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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草原知青系列故事
[转帖]草原知青系列故事
一个美丽的黄昏
两个人悠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马儿轻轻地踏着步子
两个人不知在快乐地谈着什么事
一个人指手划脚
喜形于色地讲着
一个人挟着套马竿
低着头秘密地微笑着
雨后的草原分外清新
被漫天的晚霞映成了红色
茫茫的原野万籁无声
连那雄伟的额尔登乌拉山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了……
——摘自李三友给一位同学的信经历过艰苦的事情，回想起来，是很快意的，仿佛有一种自豪感。
我和江华时常兴奋地向别人谈起我们在乌兰宝力格放羊的春天，那是我们来到牧区的第二年。
小引草原的春天，姗姗来迟。
北京桃花盛开的时候，这里仍是一片银装。
春天，在牧区是岁月的关卡，对于牛羊简直就是鬼门关了，它们的生命力都将在这风极雪怒的时刻得到最严峻的考验。
牧人对于春天的老天爷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已过去的倒数第二个猪年那场春灾把人们吓坏了，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人不“谈猪色变”的。
人与畜互相依存，而很大程度上是人靠畜，畜靠天，在人对于自然的征服仍很落后的草原上，怎么能不这样呢？
清明前两个月，人们就议论开了，说是今年膘情不好，应该把羊群里准备秋后卖的羊及早分出单放，这样保膘抓膘，到时候能卖上好价，社员们也能够多分点儿钱。
但牧区的事，经常是迟迟不决的。
从开始议论，到把方圆五六十里的社员集合开会，通宵讨论，做出决定以后，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这样的夜会，我们是熟悉的。
往往是把一个个矛盾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统统摆出来，于是议论争吵，间或沉默，直到大家疲倦不堪为止。
有的人已打起鼾声，天也快亮了，但做出决定的事情却很少。
分羊的事，因为舆论早，多数人关心，所以终于决定了。
这真是一种拖拉民主，疲劳民主。
知识青年是多出来的机动劳力，于是这类差事往往是恩惠给我们的。
我们当时极乐于接受，以为参加牧业上的主要劳动，才能对这里的生活取得发言权，而这对于处于无权地位的我们，是太需要了。
任务交给了我和江华，让我们3月10日到乌兰宝力格接羊。
乌兰宝力格，汉译是“红色的泉”。
第一年夏天，我到过那儿，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记得那淙淙的泉水，从那褐红色的岩石缝中溢出，无数的细流，汇成几条匆促的小溪，向南奔去，投向古老的河床。
两岸的草，总比旁的地方绿，高高的芨芨草，吐着青黄色的穗头，迎风起伏；野韭的粉红色的花，一簇簇，一片片，躲在密密的草丛里。
牧人驱着羊群来喝水，饮罢，羊就像珍珠般散落在岸边的绿茵上。
三三两两的牛，喝过水，常常站在河边发呆，时而吼出火车鸣叫般的声音，在河谷中回响。
远处跑来一群干渴的马，飞蹄荡起漫天的烟尘，就像一团干燥的旋风，吹进河里后，马上就被洗清了，送来一阵阵欢快的马嘶。
河床的两岸，时而是缓坡起伏的草原，时而是嶙峋高耸的陡壁，巨岩遮住视线，仿佛河水会流向很远很远那神秘的地方。
但实际上她却不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并不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是“伊和高勒”（蒙语：
大河）。
她在夏季，往往会走不多远，就隐入沙地里，然后又从下游溢出，继续时隐时现地前进。
