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赋的滥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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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赋的滥觞

《庄子》——赋的滥觞

摘要：

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的散文，考察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的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

与“命赋之厥初”的荀况和“以赋见称”的宋玉相比，《庄》文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荀宋赋的端倪。

《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它亦诗亦文，散韵结合，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它那假设问对的结构模式、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富丽奇僻的文辞词汇等为后世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

由此可见，《庄子》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之滥觞。

关键词：

《庄子》；赋的滥觞；赋体模式

赋是一种以铺陈为特征的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

它起于先秦，盛于两汉，蔚为一代文学之正宗；其后虽屡径演变，却一直生生不已，流行不衰，是我国特有的重要文体之一。

那么，赋的源头何在？

从古到今，有源于古诗、源于散文、源于荀赋、源于铺陈手法、源于民间隐语诸说及所谓多源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就具体作品而言，笔者发现，赋体主要滥觞于善于铺陈、亦文亦诗的诗化散文《庄子》。

一、赋的起源与《庄子》

关于赋的起源，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

《传》云：

登高能赋，可为大夫。

《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

刘向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

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这段话追源溯流，阐述了“赋自诗出”及其流衍形成过程，有其一定贡献。

但是，由于赋是诗、文结合体，它绝不可能在某个单一的母体上生成，而刘勰却囿于“宗经”思想和摒先秦诸子著作于文学之外的观念[1]，单就诗歌一途立说，且在赋体起源上，把《诗经》六义之一的“赋”，特别是把“登高能赋”的“赋”和诵读方式之一的“赋”与作为文体之一的“赋”混为一谈，这就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2]。

这种观点影响了一千多年的赋论，直到清代章学诚才奋起为之补正，他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中说：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

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

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其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

且不说他“假设问对”之属能否对号，“原本诗骚”之说是否确当，其“出入战国诸子”之言确是慧眼独具，见识卓异，大开学人视野。

近年来，关于赋体渊源的论辩甚夥，除在上述刘、章学说基础上提出的源于诗骚、源于散文诸说外，还有所谓多源说等。

受诸贤启发，笔者在此也贡献自己的一点拙见。

我认为，赋与古诗有关，但却不是它的嫡传，它“拓宇于楚辞”，但也只是受其影响而“始广声貌”，因为荀赋与楚辞无涉，足证赋体早已先之而存在。

赋“出入战国诸子”，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或排队入座，再说，章学诚所说也不是纯就赋体起源而论，实包含其发展壮大在内。

赋既非一源，也不是多源的简单凑集；既是对所有旧文体一切可用形式的面性吸收与融合，又不是突然间实现的，而有其可资探寻的直接滥觞。

由于赋的体裁特点是诗与散文的结合，它的艺术本质是铺陈的表现手法，赋体形成的关键，“在于铺陈的成熟并独立成篇，而铺陈的熟首先取决于语言自觉意识的觉醒程度”[3]，所以笔者认为，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散文。

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它与诗歌、散文同胎孕育于“卜辞”的母体，啜养于周初有关旧文体的铺陈手法，催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自觉，而主要滥觞于善事铺陈的诗化散文《庄子》。

甲骨卜辞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其中的“癸卯卜：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等片文字，现今常被看作诗歌和散文的萌芽，其实也何尝不是诗文一体的赋体的萌芽。

《尚书》《周易》尤其是《诗经》等早期文籍中日趋发展的铺陈描写，也成为赋的艺术要素和渊源。

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和贵臣谏辞（包括赋诗明志），机智灵巧，揭开了语言自觉的序幕；而战国策士们的纵横驰说，滔滔陈辞，则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故土上同时掀起一场空前的语言艺术的大演习、大竞赛，他们那铺张扬厉、夸夸其谈的说辞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给文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

受时代风气的熏染，诸子文章中的铺陈也日趋繁富和成熟。

《论语》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动描述，《孟子》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诸段热情铺绘，已具有赋的性质。

散文诗《老子》中更有肖似赋体的文字，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吾强为之名曰大。

（第二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焉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容，涣若冰将释，敦若朴，混若浊，旷若谷。

……（第十五章）

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

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

乘乘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

我畏人之心，纯纯。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淡若海，漂无所止。

众人皆有己，我独顽似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母。

（第二十章）

从这些章节中，已分明看得见赋的形影了。

特别是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说辞，口若悬河，恣肆辩丽，言形势则东西南北，道利害则纵横上下，侃侃娓娓，极力铺陈，耸人听闻，把语言的技艺和功能推向了高峰，实为汉代赋家所规模。

但可惜的是，《论语》多片言只语，不成大观；《孟子》以雄辩为能，不以铺陈见称；《老子》抽象高谈太多，而形象铺写无几；纵横家的事迹和言辞由口头流传到被添油加醋地写成文字，最早也在战国末期，故《战国策》和《楚辞》一样，只能是对赋的发展演变发生影响。

考诸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的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

郭沫若说它“立意每异想天开，行文多铿锵有韵，汉代的辞赋分明导源于这儿”[4]，实在是一个天才的发见！

二、《庄子》在荀宋赋之前已有大量有实而无名的赋作

诚如众所周知，赋之命名始于荀况、宋玉，然而文学史上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荀子《赋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5]，而淳于髡“不以文名，更无赋传”，却被认为是“有实无名的赋手”[6]。

