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现代化研究理论与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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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现代化研究理论与批判
现代化研究：
理论与批判
现代化理论从最初的孕育，到走向它的全盛的时代，再到它的深刻的危机以及四面楚歌的窘境，最后到近些年来的新的尝试和努力再生，已经经历了大约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本章将对这个过程进行一个概括的回顾，并对目前正在受到强有力挑战的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新的生长点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
第一节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即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当时的主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茨（B.F.Hoselitz）。
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基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
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从而为后来的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
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
与此同时，阿尔蒙德和科尔曼正在组织人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并主编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的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
这两本书于1960年同时出版，前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后者则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在这个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为“现代化”的内容确定了一个学者们大体认同的基本标准。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标准也许有不完善抑或偏颇之处，或者根本不能成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为现代化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课题和研究方案。
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共有八项：
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
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
7．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Black,1976）。
在此之后，在社会科学界中，对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成为一时之风气，大量的论著在各个相关的学科中纷纷涌现。
二、现代化理论在不同学科的发展
整个60年代。
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的黄金年代。
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也几乎都是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
在社会学方面，1966年，帕森斯（T.Parsons）出版了他的《社会：
进化观与比较观》，从对社会均衡的静态分析中脱身出来，用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
在此之前（1955年），他已将他的十篇论文汇集成《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极其变迁。
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在60年代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如《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1965）、《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比较制度论集》（1965）、《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层面论集》（1961）。
其中《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
为此，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形成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
在这一时期中出现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就是列维的（M.Levy）《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
这部著作分为两巨册，共855页。
在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是用以讨论“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二者在社会结构上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还有勒纳（D.Lerner）于1965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这本书详细探讨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在经济学方面，除了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之外，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根（E.Hagen）的《论社会变迁》一书（1962）。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哈根关心的中心问题当然是经济，但他的分析却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围，特别是着重从人格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与此同时，霍塞利茨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社会学方面》一书，这本书深受帕森斯的“模式变项”理论的影响，用“传统—现代”两分法来分析发展的过程。
此外，在经济学方面还有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与结构》（1965）一书。
在这本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源限制上的差别：
①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②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土地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③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④在今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要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⑤今天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阻碍发展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现代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⑥目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以前，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殖民地时期，相反，欧洲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早就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在政治学方面，也涌现了相当一批重要著作和重要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
其中颇负盛名的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学》（1965）一书，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与列维极为相似，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不现代化社会”二者的区别，他更加关心的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
他分析的主要范畴包括完美价值与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
同时还有利普赛的《政治人》（1960）、《第一个新国家：
研究美国的历史观点与比较观点》（1967）,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
此外，还有I．P．西奈的《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
在这本书里，西奈特别强调了强有力的领导对动员社会资源的作用。
他认为，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明显缺少强有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领导，这样，在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印象就是雄心勃勃的目标与实际获得的成果之间的巨大反差。
与此相联系的是西尔斯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的《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文。
作者认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由传统体制来推动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传统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就会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
这些政治形式包括：
民主政治、监护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以及传统的寡头政治。