然而叫她“伊和高勒”也不能算枉称，因为她终究是这里生命的发祥地，她像母亲般地哺育着草原，哺育着牛、羊、马，哺育着这里的人民，她是不吝惜乳汁的。
我爱乌兰宝力格，爱这条河。
分给我们三匹放羊马，一匹叫“山机脑高”，黑里透黄；一匹叫“米图卜胡龙”，枣红色；另一匹叫“哈嘎斯阿兹拉哥”，也是红色，因为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们怀疑它少阉了一个蛋，于是给它起了这个“半儿马”的名字。
牧区的马，一般是因人而得名的。
第一匹马是羊倌山机调出来的，第二匹是牛倌米图卜骑的时间最长，所以在颜色前面都冠上他们的名字。
第三匹马倒有点蹊跷，它的名字本是一句不通的蒙语，因为调它的是一个汉人，他的蒙语就常常说得文理不通，他第一个给这匹马起了这么个名字后，老乡们都笑他，骂他，学他，结果也就叫习惯了。
听说给了我们这三匹马，江华很生气：
“哼，三匹破马！
‘脑高’打梁（打梁：
脊梁化脓），‘胡龙’快老掉牙了，另一个‘阿德态’（蒙语，意思是一惊一乍的、有毛病的），全是人家拣剩下的。
”确实，谁也不要它们当骑马，但谁都骑它们，一冬天，马倌拿它们做成多少人情，快春天了，大家都怕死在自己手里，才都不骑了。
抓马的那天，看着它们低着头，一口雪一口干草地嚼着，屁股瘪成一个三角，‘脑高’两眼无神，‘胡龙’垂着眼皮，‘哈嘎斯阿兹拉哥’转着惊惶的眼珠，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只有凭眼睛诉说自己的苦难了，实在可怜。
“换匹好点的吧！
”我牵着马说，心里也明知道不可能，如果不是为马求情，我才不会用这种哀求的声调说话呢！
“必木头怪（蒙语：
我不知道）！
”马倌夏格德尔哼了一声，向坐骑浑圆的屁股上抽了一棒，跑远了。
夏格德尔不高兴的时候，总爱说“必木头怪！
达拉嘎木头那！
（蒙语：
我不知道！
官知道！
）”其实他也是个“达拉嘎（蒙语：
官）”，一个掌握着五百匹马分配实权的“马官”。
我们对马群里的马还不熟悉，他说句没有了，我们也就说不出还有哪匹来，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他骑着胖马，而且每次骑的都不一样。
这是一种什么分配方式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总这样想。
我们的包搭在河东的配种站旁，那里住着放牛的根登老头，他的牛已经过完冬，准备要搬到南边的“高毕”去。
江华来之前，他老婆闹尔金答应先给我的羊下几天夜（下夜：
值夜班）。
配种站极简陋：
两间连通的小土房，房前一个四尺高的羊圈，是石块和草坯垒起来的（但这样的建设我们大队才仅有两处）。
根登的包在圈东，我们的包在圈西，南边是一片茂密的芨芨草。
我们的包搭在河东的配种站旁陈继群画
陈继群北京美院附中66届高中学生。
1967年11月赴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插队。
那天老两口帮我搭好包后，就邀我到他家喝茶。
根登老头爱笑，不爱讲话，六十多岁了，花白的络腮胡子，通红的脸庞，像个嗜酒的人，但其实他却是滴酒不沾，烟也不大抽。
他过去是个打杂的贫苦喇嘛，受歧视，结果性格也窝囊，事事听老婆的。
老婆年龄比他小十岁，脸比他老十岁，是个同其他女人合不来的人，其实心地挺好，只是她看不惯的事就爱传舌，结了些怨，索性就孤僻，找借口把家从浩特（蒙语：
营盘）搬开，带着群牛到处走。
老两口同居二十多年了，没办过正式手续，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公认了。
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儿子，比我还大两岁，去年又抱养了一个两岁的女孩，一家子越过越有生色了。
他们把我让进包里，寒暄着，等着茶开。
