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工业社会怎样思考人类之间的不平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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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工业社会怎样思考人类之间的不平等

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工业社会，怎样思考人类之间的不平等？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作者：

[美]格尔哈特·伦斯基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时间：

2018年1月关于不平等的问题，自古以来，基本的矛盾都是存在于两个思想学派之间的，一个是由保守主义论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平等即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公正的；而另外一个则是由激进的相反论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本书简介关于不平等的问题，自古以来，基本的矛盾都是存在于两个思想学派之间的，一个是由保守主义论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平等即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公正的；而另外一个则是由激进的相反论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平等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公正的。

这本书主要回答了社会分层领域中的核心问题：

谁得到了什么？

为什么能够得到？

格尔哈特·伦斯基通过辩证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学科思想的的发展，勾勒了正在兴起的理论综合的框架。

他认为众多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斯宾塞、萨姆纳、凡勃伦、莫斯卡、帕累托、索罗金、帕森斯和达伦多夫——所持的多元、矛盾的观点都可以被包含于不断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主体当中。

城市曾梦龙昨天

一次对人类不平等之因果，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基础的广泛而深远的追问……伦斯基的这部杰作指引我们穿越诸世纪到达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比较社会分析方面的一部杰作。

——海因茨·尤劳，《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作者简介：

格尔哈特·伦斯基，美国社会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荣休教授，以其对宗教社会学、社会不平等和生态进化论等方面的贡献而闻名。

其他代表作有TheReligiousFactor:

ASociologicalStudyofReligion'sImpactonPolitics;HumanSocieties（与JeanLenski合著）。

译者简介：

关信平，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本科）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曾赴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访问研究。

著有《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等，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

陈宗显，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教授（已退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从事德语和英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主要成果有《歌德散文选》等。

谢晋宇，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教授。

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奖励、天津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

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书籍摘录：

序言（节选）

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是：

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

就此问题而言，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料更容易得到了。

这些社会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的试验基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

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

没有哪个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实验，或者不去深思它们的后果。

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

革命后不久，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就被取缔了。

在漫长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急剧恶化，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得到可靠的信息。

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亡者的报告。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慢慢开始改善了。

对小说家的限制逐渐放松了，到了1956年，波兰的一些社会学家，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劳·奥索夫斯基（StanislawOssowski），也再度获准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

在1962~1965年我写作《权力与特权》期间，相关材料的流动开始加速。

一些小说，如弗拉基米尔·杜丁契夫（VladimirDudintsev）的《不仅单靠面包》（NotbyBreadAlone，195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Solzhenitsyn）的《伊万·邓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OneDayintheLifeofIvanDenisovich，1963），以及费多·阿布拉莫夫（FedorAbramov）的《新生活》（TheNewLife，1963）提供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苏联生活细节。

波兰社会学家们［如斯蒂芬·诺瓦克（StephanNowak）、米查尔·波霍斯基（MichalPohoski）、亚当·萨拉帕塔（AdamSarapat）和维罗兹米尔茨·维索罗夫斯基（WlodzimierzWesolowski）］的书和文章率先提供了关于一个苏联模式社会分层问题的系统的和定量的资料。

自6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的信息细流转为了一股洪流。

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学家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波兰社会学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通过许许多多的调查和其他研究，他们探索了（社会）流动的模式、ⅸ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对精英的态度、关于社会平等的信仰，以及许多其他主题。

在这一期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学家们加入到这种努力之中，在有一小段时间中，捷克的社会学家也有参与。

由于他们以及其他一些记者和小说家的努力，我们今天比20年前更多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验。

更可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社会中建立政权20年以后，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创新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年轻一代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一种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或封建秩序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的。

也许，从这些实验中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人的本性似乎并不是像马克思和启蒙运动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改变，那样容易摆脱增进自我利益的内在倾向。

塑造将社会需要放在个人需要和愿望之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其结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道德刺激已被证明比不上物质刺激。

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者们被迫——或者已经选择了去创建一种在许多方面都明显类似于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职业分层体制。

在这一体制中，如同在其他体制中一样，权力的拥有者享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

一个有影响的波兰社会学家指出，在这一体制中：

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工人同机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

