是片段的节译。

第二次是1927-1958年，共有三个译本，全部是《红楼梦》的改编。

第三次是1973-1982，出现了两部完整优美而各具特色的英译本：

一部是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DavidHawkes）和闵福德（JohnMinford）的“TheStoryoftheStory”，另一部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DreamofRedMansions”（下面将此二译本简称杨译本和霍译本）。

　　自杨、霍译本出现以来，中国国内各期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红》及其英译本研究的文章。

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共11种，（注：

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研究》，其中《中国俄语教学》，《外语界》未有《红楼梦》及英译研究论文。

）代表了中国外语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最高水平。

本人收集了11种中外语核心期刊在1980-2006这26年中刊登的所有以《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共52篇，从发表时间、研究方法和理论及主题三个方面做系统分析，以求大体上展现中国《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成果和现状，从而对《红楼梦》英译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一个较客观的评价。

　　一

　　对《红楼梦》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红学。

而对《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呢？

我们先统计一下1980-2006年间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文章数量，以了解该研究在中国的受关注程度：

自1980至1989十年间发表的有关《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研究的论文总共只有5篇，而在1990-1999十年间共有16篇论文，而且先后有两次相对高峰时期，分别是1993年的5篇和1998年的4篇。

自2000-2006年《红楼梦》及其英译本受到更多研究者的持续的关注，不仅论文数量大大超过前二十年的总和，而且在2003年达到历年来论文数量的最高峰：

8篇。

这说明《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热点。

从研究对象看这52篇论文中以杨、霍译本为研究对象或素材的共42篇，占总量的82%。

可见，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出现对《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的研究热情的推动是起决定作用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许多文章采用了分析法和归纳法，选取杨、霍译文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形成结论的方式，即比较-－分析－-结论的模式比较普遍，基本都属于定性的方式，少有数据收集及分析的说明或实验设计。

海芳的《归化、异化的统计与分析-－《红楼梦》口语辞格英译研究》一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从归化、异化的角度分析两个译本中的口语辞格处理情况，其研究方法科学、客观，值得学习。

但从总体上看，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在研究中使用的理论以翻译学为主，涉及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等领域，但均未形成系统。

由于多数研究是针对《红楼梦》英译本来进行，因此，属于翻译学范畴从各角度和层面来将《红楼梦》英译本进行比较的论文共有35篇（67.3%），涉及的面非常广泛。

本人根据研究的切入点或目的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加以分类概述。

　　第一类：

从具体语言文字方面进行翻译与评价。

《红楼梦》语言艺术极其精湛，融合了满汉文化，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其中涉及的生活面十分广阔。

这样的一部名著译成英语，仅语言上的难点，值得研究之处比比皆是。

因此，从语言文字方面比较译文得失的研究是传统的角度，自1980年开始出现相关论文，至1993年形成热点，之后逐渐降温，只是偶有文章涉及。

比如张培基的《略论新英译的习语处理》一文，此文讨论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对习语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用丰富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见解。

文章不仅客观评价了《红楼梦》习语的英译，对我们译好习语也是大有裨益的。

《“凤尾”与“龙吟”译文浅见-谨与钱歌川先生商榷》一文考据某些词语的原语实际意义，进而商榷其英文翻译。

当然，对《红楼梦》及英译本进行研究，绝大多数论文都要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这里指研究目的主要在于文字得失的论文。

　　第二类：

书名、英译史。

《红楼梦》书名的英译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有三篇文章涉及书名英译的文章。

由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原稿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只是一些不同年代的抄本和印本，因此《〈红楼梦〉和〈石头记〉：

版本和英译名》作者陈国华的从版本学角度论证《红楼梦》应该恢复原名《石头记》，以《石头记，又名红楼梦》为名。

作者对《红楼梦》署名的各种英译法进行了分析，认为“红楼梦”的全部意思无法准确地译成英文。

《中国古典小说书名英译中的得与失》从中国古典小说名字英译出发，论及《红楼梦》的汉语名称来历及各种译名。

萧钟和在《〈红楼梦〉英译探源及书名译法商榷》中总结了《红楼梦》150余年来的英语翻译史及其在英美文学世界中的评价与地位，然后从多个角度考证了“红楼”一词的含义及“红”“楼”在英语中的对应意义，从而得出结论：

译名应该是“ARed-ChamberDream”。

　　第三类：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作为素材进行文本比较，从而探讨翻译的标准、方法或理论，这其中的具体切入角度又有较大差异：

《红楼梦》中塑造的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各自的诗词也带有性格烙印。

从诗词英译角度进行的探讨和研究在这26年间一直持续，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从零散到系统的过程。

研究内容包括了诗词中的人称、文化、译文比较、修辞等方面，理论涉及翻译学、文学、哲学、符号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和诗学等领域。

郑恩岳的《诗词英译的人称角度》一文讨论了诗词英译的人称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在这里作者真是“匠心独具”。

作者认为诗词英译的人称角度的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作的感应强度，因为含蓄是诗词的重要特征，我们往往不容易从中看出或找到诗词所用的人称角度，但是人称角度及其单复数会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当一首诗词当中出现几种人称并用的情况时就更为复杂了，而且有些诗词中的人称转换并不是很明显，这里译者就要充分理解原文及上下文，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了。

温建平的《汉诗英译中的人称确定与译者的诠释空间-－从的三种译文谈起》以三种译文对人称代词的选择为切入点来探讨汉诗英译中译者的诠释空间。

10篇论及诗词的论文中有7篇以诗词为切入点对翻译理论进行商讨。

陈刚、胡维佳的《功能翻译理论适合文学翻译吗？

--试析〈红楼梦〉咏蟹诗译文及语言学派批评》针对20世纪70年代德国出现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批评：

