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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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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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现代医学在世界范围推广之前，各国都有与其自身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总体趋势是逐渐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医学在近代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也对中国近代医学格局的发微产生了示范效应。

　　―、日本废除汉医与近代留日医学生

　　公元513年中医被引进日本，称为“汉方医”，从此成为日本医疗体系的主流，“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

[1]（P548_533）后来，欧洲传教士把西洋医学带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影响远不及汉医深远。

到18世纪中期，日本也出现欧化之风，对西洋文化的崇尚必然冲淡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

　　明治维新伊始，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

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

其特点是:

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

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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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而在其后的军事对话中，中国又完败于日本，面对一落千丈的国势，光绪帝决定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

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东文馆,学习日文，同时派遗大批青年东渡曰本留学。

淸末以来，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

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不下于5万人。

[3]（pn3）在这5万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

　　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学习西医者。

1902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学生中，已有3名习医者。

1902年，鲁迅就是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P128）东渡日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弃医从文。

据李喜所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

1905年起,逐渐增加，1907年达到髙峰，其中千叶医专由于与学部签订招收中国学生办法，人数最多。

据1907年底中国留日医学生创立的医药学团体“中国医药学会”的调査，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95人。

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07年同仁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35人。

牛亚华的统计表明，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有163人，实际人数更o留日医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成立多种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不断进行学术交流。

1906年，千叶医专的留日学生组成“中国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医药学报》，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刊物介绍西医学、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医药政策、医学史、医药新闻及卫生常识。

次年成立的“中华药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专门协会，1909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通过章程,王焕文被推为会长。

协会仿照《曰本药学杂志》的体例，创办药学杂志。

诚然，在20世纪之初，日本医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欧美医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

大批留日归国学生是构成这一群体的最基本部分，因为从留学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留日学生远远超出欧美留学生。

　　二、留曰学生与近代医学事业——以汤尔和为例

　　清末的留日医学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医学的熏陶，不论在医学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中，已经打上了西方医学的烙印。

中国早期的西医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业者，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的又占绝大多数。

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以后，活跃于教育界、医院、研究所，并在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教育、医药卫生政策、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贡献良多，汤尔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汤尔和（1878-1940），浙江杭州人。

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

1915年起历任中华民国医药学会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汤尔和是留日医学生的代表人物,这里以汤尔和的个人经历为典型，略述归国医学生对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一）领衔创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

1912年10月，汤尔和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

学校草创之初，教职工仅9人，首批学生72人。

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800元。

然而，汤尔和等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惨淡经营十几年。

该校从小到大，规模曰盛，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直至北京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共为国家培养出1166名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二）倡导人体解剖、制定《解剖条例》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

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

然而在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形成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

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程只是形同虚设。

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因此，他敢为天下先，亲自起草解剖条例，向政府力陈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请求公布《解剖条例》。

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初次呈请并未获准。

汤尔和又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

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

”[7]由于以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中国医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

　　（三）组织学术团体、推动医政改革1915年8月，汤尔和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

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会，推举汤尔和为会长，并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

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

”W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

1922年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编著或编译了一系列我国自己的医学教材。

他本人不仅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断从事医学研究。

1921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医学教育，曾在柏林大学解剖学及生物学院做访问研究，在德.国著名学术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i.f.mikr.Bd.（1922,96）发表两篇论文，很快即被组织学名家所引用。

　　毫无疑问，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不遗余力，卓有建树。

他的生平及经历反映了大部分留日医学生相同的人生履历。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废止中医

　　日本废除汉医同样给中国医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和海归派废止中医倾向的产生，这场论争是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战的前奏和预演，而废止中医思想的出炉，左右着中国近代医疗政策的确立，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演变的主题和走向。

　　早在1卯0年左右，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医界已成为时髦之语。

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

严复认为：

“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

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

”[8]（P7D）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

“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9]（P1D）。

　　梁启超更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同时否定。

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

”[WKP47>，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丨”[1GKP49）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1WP5（））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被西医割错肾的遭遇，为西医作辩护。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更加高涨，虞和钦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怪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指出：

“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

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

”[11]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中更是对中医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

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12]（P538）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

他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虽没有梁启超等人那样组织医学善会以倡西医的实际行动，但对中医的鄙薄和对西医的崇尚是十分坚决的。

他对中西医的言论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

　　故河间、舟溪、冬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

”在给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称“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于中医之一笔抹杀”。

[14]（P146）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十分偏执，以至于临终死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

　　在政界和医界，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影响最深的人物要数汪大燮、汪精卫、褚民谊、余云岫和汪企张。

这些人物都是海归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要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

　　汪大燮1903年（光绪29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

后担任教育总长，他有强烈的废弃中医倾向，其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实出一辄。

1912年民国肇建，医学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议事日程，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学校令，陆续颁布以后，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这次制订学制就是以日本体制为蓝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的。

1914年北京开业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国民伊始，身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更是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

[15]（pm）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汉医。

汪精卫是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

汪氏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曰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褚民谊虽然没有留学日本，但极力主张废止中医,论点与汪精卫相同，也是汪最亲密的同僚，其人是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重要决策人。

　　余云岫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

早在1914年就作《灵素商兑》，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

其后，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视为我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

他钦羡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全盘西化，主张“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

[16]（P282）髙喊医学教育必须仿效日本，而后来所71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瘅碍案》中所列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办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

　　汪企张是余云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主张废止中医的急先锋。

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1925年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并任书记。

著有《二十年来中国医亊刍议》,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

[17]（1>2（>（））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虽道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的先兆。

　　淸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归国者中，许多人主张把先进国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其本意盖出于科学救国。

但废止中医的政策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医学界的诸多差异,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盲目照搬数十年前日本施行过的办法，实际上陷人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

尽管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在当时从数量上来说为数不多，但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不小。

应该说,他们对待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在近代中国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虽然废止中医思潮和运动因为中医界的抗争而被迫中止,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医采取的歧视与限制政策。

中医界也确存受到了排挤与打击，在近代的发展因此变得步履维艰。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日本废止汉医以及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群体的形成,是蕴育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争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和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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