渐渐地，我发觉跟他们真没啥可聊的，无论说什么，根登总咧开嚼着草棍的嘴笑：
“是么？
”“是啊！
”地打哈哈，我疑心他是听不懂我那蹩脚的蒙语。
闹尔金举着水勺子，不停地翻腾锅里的茶，一边跟我们搭腔。
小女孩藏在她身后，两只大眼睛奇怪地盯着我。
于是我也就心不在焉，口渴得很，焦急地等着茶开。
茶终于开了，闹尔金给我碗里放了半碗炒米，又重重地放了好多奶干奶渣白油之类，几乎没有倒茶的余地了，她的好心真使我哭笑不得。
陈继群当年曾为“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画了多幅插图，插图
原稿已经遗失，但有幸找到几张效果不甚理想的复印件，现
均采用在文中。
晚上，在他们家吃过我做的面条后，闹尔金说：
“你一个人，就在我家住吧，怪可怜的。
”我答应了，但心里并不觉得自己可怜。
清晨，我被吆喝人的声音吵醒，听见根登有节奏地喊着：
“闹尔金！
哎，闹尔金！
起来，起来！
天亮了，烧茶，快点！
”我看看表，看不见，看看周围，漆黑一团，门上的小玻璃稍微有些泛白，于是蒙上头，又睡下了。
耳边隐约听着根登的声音不厌其烦地持续下去。
等我再醒来后，天已大亮，包里蒸汽腾腾，一柱金色的阳光透过门上的小玻璃，斜在我的枕旁。
我一看表：
八点！
“呼”地一下坐起来，把正喝着茶的根登老头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对我笑着说：
“我们的人，睡得好吗？
”我边应着，边穿衣服，隔着白汽听到闹尔金又在不住地翻腾锅里的茶。
我发现这个动作真成了她的嗜好，仿佛会从搅出的白气里见到极乐世界似的。
小女孩光着身子在皮被里撒娇，嘴里拉着长声叫着哥哥的名字。
闹尔金在蒸汽里冲着她喊：
“丹木登在公社呢！
”我看不见她的脸，“民兵训练呢！
”只见灶口的火光在蒸汽里一闪一闪的。
我顺着光柱摸到门，闹尔金又喊：
“喝茶，喝茶！
”我说了声“知道”，“砰”地关上门出去了，里面根登很自信地对老婆说：
“人家解手。
”嗬，多好的天！
晴空万里，太阳已经老高了，白茫茫的草原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额登乌拉像雄伟的雪山一样，蒙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小鸟藏在四面八方不停地唱着，草秆上的霜雪晶莹闪亮。
根登的牛群卧在前面的草丛里，吐着白气，有几头牛站着伸懒腰。
我的两匹马在东梁上吃草，像雕像一样，嘴巴粘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想去抓马，不行！
耳朵冻得直疼，身上也冷。
这时我才发现天气是多么干冷，没有皮帽和皮袍，简直寸步难行，草原的三月和严冬是一样的。
洗过脸，喝过茶，根登随着牛群一同出去了，他说有几头奶牛没回来，要去找找。
我也要去抓马，闹尔金不让：
“早着呢！
这时候谁的羊能来呢？
让马多吃点，多瘦的马呀，真可怜！
”我想也是。
于是打开收音机，沙奶奶正在骂胡司令。
闹尔金在一旁不知跟谁说话：
“一个没梁，一个没牙，可怜，可怜！
”我把沙奶奶和胡司令关上，从书包里翻出一本书看。
她还在自言自语：
“谁出的主意，发疯呢，吃了一秋一冬，还有什么草，发疯！
”然后又叽里咕噜，我没听懂，也没注意听。
随便问了她一句：
“现在分出这群羊来单放，好吧？
”“还可以。
”她说。
我原以为她也会像其他人那样讲出许多好的理由，却听到这样淡淡地回答，觉得她有点儿怪。
我又问：
“每年都是这时分吗？
”“去年也是这时分的。
”又是一句淡淡地回答。
我明白了，队里的许多事都是我们来了才开始的。
我把马抓来后，羊陆陆续续来了。
西方开阔的草原上，一个个黑点驱着一团团灰色的云，过来了，近了，能看清牧人策马挥鞭，把羊赶成紧紧的一团，滚过来，滚过冰封的河面，出现在芨芨草丛里。
一个人拍马跑过来，皮帽系在脖子上，露着锃亮的秃顶，那是结巴那木次赖，他冲我说：
“三友！
数，数，数……？
”“数吧！
”我没等他说完，就一挥手。