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7]一样，在赋这一名称出现之前，庄子已有大量有实而无名的赋作了。

请看《齐物论》对风的描写：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

而独不闻之翏翏乎？

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

这里，作者挥润赋笔，以其天才的体验和神思，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写得有动有静，有起有落，绘声绘色，摹形摹影，尤把稍纵即逝的风声烘托、刻画得逼真传神。

杨慎曾说：

“庄子地籁一段，笔端能画风，掩卷而坐，犹觉翏翏之在耳。

简妙含蓄，庄子画风之祖。

”[8]方以智更说：

“此是一篇天风赋。

”[9]把它和宋玉《风赋》相比，不仅形体逼似，而且笔致高妙多了。

因为“《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而这里“写的是风的自身”[10]，充满了诗情画意。

又如《逍遥游》所写藐姑射神人：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

……”我们把它比之于宋玉的《神女赋》如何？

宋玉写的是高唐神女的丽颜盛饰，庄周写的是姑射神人的精神风度；高唐神女缠绵悱恻，柔情似水，正是人间情态，姑射神人冷艳飘逸，不食烟火，俨然天上仙姿；宋玉以之寄托深情，微含讽谏，庄周借此表达理想，独开境界。

庄周的描写虽不及宋玉的色彩斑烂，雅丽精工，然而各有千秋，同臻极致，其内容、体式颇有类似焉。

再如《人间世》写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

挫针治繲，足以糊口；鼓䇲播精，足以食十人。

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

这里的描写，又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

而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的笔法何其相似，而且更多铺陈滋衍，名之“支离疏赋”可也。

宋玉以丑为丑，骋辞强诬登徒子好色，立意庸陋；庄周丑中寓美，旨在说明畸人全性，意出尘外，平心而论，庄周反胜于宋玉，不知其几何矣！

由此看来，被称为“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11]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

宋玉生活于顷襄王后期，至少晚于庄子七十年。

其时楚已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与宋蒙（今河南商丘）毗邻。

宋赋式法庄文，不只从上述客观联系可以推出，从时代和地理条件考虑，也是极为可能的。

《文心雕龙·诠赋》云：

“荀结隐语，事数自环。

”今人多据以推原荀赋出于民间隐语。

所谓隐语，刘勰解释为“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并举“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12]等为例证。

又谓隐语自魏代以来，“化为谜语”，而“荀卿《蚕赋》，已兆其体”[13]。

隐语起源于民间，这是不成问题的。

《诗经》民歌中的“鱼”“饥渴”等语，早已有人考证属于隐语。

《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廋辞于朝”的记载，廋辞亦即隐语（韦昭注云：

“廋，隐也”）。

春秋战国时代，“楚庄齐威，性好隐语”，故有优孟之谏庄王葬马，淳于髡之对齐王问[14]。

这两篇文辞，摛采体物，有声有色，都接近赋体。

这些滑稽之士的谈片，确实推动了赋体的诞生，“命赋之厥初”的荀赋正是受这种隐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隐书》十八篇列入杂赋类中，大概也出于这样的缘故。

但是可别忘了，在荀况之前，淳于髡同时或稍后，还有一位居住在宋蒙乡间“穷闾阨巷”中的大滑稽家——庄周，他在僻处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讽世刺时，著书洋洋“十余万言”。

他生活在民间，对隐语的运用，更是近水楼台，便利而精熟。

他的书中，可以说遍布着隐语。

像齧缺、王倪、支离疏、泰清、无为、少知、无足、知和、无有、方明、谆茫等人名物名，都是明显的字谜。

最突出的是《大宗师》中的“副墨之子（文字）闻诸洛诵之孙（诵读），洛诵之孙闻之瞻明（见解），瞻明闻之聂许（心得），聂许闻之需役（实行），需役闻之于讴（咏歌），于讴闻之玄冥（静默），玄冥闻之参寥（邈远），参寥闻之疑始（迷茫之始）”。

这简直是一连串的谜语。

更有意义的是，庄子往往将所要讲的道理隐于形象、故事和言谈之中，让读者去“射”，这就是他所谓的“寓言”。

例如《天运》篇的“黄帝遗玄珠”：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

还归，遗其玄珠。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这里的“赤水之北”，隐喻人生之彼岸，即道之玄境；“昆仑之丘”隐喻玄境之极致；“玄珠”即道，而“南望”隐喻迷恋世俗之此岸，故曰“遗其玄珠”。

“知”谓智慧，“离朱”隐明目，“吃诟”隐聪耳巧舌，“象罔”乃无形无心的真性之谓。

前三者索之皆不得，唯象罔找回了玄珠，这是隐喻求道当去智慧、黜聪明的深奥哲理。

这种“寓言”，与其说是对比喻的发展，毋宁说是隐语的扩张更确切些。

《庄子》“寓言十九”，便注定了它有较多的由隐语发展而来的以铺陈谜面为特征的赋的雏型。

荀况有《知》《云》二赋，庄子也早就赋予知、云（云将）以形象和生命，让它们参与哲学思辨，把它们当作隐语式的人物来描绘了。

庄子的隐语，虽不具备荀赋那样的完整体制，但远比荀赋广泛而深刻，从实质讲，庄周远远走在了荀况的前边。

而且荀况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并引用过《庄》书中的文字，他显然是读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