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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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作者：

刘　淼

　　【关键词】金代；定窑；瓷器研究

　　【摘要】金代定窑瓷器的丰富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定窑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也使金代定窑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本文在广泛搜集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对其行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历来在关于定窑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定窑生产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晚期，尤其是宋徽宗时期。

这种观点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往往忽略其他时期定窑的发展，而且常把一些精美的刻划花、印花定瓷作品都归于北宋晚期。

近年来，随着金代和南方南宋墓葬及其他有明确纪年的遗址中定瓷的不断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定窑》[1]一书中，充分利用金代包括南方南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的资料，从原来归于北宋晚期的定窑瓷器中划分出了不少的金代产品。

这种研究方法在窑址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为我们研究金代定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后来研究定窑的学者们所广泛采用。

　　一、金代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窑址地层资料的缺乏是人们对定窑的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许多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人们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为自己留有余地。

各地金代遗址中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资料相对要丰富得多，且纪年资料也较多，这毫无疑问为金代定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标准器。

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遗址、遗迹包括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钱币出土可供年代参考的遗址以及非纪年墓葬、窖藏、古城址、水井等（见表一、表二、表三）。

　　纪年墓葬是研究瓷器绝对年代和分期断代的有效的重要资料。

目前发现的出土有金代定瓷（包括南宋范围内）的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16座（表一）。

另外，河北曲阳定窑遗址金代纪年印花模子的发现，为金代定瓷的研究提供了绝对的年代资料[2]。

　　宋、辽、金时期货币使用较为混乱，尤其是金代多使用辽、宋旧钱，因此这一时期出土的钱币是不可以作为墓葬纪年标准来使用的。

但是，遗址中出土的钱币仍然可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上限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如有金代钱币出土，则可以确定遗址的年代为金代以后无疑（表二）。

　　宋、辽、金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瓷器窖藏现象，这些窖藏中发现了不少定窑瓷器。

出土有定窑瓷器的窖藏集中发现于金代晚期的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是吉林农安窖藏[3]和山东临淄窖藏[4]，南方则在四川地区有所发现。

山东临淄窖藏的原发掘者依据曲阳定窑窑址的调查和试掘资料，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晚期，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5]，认为从其装饰风格看，应该是金代的产品。

　　四川地区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以往学者多认为是北宋晚期的产品[6]。

但定窑瓷器在南宋窖藏中的发现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同一类型的瓷器往往会同时有多件出土，体现了商品的特征，毫无疑问它们反映了当时瓷器的使用和流行情况，出土的瓷器和窖藏的年代在时间跨度上也不应该很长。

　　在以往人们定为辽代的墓葬中，有一些现在看来应该属于金代，这些墓葬中也出土有定窑瓷器。

北京丰台镇桥南发现的石椁墓出土了一批定窑白瓷[7]，冯先铭、谢明良、穆青等诸位学者都将其作为北宋中期定窑瓷器的重要资料来进行研究[8]。

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对这座墓葬的年代不断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这种由六块大石板组成的石椁墓为金代墓葬的一种典型形式[9]。

刘涛先生也将这座墓中出土的定瓷划入金代[10]。

日本学者推测墓中伴出的白瓷水注应属11世纪中期产品[11]，但从图片资料看，它和山西大同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壁画墓中出土的白瓷水注的造型和风格很相似[12]，而且墓中所出定窑刻花白瓷也是金代常见的风格。

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瓷器风格等，这座墓葬的年代应为金代。

　　金代古城址中定窑瓷器的发现更为普遍（表三），可见在金代定窑瓷器的使用是非常普遍和流行的。

　　二、器物型制分析

　　定窑瓷器以碗、盘、洗、钵、碟类占绝大多数，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中更是以碗、盘为大宗，越到晚期碗、盘的数量越多。

（一）平底碟

　　敞口、斜直腹、大平底造型的平底碟是定窑的传统造型之一，多发现于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少量发现。

目前所见最早出土这种平底碟的纪年墓葬是北京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墓[13]，属于辽代晚期的河北涿鹿壁画墓以及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墓[14]中也有发现。