他跑去把羊赶来，正要赶进圈，次楞道尔吉跑过来说：
“就在外面数吧！
”又来了几个羊倌，大家分了一下工，有数绵羊的，有数山羊的，我数总数，于是一群群的开始数了。
羊倌们先用鞭子赶出小小的一群，数过后，又把其余的羊挤成一堆，人们吆喝着，哄吓着，那木次赖挥着皮帽咧着嘴喊，次楞道尔吉用长皮鞭没头没脑地乱抽，嘴里“噢噢”地叫，出来帮忙的闹尔金抖着污脏的头巾，小女孩半掩着门偷看，总之，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羊群左拥右挤，正不知该如何逃脱，忽然瞥见一条生路，在那儿有一小群羊（刚数过的）正悠闲地吃草，于是乎就像鲤鱼跳龙门似的一只只向那生路跳去（这是人们故意留的口），这时大家不喊了，除两个人把口控制流量外，其余的人都点着指头数开了。
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办法。
当人们去喝茶的时候，我骑上“脑高”，把数过的羊群赶向东边的山梁，南边又有人赶过一群羊来，那人在羊后驱着马左右跑着，挥动长鞭，每挥一下，就传来一声清脆的“啪”。
那群羊离我的羊越来越近，突然伸出一翼，飞快地插进我的羊群——两群羊混了。
我拍马过去，那人也轻快地向我迎来，马蹄下的雪扎扎地响。
我看出那是胡乃，右手拎着长鞭，左肩下塌，马缰绳紧缠在瘦小的左腕上，可能也是因为患过小儿麻痹症，他的左臂同我的右腿一样瘦细无力，但人很能干，一副倔强的面孔，顶着个破皮帽。
我冲他嚷：
“怎么搞的！
你的羊也不数吗？
”“数过啦，绵羊103，山羊28！
”“那怎么行？
”“不行怎么着！
”用蒙语吵架我可不是对手，干脆不理他，心想：
数也挺麻烦，干嘛那么不相信人呢？
掏出小本，记上了。
他见我不说话，便一蹦子跑到根登包喝茶去了。
羊群上了山梁，散成很大的一片，安静地吃草。
我拣一块无雪的地方下了马，解下嚼子，接在笼头长长的皮条上，让马以我为圆心，在周围吃草。
我躺下，仰望正午的太阳，闭上眼，就能看见眼前一片红色，眼皮上感到一些暖意，已经不是严冬那个冷酷无情的太阳了。
耳边听见细细的咀嚼声，是羊的声音，为什么听不见我的马在吃草？
睁眼一看，“脑高”迎风站着，眯起两眼，嘴唇无力地耷拉下来，微风吹拂着它的长毛，就好像它的肌肉也在抖动一样。
我躺下，仰望正午的太阳，闭上眼，就能看见眼前一片红色……陈继群画“它累了。
”我想。
转头又看见几只羊在我身旁若无其事地吃着草。
我恶作剧式地猛然坐起，吓得它们四处奔逃，散出一个半圆，然后打住，回过头来奇怪地看我几眼，有几只胆子大些的，冲我跺跺脚，又低下头吃草去了，尾巴底下抖出几粒粪球。
我笑了，心想：
“你们活着为了吃，吃为了活着，真没意思。
”
计算了一下，我的羊共有一千二百多只，称得起是全队最大的一群羊了，它们如果远远地散开，能有一二里长，心想：
自己统帅着这样一支大军，足有一个团，也挺得意的。
再一看自己的马，瘦骨零仃的，骑这种马的统帅很有点儿像唐?
吉珂德，真不是滋味。
我心疼这匹马，一冬天，它的体力已经消耗了不少，现在还要再坚持一春天，真够它受的。
傍晚回家给它摘鞍子时，它迫不及待地猛地向前一窜，差点儿挣脱了缰绳。
我这才发现它的脊梁上肿起一个大包，一层带脓血的毛被鞍垫粘掉了，露着粉红的肉色，用手指稍微压一下，就滚出许多脓血来，把马疼得直跳。
我问根登该怎么办，他心疼地看了看，说：
“梁全没了，这马怎么骑呀，上点煤油吧。
”我一下在马背上浇了许多煤油，它仿佛很舒服似的伸长脖子，抖动着全身，把煤油甩了我一脸。
晚上躺下以后，我想得最多的不是羊，而是马。
羊都到齐了，放这么多的羊，我感到自豪，而根登老两口很担心，总说：
“怎么放呢？
这里的草场去年秋天就叫配种的羊吃得差不多了，如今我们的牛都呆不住，丹木登回来我们就搬家！
”根登很懊丧，几只奶牛丢了好几天，今天仍没找见。
我却没有顺着他所说的去想，脑子里断断续续总想着马：
明天得让“脑高”休息，骑那匹“胡龙”吧，胡龙虽瘦，却没有负伤，托人捎个信，让冯江华带点儿消炎粉来。
唉！