……他与机器的关系和与工作组织系统的关系要求他服从工厂领班和工厂管理。

他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资。

并且，他必须服从工作纪律的原则和规定。

根据最近一份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在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之间有0.79的相关。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比苏联体制和波兰体制之间的相关还要稍大一些。

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

波兰社会学家的其他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波兰）存在一种双重市场体制。

这与美国社会学家最近在美国发现的双重市场体制明显相似。

一个在分层问题上有影响的波兰研究者解释道：

经济当中新的、生产力水平高的和重要的部门（如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与这些部门中较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即使在资历和工作复杂性上完全一样，一名在纺织厂或食品厂工作的ⅹ电工所挣的钱也会少于一名在铸造厂或精炼厂工作的电工。

最后，应该看到，最近一个关于波兰社会中收入差异原因的研究指出，这种差异用工人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比用其他单个因素来解释更好一些。

几乎可以肯定，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家日趋达成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最好是把这些社会也视为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把它看成按其自我标榜的某种新的和独特的社会类型。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精英在东欧所进行的实验一无所获。

我在别处提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降到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水平以下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成功。

但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看起来似乎只有靠政治上的压制手段才能维持对经济不平等的严格限制。

回顾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以及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关于一般理论的论述，我发现根据自60年代中期以来从东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学到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内容。

格尔哈特·伦斯基，来自：

wordpress

我可以做的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可能是，补充讨论关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存的各种方式，以及如何用这三种成分的不同混合体去解释各个工业社会的差异性。

我在别处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财（产）分配”；在社会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按需分配”。

这三种原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都发挥作用。

资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润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所有权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失业补贴、残疾人福利、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的部分，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免费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国民收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在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都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

但全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财产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并常常运用这种控制去谋取私利。

实际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些社会，指责它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总之，这是为什么东欧的社会分层系统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层系统的差别总不如他们所想要做到的那么大的原因之一。

我相信，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都共同存在这些分配原则，我们就会更接近于解释工业社会的这两个子类之间的相似性为何会存在表面上矛盾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分的相对强度上，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各农业社会之间由统治者和执政阶级的相对力量所造成的差异相比较。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差异都说明了在一组重要的社会里，分配制度的变量中哪些方面看上去最为重要。

如果我今天是在重写《权力与特权》一书，那我还将会加上关于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一章。

这一章会有两个中心内容：

一是这些社会在全球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二是这些社会自身内部的不平等体系。

在过去20年中，社会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的形成。

在由马克思、列宁和许多提倡依附理论的拉丁美洲学者所奠定的基础上，沃勒斯坦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他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贫穷看成第一世界的发达和富裕的必然后果，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看成一个全球分层系统中的参与者。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

维基百科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开始形成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

多年来，它一直逐渐地蔓延，到现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所控制的单一经济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一小部分国家控制了大多数的关键性资源，因而享有大多数的利益。

在相对立的另一端，大多数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的亚洲国家却只控制了很少的资源，并受第一类国家的剥削。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第三类国家，主要是东亚，但在其他地区也有。

这些国家的境况比第二类要优越些，却远不如第一类。

沃勒斯坦和其他一些人把这几类社会分别称作中心、边缘和半边缘。

它们在世界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与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的角色和地位相对应。

没有哪一个现代世界的观察者能够否认现代世界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分层系统的存在。

另外，沃勒斯坦本人也注意到了，过去500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然而，他认为，它是第一个没有发展到政治控制的世界经济。

虽然我并不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但我将比沃勒斯坦更加强调，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已是五千多年以来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甚至自第一批社会将其首要的维生手段从狩猎和采集转化到园耕时，就表现出各社会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了。

接着，没过多长时间，这种可能性就转化为现实了。

一些社会开始实施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增进自身利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

简言之，我认为，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更晚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分，但我不这么看。

我认为，即使像沃勒斯坦所期望会发生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被一场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要指望这会消除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也是想得太天真了。

如我们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中国和越南之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斗争中，以及俄国同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越南与其卫星国之间的支配关系上所看到的那样，没有理由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会比其内部社会盛行更多的平等与公正。

因此，一个成功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会改变各社会之间现存不平等制度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指望它会彻底消除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

题图为纪录片《不平等的时代》（2013），来自：

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