功能派理论不适用于文学翻译，通过比较分析《红楼梦》咏蟹诗的两种译文对这一批评提出不同的看法：

在文学翻译中，至少在诗歌翻译中运用功能理论是可行的。

在对“语言学派”之相关评论提出商榷的同时，给出了自己的译文。

《符号学层面的语境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分析-－从意象和互文性方面分析比较的翻译》以语篇翻译观为出发点，分析符号学层面的语境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以《红楼梦》第七十回歌行体诗歌《桃花行》为例，阐述诗歌当中的意象作为二次符号系统以及互问性是研究诗歌翻译过程的重要参数和尺度。

　　第四类：

文化信息在翻译中的地位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

以文化内容在翻译中的处理方式进行的研究主要也以文本的比较分析为主。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译者在文化信息的翻译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因此从译者角度采用各种理论分析了文化信息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话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评〈红楼梦〉中王熙凤一段会话的英译》一文认为人际意义是语言交流的重要内容。

翻译作为一个话语跨文化交流的事件，其交际参与者中的原文作者和目的语读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因而译者翻译的过程必然包含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作者郑元会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视角对《红楼梦》中一段人物会话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

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基于坚实理论基础的翻译评价尺度，科学地评价疑问，并从实践的层面对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进行一些描述和解释。

　　第五类：

有4篇文章从语篇分析角度对英译本进行分析，跳出了语言文字细节的束缚。

《衔接恰当，译文生辉-－评〈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指出译文的通顺流畅一直是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仅有对原作的透彻理解是不够的。

一个成功的译者不仅要能充分地认识到原语为实现语篇连贯而使用的手段，以发掘原作的内涵；而且还要能熟练地运用译入语的各种衔接手段，使译文成为一语义整体的同时将“原作深层所有而表层所无的东西”显露给读者，再现原作风姿。

《语篇翻译与译者的写作-以霍克斯“作者自云”译文为例》闵福德对霍克斯“作者自云”一节译文评价极高。

文章从语篇翻译的角度分析了这段译文中四个传译重点的处理，认为该译文“化”得之境与原文的语篇交际价值和整体艺术效果是一致的，说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语篇翻译的“写作”是合理的、必要的。

　　第六类：

以各学科理论为切入点，着重翻译标准、方法和理论的研究共有14篇文章。

其中从译者态度角度进行的研究是2002年以来出现的新动向。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一文探讨了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状况，客体主体性和精神主题性等各方面，认为霍克斯通过翻译体现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张扬，维护了解构理论；杨宪益夫妇则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抑制，消解了解构理论，维护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

《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处处体现了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色，是中国封建时代末期的社会百科全书。

其英语翻译难度极大，各种翻译方法必须加以灵活运用。

对其翻译方法的研究对翻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兼评〈红楼梦〉英译本的补偿策略》对翻译补偿理论的历史、补偿手段的界定及分类加以梳理与回顾，提出了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概念，并评述了语言手段、补偿位置、效果对等、翻译单位等与补偿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

通过分析Hawkes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一些典型译例，作者指出：

补偿手段的取舍与选择受译者总体翻译策略以及读者对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既不固定统一，相互间也无必然的优劣之分。

心理学是个非常新颖的翻译方法研究角度。

《实用主义话语意识形态与人物个性化语言的翻译--〈红楼梦〉中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翻译》从心理学角度即实用主义话语系统的几个主要意识形态特征即个人注意、社会化适应，C-B-S风格分析了《红楼梦》人物王熙凤的个性化语言的背景根源，从风格翻译入手对其语言的翻译进行了分析评论。

提出人物个性化语言的翻译必须体现形式与内容的同意，以此再现说话者的话语指导思想，从而全方位地再现人物形象。

除了翻译学的角度，从文学或比较文学角度对《红楼梦》或其英译本进行各层面研究的论文时有出现。

例如《〈红楼梦〉对话之语用模糊分析》一文根据动态语用学之语用模糊理论，从语言交际者的相互关系、语境、话语之力、言外之力等角度，对《红楼梦》中一些人物对话实例进行分析，对语用模糊策略的本质特征、实现条件、运作方式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修辞功能形成了进一步的认识。

比较文学角度的四篇文章从国别文学、主题研究、人物比较等方面着手，将《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之林进行探讨，比如张裕禾的《法国的“新小说”与中国的及其它》。

　　二

　　从上述分类中我们看到研究的热点分别集中在语言文字、诗词、文化、翻译标准及理论四个方面。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无论是从文化交流角度还是翻译目的的角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译者、译文读者、原作者、原作读者的关系以及译者的取向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逐渐摆脱了单纯从语言文字方面比较译本得失的窠臼。

8篇论及文化的文章有6篇着重译者的文化取向对翻译的影响。

这六篇文章均发表于2003-2006年间。

13篇讨论翻译标准和理论的文章中也有5篇以译者的翻译目的为讨论的出发点，其发表时间也集中在2002-2006年之间。

比如：

2003年崔永禄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的倾向性问题的思考》，海芳的《归化、异化的统计与分析――〈红楼梦〉口语辞格英译研究》。

2005年《汉诗英译中的人称确定与译者的诠释空间-从〈葬花辞〉的三种译文谈起》，2002年《〈红楼梦〉翻译中文学形象变异与创造式想象》，2003年《语篇翻译与译者的写作-以霍克斯“作者自云”译文为例》，2006年《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等几篇文章，分别运用归化、异化策略、语用前提理论、文化适应性原则、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等理论研究了译者的文化取向在翻译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对译作产生的影响，视野更开阔，所思考的问题更有创建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百花齐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倾向，即学者们越来越注意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和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