漫长的春天，三匹瘦马，必须注意保存实力，羊跑青时最难放的，等青草长出来就好办了……就这样，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这就是放羊的第一天。
新的生活过了几天，冯江华来了，远远地就能听到他的歌声，骑着那匹“哈嘎斯”，背一个大书包。
他来得很早，羊还没出圈呢。
一见我，就说：
“今天我去放羊。
”我上前接过书包：
“你刚来，先歇……咦？
两只小狗，你怎么把它们带来啦？
”说着就把书包里的小狗放出来。
“我要把它们驯成牧羊犬。
”他信口开河地回答，一边牵过马，蹲下，抚摸着趴在地上直打颤的小狗崽。
听见人来，根登全家都出来了，不知是好客呢，还是好奇。
江华马上站起，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是当时见面的礼节。
“万寿无疆！
”根登用汉话答了一句，笑着：
“哈！
我们滕江华来了，放羊倌来了，哈，哈！
……”冯江华在他嘴里一直姓滕。
小女孩一见小狗，爱得不行，嚷着“我要，我要！
”“咬人！
”闹尔金扯了她一把，然后对江华说：
“多好的小崽子呀，怪可爱的，不给一个吗？
”江华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说：
“现在不行，等以后长大了给你。
”闹尔金尴尬地笑了一声，一面把江华让到家里喝茶。
茶罢，根登向江华打听那几只丢了的奶牛，没问出所以然来，就又出去找，江华非要去放羊，我不干，到底他拗不过我。
我临走对他说：
“你整理整理内务吧，咱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语气里颇有点儿安慰他的意思。
其实，这一天江华干的活儿，是我三天也干不了的。
他捡了足足二十筐牛粪，还堆起好几堆半湿不干的粪，准备天暖和以后烧；又化开两只冻羊，都割成肉条，吊在小土房里；圈墙上摆着许多冰块，这是他背来的水；他一到，水柴都齐，很有一番过日子的劲头。
我一回来，他就把滚热的茶提过来，端出刚炸好的果子，然后出去帮我撒马，包内已经整理得井井有条，躺在厚厚的毡子上，心情也舒畅。
我边吃边喝，驱走了寒冷。
这时，他又在动手做饭了。
“吃什么？
”我问。
“苏打馒头吧。
”“好，我切肉。
”他从碗架底下摸出两根冻葱递给我：
“这年头没啥菜，我忘记带点榨菜来了。
”其实我们一直是很少能吃到蔬菜的。
饭后，我们谈起分别几天各自的见闻。
我无非是谈羊、马和根登一家。
他呢，从大队到公社，从公社到旗，谈了许多新消息：
民兵训练再有几天就结束；公社军管的换了个排长，又增加了几个新兵；秦晓从公社抽到旗里搞专案去了；小三在“会思”（蒙语：
肚脐。
这里是地名，大队部所在地）带着大家准备我队第一次春耕；宋岩和孟晓青准备去放一群新分出来的母羊，这也是我们极力争得的；接羔的季节快到了，人们正议论着在哪儿安扎春营盘呢……
这样聊了半天，他突然说：
“咱们杀一盘吧！
”说着就把棋盘铺开，并递给我一袋白子。
我把收音机打开，放在一旁，应战了。
照例他不是我的对手。
“再来一盘！
”“明天再说，十点了，睡觉！
睡觉！
睡觉！
”我学着电影里列宁的口气，一面就拉被子。
他跑出去把两个小狗抱进来，拴在门口，怕它们着凉，又出去拉上包顶，回来搓着手说：
“天挺好，就是干冷。
”
躺下后，我们又商量：
以后轮流每人放两天羊，再下两天夜，下夜的人早点儿起来烧茶，并负责内务。
“每天下一盘棋。
”他补充道。
然后又商量怎样让三匹马轮休，保存实力。
明天他骑“哈嘎斯”，我负责给“脑高”的脊梁上药，消炎粉带来了。
谈到这儿，我想起自己前天让“胡龙”摔个惨的，又兴奋地给他讲起来：
那天下午，我把羊群放在能看见的山坡上，回家喝茶，等喝完茶出来一看，羊已翻过山坡不见了。
我急了，立刻翻身上马，可是任你怎么打，马也不快跑。
这匹“胡龙”是个老家伙，每打一下，就像给它挠痒痒似的，甩起尾巴，把挨打的肌肉抚慰一下，四蹄的频率仍和原来一样。
它准在想：
“你打吧，我什么世面都见过。
”我真气坏了，两腿乱踢它的肚子，把马棒像雨点似的抽在它的屁股上，这才使它勉强改了一种较快的步伐跑起来。