他认为，虽然这些政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都有由此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一书。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上，虽然也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政治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差异，但总起来说，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设计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方案，基本是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为蓝本的。
更明确地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
而亨廷顿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冒着学术与道义的双重风险，在别人对民主政治夸夸其谈的时候，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与稳定的问题放在政治发展中压倒一切的地位。
他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强调政府的权威，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真正的分水岭。
到了70年代，在面临各种强劲的挑战的情况下，现代化理论本身也正到了强弩之末。
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仍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著作。
其中帕森斯在70年代的著作有《现代社会体系》（1971）、《社会体系及行动理论的进化》（1977）等；艾森斯塔特在1970年编辑出版了《社会进化与发展选读》一书，之后又出版了《社会分化与分层》（1971）、《传统、变迁与现代性》（1973）；阿普特出版了《选择与分配的政治学》。
第二节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现代化理论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的极为广泛的问题，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现代化理论的主张概括为如下的三个方面。
一、“传统—现代”两分法
所谓“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
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
在社会学的历史上，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源远流长。
德国早期的社会学家特尼斯就曾把人类社会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种类型。
法国的早期社会学家杜尔克姆则把人类社会分为“机械联系的社会”与“有机联系的社会”两种类型。
这样的两分法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的直接渊源。
而这种两分法的集大成者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
他认为，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可以用五对模式变项来进行描述，这五对模式变项是：
情感性与非情感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先赋性与自致性，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扩散性与专一性。
帕森斯认为，在前面的项目代表着传统社会的极端模式，后面的项目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极端模式。
在帕森斯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是纯粹“传统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现代的”。
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将逐步由连续统一体的“传统”的一端移向“现代”的一端。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非情感性、个人取向、自致性、专一性和普遍性原则将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ParsonsandShils,1951）。
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
而且，他们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因素。
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
因此，现代化理论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时候，都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作用。
英国的现代化理论鲍尔就认为，“经济能否取得进步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关系、市场机遇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则是次要的”（Bauer,1984）。
在这方面，现代化理论家曾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的研究。
举其要者就有，克尔对工业社会价值观的研究；勒纳在中东进行的现代人的研究；凯尔对巴西和墨西哥人的研究；卡史和弗赖格尔对加纳、印度和巴西的研究；福尔姆对工人与技术的研究；古德曼对影响工人价值观的社会因素的研究；麦克里兰对成就需求的研究；哈根的权威人格与创新人格的研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克尔斯和斯密等人的研究。
他们对印度、孟加拉国、以色列、尼日利亚、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
在这个研究中，他们不仅提出了有很大影响的现代人模型，而且对现代人的形成条件进行了广泛而有意义的讨论（InkelesandSmith,1974）。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现代化理论家从人口、教育、经济政治结构、社会分层、传统精英、家庭制度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障碍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
艾森斯塔特干脆说：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
”（Eisenstadt,1966）虽然他们也承认有些社会的现代化并没有成功，而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但他们认为，现代化不成功只是暂时的现象，而现代化中的各种差别将在现代化完成的时候消失。
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
“社会趋同论”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技术和工业化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决定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力量，而工业化则是决定社会结构变迁的又一重大力量。
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都具有普遍性，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受其制约的社会结构必然发生趋同。
相反，文化和感情这样的非理性因素都不能对社会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丹尼尔·贝尔在50年代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就认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能影响社会，因此不能够用意识形态来预测社会。
社会趋同论提出以后，受到许多的批评。
因为社会趋同论的基础是绝对的技术决定论，而看不到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现代化过程的影响。
而社会现代化的实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巨大差别，也对社会趋同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自己发展的特殊道路上。
但公平地说，对于社会趋同论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各个国家的客观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各有不同，现代化的道路和要达到的目标，当然就会有所不同。
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走自己现代化的独特的道路。
但在另一个方面，既然都是社会现代化，就必然会有共同的东西。
如果以国情特殊为借口，处处对着干，或拒绝接受西方国家中先进的东西，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态度。
事实是，最推崇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这倒是令人深思的。
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
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
四、对于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对“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批判。
而且这种批评又主要是集中在下面的几个问题上。
第一，主观武断地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起来，割裂了两者的有机联系，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二，这种两分法是一种简单化的抽象，因为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实际上都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有人甚至认为，有时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第三，这种两分法带有浓厚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因为这种两分法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从目前西方国家（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非现代化国家）的差别中归纳出来的。
这就意味着，自然地将西方社会中所具有的那些特征认为是现代的因素，而把非西方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认为是传统因素。