更多的平底碟则发现于金代的墓葬和遗址之中。

　　1、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

　　刻花纹饰基本上都是内底饰单枝莲花配以茎叶的纹饰布局，为北宋晚期以来的传统造型，在金代前期依旧兴盛，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

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大同南郊金墓M1（图一，1）、内蒙古敖汉旗金墓、北京通县M2、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北京先农坛金墓（图一，2）、辽宁朝阳金墓、吉林农安金代窖藏、辽宁清原窖藏、山东临淄窖藏、辽宁铁岭金墓、四川简阳窖藏以及浙江绍兴南宋水井（图一，3）中都有出土。

　　综合分析各地刻花平底碟的发现情况，可以以金大定十七年左右为界，分前、后两期来探讨。

前期，刻划花装饰普遍出现，素面较少，尺寸也较小。

后期刻划花装饰已较前期大为减少，且纹饰愈为草率，体现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到金代晚期，有的平底碟上出现了极浅的圈足痕迹。

　　2、印花平底碟

　　最早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2，为花式口，有芒，曲腹，平底，内底模印鸳鸯荷花图案，口径11.4厘米，高2厘米（图一，4），毫无疑问是金代前期印花平底碟的代表。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大玉胡同墓中曾出土了印花小盘5件[15]，可能属于金前期的定窑产品。

而更多的发现是在窖藏中，如吉林农安窖藏（图一，5）、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图一，6）都有出土。

辽宁铁岭金章宗泰和五年（1204年）墓出土白瓷印花小碟，从纹饰布局到图案都与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印花花果纹平底小碟极为相似，体现了时代上的一致性，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印花小碟的年代属于金代后期。

　　就整个金代来说，前期继续沿袭北宋晚期以来的工艺，流行刻花单枝莲花纹，印花也有少量发现，到中后期，刻花开始走向衰落，印花逐渐流行起来。

（二）圈足盘

　　1、折腹盘

　　折腹盘（有的学者称其为折腰盘）也是宋金时期流行的器型之一，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北京先农坛金墓、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河北三河辽末金初墓葬[16]、内蒙古敖汉旗羊山2号辽墓、江苏江阴夏港宋墓、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17]以及其他的宋金墓葬之中。

折腹盘不仅见于定窑产品，在南北方各地窑口也有普遍发现。

河南密县北宋嘉八年（1063年）冯京夫妇墓出土的白瓷折腹盘，花口斜壁，折为平底，圈足较深且外撇，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此式盘的早期样式[18]。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存在腹部深浅不同的两种折腹盘。

一种腹较浅，高与口径之比约为1∶6，如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Ⅵ式刻海水双鱼纹盘（图二，1），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图二，2）、北京先农坛金墓、河北三河县辽末金初墓葬等也有出土。

北宋永定禅院出土的一件刻花折腹盘，腹内折成平底［[19]，应早于定窑遗址出土的折腹刻花双鱼纹盘。

这类盘的尺寸不大，金代晚期尚未发现。

　　另一种腹较深，折腹明显，尺寸较大。

在宋辽晚期的考古资料中已能见

　　到[20]。

江苏江阴夏港出土一件，侈口，斜腹下部内折，碗内壁满饰刻莲荷萱草纹（图二，3）。

浙江绍兴南宋水井所出的刻花潦草，代表了这种造型的折腹盘在金代晚期的情况。

　　2、浅斜腹小圈足盘

　　小圈足、浅斜腹的造型最为常见。

较早的发现包括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山西大同南郊金墓M2（图二，4）和北京通县金墓M2。

大量刻花、印花盘出现于北方金代中晚期的遗址和窖藏中，并形成了几种装饰风格。

　　①内壁刻一周弦纹，弦纹内刻花，是金代一种比较流行的品种。

弦纹内的图案多为单枝荷叶托荷花，但茎或向左或向右撇。

口沿外展，腹壁斜直，口径多在16～17厘米，高3厘米左右，底径5～5.6厘米之间，成为一种固定的式样。

黑龙江绥滨中兴墓群（图二，5）、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吉林前郭尔罗斯辽金塔虎城、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辽宁西丰凉泉金代窖藏[21]、辽宁铁岭金泰和五年墓以及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图二，6）均有发现。