谁知正在芨芨草丛里跑着，突然闪出一只野兔，把马吓得猛然往右一躲，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从左边掉下来了。
幸亏我牢牢拽着马缰绳，它惊慌地挣了两下，似乎立刻明白那是个只需一蹄子就能踢死的兔子，马上也就安静下来，又露出原来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呢，正落在一块冻牛粪上，把大腿硌得酸疼了半天，用蒙语骂着它“该死的”，心想：
“你到底还有没见过的世面啊。
”
我不知冯江华听没听我的故事，因为我讲完后，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也确实是太累了。
以后几天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他赢了我一盘棋外，几乎没有什么反常，就连根登丢的那几只奶牛也一直没有找见，老两口很着急，因为现在已经是奶牛开始下犊子的时候了。
那天江华放羊回来，说在南边芨芨草里看到一只死牛犊，根登一听就急了，追问在什么地方，江华也说不清楚，结果老头连茶也没顾上喝就出去了，在外边转悠了半天，天黑回来时说：
“那准是去年死的，肚里都被蛀空了。
”大家才算松了口气。
闹尔金仍然唠叨不已：
“白奶牛怀犊子，短角红奶牛也怀犊子，别是生在野外冻死了。
”根登直叹气：
“我的丹木登快回来吧。
”
我从输了江华一盘棋以后，就开始反抗他所定的“每天一盘棋”的规矩，他让了步，改为两天一盘。
倒不是怕他，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下去，我俩的棋术早晚会拉平的，只是天天下棋太费时间，他走棋慢，每天又挺累的。
可是江华从来不承认累，总说：
“咱们过得挺轻松的。
”“可也得看点书，学习学习，不能光下棋。
”“列宁说过：
只有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才会学习，何况咱们又不是没看书。
”我们之间常发生这类口角，而且我很固执，怎么说了，就非那么做，所以他是常常让步的。
但我心里非常感激他，他经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比我多双倍的工作。
几乎天天都是他去抓马，每次我去放羊，他总是嘱咐我骑马小心点儿，别摔着，然后又是捡粪，又是背冰，饭也做得可口。
每次他去放羊，也总嘱咐我：
好好休息吧，别出去捡粪，等等。
我很过意不去。
可是自己只捡两筐粪就感觉很累，因为我把粪筐装满，再把筐绳套在脖子上，就站不起来了。
他知道这种情况后，就更不让我去捡粪了。
再者，当时“脑高”背上的脓肿还挺厉害，不能骑，他那匹“哈嘎斯”不老实，我骑不了，只能骑“胡龙”，而老“胡龙”的体力比“哈嘎斯”差多了。
所以后来就成了江华放三天羊，我放两天。
我只能用“能者多劳”来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他压根儿就没有自认为是“能者”的念头，我们之间的谈话里，没有“谢谢”这个词。
大家都认为江华是个“乐天派”，这不光因为他对什么都不在意，总是乐呵呵的，还因为他太爱唱歌了。
他的嗓子确实很好，音色洪亮，宽广，男高音型的，他爱唱“江姐”、“水兵见到毛主席”，还会用阿尔巴尼亚文高唱“山鹰之歌”。
可是他有个毛病，不论什么场合，不管什么对象，他常常突然引吭高歌，有时擀着面条，就会对着案板唱起来，而且总挑几句自己喜欢的高调唱。
不过，对于这些我已经习惯了，每当他一唱，我也唱，可他旁若无人，总不同我配合，调子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怎么得意怎么唱，于是我也乱唱，跟他捣乱，这时他就不唱了，又去继续擀他的面条。
我们的生活很愉快，两只顽皮的小狗也常常给我们的生活中添加些戏剧性的调料。
