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态101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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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1010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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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朱敏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体制改革、工业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诸多与“十一五”时期不同的新特征、新趋势。

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来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同时表现出与信息化、重化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趋势；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将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预计“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占GDP比重总体变化不大，但其内部结构将发生剧烈转变，即从“十一五”时期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向以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为主导转变，同时产品结构会发生由生产资料为主向消费资料为主的转变，其中汽车是其代表性产品。

一、内需逐步对外需的替代将成为基本趋势

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

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消费过剩”危机，对应的是中国的“生产过剩”困境。

此前，美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20年，主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过剩对冲了美国的消费过剩。

次贷危机使得美国消费能力下降，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表现为出口需求的减少，一旦出口这一动力消失，其给我国GDP直接带来的就有1-2个百分点的损失。

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2009年我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为－3．9个百分点。

如果再加上外需减少对投资和消费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将更快。

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难以出现实质性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步升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加速国内的经济调整，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到刺激内需上。

二、资源环境的约束将迫使中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相辅相成，依靠科技进步，广泛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既高速增长又不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既提升结构又能扩大就业的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两个方面而言的：

一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而言的；二是相对于我国近百年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近20年的工业化道路而言的。

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参与规模最大的工业发展过程，对资源消费和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

再加上，经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大规模、甚至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四大生态系统——海洋、草场、森林和耕地，都在经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我国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为特征的工业化是难以为继的。

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必然选择。

三、工业化将表现出“重化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重叠特征

重化工业泛指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主要是钢铁、有色冶金、炼油、化工、水泥、电力和包括汽车在内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建筑业和一次资源产业不属于这一范畴。

重化工业产品市场覆盖面广，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提供生产手段和装备，被誉为一个地区经济的“脊梁”，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基础。

工业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是依次经历“轻加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高加工度化发展阶段→技术集约化阶段”，其中重化工业有“起飞产业”之称。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轻重工业比重虽然时有反复，但总体趋势是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2006年重工业比重已经上升为67．7％，比1990年上升了17．1个百分点。

但重化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化工业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实现重化工业的清洁化、环保化、低碳化、信息化。

把信息化和工业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确处理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主导产业将由重化工业逐步过渡到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产业结构的变迁有以农业为主导、轻纺工业为主导、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低度加工型的工业为主导、高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主导、信息产业为主导等几个阶段。

在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传统型、技术要求不高的机械、钢铁、造船等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发展速度较快。

在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由于高新技术的大量应用，传统工业得到改造。

技术要求较高的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石油化工、机器人、电子计算机、飞机制造、航天器、汽车及机床等高附加值组装型重化工业有较快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在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内部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仍有较快发展，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在GDP中占有较大或主要份额。

在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信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人们也常把这一阶段称为后工业化时期。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将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基本趋势。

第一产业比重呈持续稳步小幅下降态势；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十二五”期间仍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前后达到最高比重，此后开始回落；第三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

工业内部结构变化较为剧烈，高加工度制造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其比重由2005年的28.1%上升至2015年的33.6%；轻工业比重由2005年的21.3%逐步小幅下降至2015年的19%；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由2005年的50.6%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47.4%左右。

五、“刘易斯转折点”将在“十二五”期间到来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

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

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

首先，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

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也降到了较低水平，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

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近年来劳动力工资出现了较快上涨。

随着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大大加深。

据估计，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2亿，这些原来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此前几年，这种劳动力几乎一直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工资水平极低。

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力工资出现了较快的上涨趋势，这从各地近年来频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可见一斑。

最后，近年来出现在南方的“民工荒”昭示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一个直接迹象是前几年出现在南方的“民工荒”现象。

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国内财经

大城市化比小城镇化更能扩大内需

　　集聚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

即使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镇，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还是会选择去沿海地区的大中型城市打工。

既然如此，何不让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与农民工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向一致起来？

最近，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劳工荒，“重灾区”还是沿海地区。

很多人认为，既然沿海地区劳工荒了，那么，把工厂往内地搬就可以了。

对于一部分企业，这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从接近国内外市场的角度来说，大量企业还是会愿意选址在沿海，这可以节省运费，可以发挥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至于接下来沿海地区是不是有空间来提高工资逐渐吸引农民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有数据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

在中国的现阶段，一种做法是将内地的农民放在内地的中小城镇，另一种做法是让他们更多地进入沿海的大中城市。

有一种说法，担心大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

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一些大城市以“承载力”为理由，即使对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当地的外来人口，也严卡户籍，真实的原因，只是不想让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资源。

其实，人口的承载力是个动态的概念。

给定既有的交通、用水、土地等各方面条件，一下子将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当然会遇到承载力的问题。

但如果人口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交通、用水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土地利用也可以更为集约。

还有一种思维上的误区是，人们总担心经济的集聚会扩大地区间差距。

对于经济政策来说，应该关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而不是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差距。

那么，如何缩小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

答案是，让内地的农民到能够给他们提供更高收入的地方去打工。

当前的问题是，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地区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而相对受限制较少的反而是高教育程度的人们。

所以，集聚本身并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可以得出几条规律性的经验。

第一就是大的发达国家一定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国际大都市的龙头型城市。

要想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城市，而这个世界一流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

第二，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

　　目前，很多人仍然持有促进中小城镇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

于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仍然被认为是必须的。

同时，东部的一些城市遇到发展规划中的困惑，根据它们产业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速度，其人口规模必然是要快速增长的，但是它们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却远远大于内地。

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极大影响大都市圈的长期发展。

中国要持续增长，要有国际竞争力，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要做大城市，提高经济的集聚度，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

　　舆论在讨论社会财富分配时往往将焦点全部集中在民众的贫富差距上。

但若全面而深入地作一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实应当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换言之，社会财富分配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比例问题。

第二个层次内部又分为两部分：

其一是各级政府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收入事权不匹配问题。

当下的共识是：

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收入“七三开”而支出“三七开”的倒挂，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以及房价急剧上涨的首要原因。

其二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贫富分化，亦即可以用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那部分差距。

在我看来，当前日益显现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