　　②六棱刻花盘，六出花口，盘心划一周弦纹，盘内壁从花式口下至盘心弦纹有六条凸棱，有的内底弦纹内无纹饰，而更多的是刻划双鱼水波纹或荷叶托荷花纹。

它的发现与上述刻花盘一样普遍，曾同出于辽宁西丰凉泉窖藏及辽宁铁岭金墓中，可见其并无早晚演进关系，应同在金代，尤其是在金代晚期流行，只是尺寸稍大，口径多在19～20厘米左右，且多发现于窖藏之中（图二，7）。

　　③印花小圈足浅腹盘在山东临淄窖藏中出土不少，江苏江浦黄悦岭章氏墓、湖北谷城南宋墓（图二，8）和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也有发现。

内壁以双凤牡丹纹最为常见，内底多水波双鱼纹。

　　3、大圈足印花盘

　　内蒙古林西县窖藏（图二，9）和山东临淄窖藏出土了几件大小和装饰风格相同的印花盘，圈足较大。

在井陉窑遗址发现的金代印花模子中也有这种风格，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开光双鹅游水园景图碟模（96HM∶8）[22]，为这种印花盘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这种盘也见于传世定瓷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印花犀牛望月纹盘、印花螭纹盘都是此种造型[23]。

　　4、折沿刻花盘

　　见于北京丰台镇桥南金墓、北京通县金墓（图二，10）和北京先农坛金墓。

从照片看，丰台镇桥南金墓出土的折沿盘口沿外缘微上卷，呈六出花式口，盘心内底刻划一株莲花纹，口沿至器内壁与花口相对处饰有六条直线出戟。

金正隆四年（1159年）前后的大同南郊M1出土过一件折沿折腹盘，其折沿及沿上起六棱的做法与丰台镇桥南金墓所出非常相似，这种造型在金银器中可以见到，应是仿金银器的产品[24]。

　　5、花口折沿印花盘

　　折沿盘多为花口，盘内及外口沿处均模印花纹，大圈足。

吉林农安窖藏（图二，11）、山东临淄窖藏以及黑龙江绥滨奥里米古城周围的金代墓群、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金代地层中都有发现。

河北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有2件。

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窖藏性质的墓葬中出土的折沿三足盘造型比较独特，除去三扁足，基本上也是印花平底折沿盘的造型。

　　河南鹤壁金墓所出花口折沿印花盘M3∶1（图二，12）是鹤壁集窑仿定窑产品[25]，与鹤壁集窑金代文化层出土的瓷器一致[26]，墓中出土钱币最晚为金正隆元宝（始铸于正隆三年）。

这件折沿盘虽非定窑产品，但也从一个侧面为探讨定窑印花花口盘的年代及器型演变规律提供了参考。

　　（三）碗

　　碗的发现非常普遍，根据腹部造型和纹饰差异可分为以下几种。

　　1、斗笠碗（盏）

　　斗笠碗，又称斗笠盏，是定窑瓷器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器型，最早出土于江西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宋墓[27]及河北三河辽末金初墓葬（图三，1），其刻花图案包括萱草纹、蟹爪菊瓣纹等，浙江绍兴南宋水井中也有发现。

金代印花斗笠碗的发现更为普遍，而在南方南宋时期的遗址中大量发现则体现了它的流行性，如江苏江阴夏港宋墓出土一件印花双凤纹斗笠盏，江苏江浦庆元五年（1199年）张同之妻墓、江苏武进村前宋墓、杭州老和山宋墓M123等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印花双凤花卉纹斗笠盏。

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的“甲辰”纪年菊花纹碗模就是此种造型。

相同图案的印花斗笠盏还见于曲阳定窑遗址（图三，2）、南京幕府山秦桧家族墓（石榴纹）以及江西吉水南宋墓中（图三，3）。

　　2、深腹碗

　　①侈口深腹碗

　　金代侈口碗的发现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从已发现的资料分析，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为六出花口式，在辽末金初的墓葬、遗址中较为普遍，年代明确的有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北京先农坛金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墓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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