有时，它们会半夜把拴它们的绳子咬断，偷偷跑到我们的被子上，舒服地蜷曲着，使我们感到肚子上或脚上沉甸甸的，引出各种恶梦来。
有时，它们自我解放以后，就偷吃各种东西，甚至为争食而残酷地撕咬，把我们从酣梦中惊醒。
有时，它们会左一摊屎，右一泡尿，把我们的包内卫生搅得一塌糊涂。
我气急了，好几次把它们关在门外，不准进包。
可是，每当它们在外面哀号，用爪子挠门时，江华总要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开门，说：
“我这回把它们拴牢点儿！
”其实他要不爬起来，我也会爬起来的，因为那小狗叫得太惨。
我从来以为狗只会勇敢地汪汪，没想到它们还会有到这种地步的时候，谁听了也会起恻隐之心，一年多的牧区生活，已使我习惯在“汪汪”声中安然入睡了，可在这种哀鸣中，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
每天放羊回来，羊又成了我们谈话的题目。
有几只弱羊，总跟不上羊群，我们只好常常挡羊群的驾，让它们等等弱者。
就这样，很快就认识了几只走在前面的壮健的羯羊和总掉队的病号。
我们凭它们的特点和毛色，分别起了名字。
“‘花尾’和‘短耳’真捣蛋，老带着一伙子羊乱跑！
”江华说的是两只大羯羊，有一只身上的毛色一块粉一块白的，肥大的尾巴全是粉红色的，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所以得名“花尾”。
那“短耳”号称羊群里的骆驼，又高又大，两只被剪过的小耳朵一动不动地竖在头顶上。
这两只羊常常为了几撮细密的牧草把别的羊顶得一个个翻滚儿。
我说“花尾”最肥，别看它不如“短耳”高，可比“短耳”长，脂肪也多，江华非说“短耳”最肥，“咱们打赌！
”他说。
真是信口开河，我们怎么能为争一个赌就把两只羊都宰了过秤呢？
江华又骂起“小老头”来，这是只最弱的羊，花脸，好像长着眉毛和络腮胡子。
“这家伙真赖！
一个人拉得远远的，怎么赶也不走！
”他说，“你打急了，它就往你的马蹄子前一卧，嘴里香喷喷地嚼着，用眼睛轻蔑地看着你，好像打死也不会站起来了。
后来，我索性抱着它上马，到了羊群中间就这么朝地上一扔……”“那怎么行？
这样折腾下去，非死不可！
”“死不了！
”我俩又争起来。
我们虽然都住在自己的包里，平时也常常到根登家去坐坐。
他们仍像待客人那样待我们。
闹尔金总要把茶再热上，然后就用脏头巾给我们擦碗，我看着她把碗在自己的头巾里转来转去，那盯着我们的眼睛好像在提示我们：
“这是对客人的特殊待遇。
”心里就不由得起腻，可总不能不喝口茶就走吧！
又见她往碗里放这放那，最后倒上一勺茶，就满得快要溢出来了。
她端着碗递过来，拇指扣着碗边，扎在茶里，等我们接过茶后，她又迅速地把拇指放在嘴里吮一下。
“他们这样怎么会不生病呢？
”我心里想着，嘴里总咽不下那茶水和拙劣的奶食品。
江华爱吃酸奶食，我就把自己的分给他去消灭。
老两口不大会做饭，有时我们蒸出包子，给他们送去，就能换回满满一碗奶食，这叫做“礼尚往来”，老乡们总不会让你给他们送东西的碗空着回来的。
一天，江华很晚才把羊赶回来，我正要招呼他来吃饭，却见他掉转马头，向东北方向的山梁跑去。
“你干嘛去呀？
”我大声问，没有回声。
等天完全黑了，才听到芨芨草扫着马腿的声音。
我出来一看，只见他正把一个白乎乎的东西从鞍上抱下来，小心地放在地上，然后又摘下马鞍，用手抚了抚马背上的毛，把马绊出去了。
“怎么啦？
”我问。
“没什么，‘小老头’走不动了。
”我们把“小老头”抬进羊圈，放在羊群中间，这才回来吃晚饭。
“明天不让‘小老头’出去了，我给它搂点儿草来。
”江华边吃边说。
外面起风了，野草飒飒，整个天空呼啸着。
第二天早上，江华把羊群放出圈后，回来伤心地说：
“‘小老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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