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第三节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
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便开始作为两种替代性的理论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一、依附理论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
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
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
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依附理论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而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
虽然在依附理论内部，不同观点的分歧也是相当尖锐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则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他们基本上都反对社会内部分析，而提倡世界分析。
作为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
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象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
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
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1967;DosSantos,1971;Amin,1976）。
在依附理论看来，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世界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西方国家成为大都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成为卫星国。
除非摆脱西方国家的统治，否则，第三世界国家是不会发展起来的。
因此，他们积极提倡“脱钩”战略。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弗兰克。
他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
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主张，依附理论引起广泛的争论。
二、世界体系理论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
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间有着很明显的承继关系。
两者对强调整体性分析，都强调要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能将各个社会和国家看成是孤立的；两者都认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状态的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同处于资本主义时代，阶段是指整体的阶段，而不是指个别社会的阶段；两者都认为，目前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这个整体造成的，正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世界整体中，即使是各个国家内部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也必须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
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干脆把以前的一些依附理论家的理论也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1976,1979,1984）。
但如果仔细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两种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
依附论者所一再强调的依附，是专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而世界体系论者所强调的则是互相的依存。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古代社会，世界的各个部分并不是互相依存的，也不存在一个世界体系。
在那个时候，世界是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构成的。
虽然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具有世界性的帝国，但其联系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
后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才最终形成。
沃勒斯坦认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实行世界性的区域分工，各个地区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不仅各个部分互相依存，更重要的是，各个部分都要依赖于这个体系。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结构位置。
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
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
对此，人们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
由于处于不同等级的国家的职能的不同，这三个等级之间的差异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但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批评沃勒斯坦的的“半边缘”的概念还是过于笼统了。
因为沃勒斯坦把许多有着很大差异的国家都划进了“半边缘”的范围内，如挪威、芬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土耳其、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韩国、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尼日利亚、扎伊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
但前提是，上面必须有“空位”。
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
第四节新现代化研究及可能的发展
一、新现代化研究及其潜力
对于现代化理论在遭受激烈的批判以后的情形，从目前情况来看，还显然存在着争论。
从大部分人的观点来看，显然认为现代化理论的模式已经成为过时的古董。
因此，在学术界如果再自称自己所进行的是现代化研究，或是自己的研究是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就显得迂腐而过时。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续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也成了一种过时而可笑的事情。
但也有人持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苏耀昌（AlvinY.So）教授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
苏耀昌教授指出，在70年代后期，在对于现代化学派批判的激烈时期归于沉寂之后，就出现了现代化学派的复活。
对于这些复活了的现代化学派，苏耀昌教授将其称之为“新现代化研究”。
他说，这些新现代化研究和经典现代化研究一样，是以第三世界的发展为研究的对象的。
而且，其所使用的术语，也与经典现代化研究所使用的术语相类似，如“传统”与“现代性”等。
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也是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同，即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
苏耀昌教授认为，与原来古典的现代化理论相比，新现代化理论具有如下的几个特征。
首先，是复活了传统。
“新现代化理论在研究诸如企业家族主义、防护层理论、伊斯兰教复兴等新概念的导引下，对于什么是传统、它如何同西方力量互动，以及它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予以更为切近的观察。
如果说古典现代化理论以传统的消极作用为关注点，新现代化研究则揭示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次，是复活了历史。
“新现代化研究接受了不同的方法论。
新现代化研究将历史带回到图景之中，以每一案例研究之独一无二的发展为关注点，而不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运用类型学建构。
例如，新现代化研究不是使案例适用于为理论提供例证，而是利用理论以诠释个别的案例研究”。
再次，是走向更为精致的分析。
“新现代化研究避免作出简单性陈述或提供单变量分析。
反之，该研究注意到多重制度（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分析、多维度的发展路线，以及内外因素的互动。
”
因此，苏耀昌教授预见说，似乎现代化学派业已从1960年代晚期的危机中复苏，并能在1990年代精力充沛地继续其成果颇丰的研究路线。
在这些“新现代化研究”中，苏耀昌教授主要列举了如下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So,A.1990）。
二、黄的企业家族主义研究
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是将传统的家庭或家族关系看作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对立的。
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也充满着诸如此类的观点。
在这些学者看来，家庭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力量，会促成社会中的裙带关系的建立，削弱工作纪律，阻碍劳动力的市场选择，妨碍经济理性的形成，阻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的出现。
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对旧的家庭观念予以破除。
在有关中国家庭的研究方面，最著名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现代化学者列维。
黄（Siu-lunWong）从对经典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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