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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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了解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
（二）方法与过程：
梳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培养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热爱。
【教学重点】
掌握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
。
【教学难点】
内容的时间跨度大，信息量丰富。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概述
散文这个名称，随着文学的发展，它的含义和范围也在不断的演变。
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
现代的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
近年来，由于传记、报告文学、杂文等已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体，所以人们又趋于把散文的范围缩小。
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
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
二、散文的分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
（1）叙事散文：
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
（2）抒情散文：
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
（3）写景散文：
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
（4）哲理散文：
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
三、散文的主要特点
（一）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
可以叙述事件的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
“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二）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三）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所谓优美，就是指散文的语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行文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
所谓凝练，是说散文的语言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寥寥数语就可以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场景，显示出深远的意境。
散文力求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人心脾。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
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四、散文的鉴赏技法
散文鉴赏，重点是把握其“形”与“神”的关系。
散文鉴赏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读散文要识得“文眼”。
凡是构思精巧、富有意境或写得含蓄的诗文，往往都有“眼”的安置。
鉴赏散文时，要全力找出能揭示全篇旨趣和有画龙点睛妙用的“文眼”，以便领会作者为文的缘由与目的。
“文眼”的设置因文而异，可以是一个字、一句话、一个细节、一缕情丝，乃至一景一物。
并非每篇散文都有必要的“文眼”。
（二）读散文要抓住线索，理清作者思路，准确把握文章的立意。
线索通常有以下几种：
⑴以事物的形象为线索，如巴金的《灯》；⑵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如杨朔的《荔枝蜜》；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⑷以空间顺序为线索，如朱自清的《绿》；⑸以人物活动为线索，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6）以事理为线索，如唐韬的《琐忆》。
结构是文章的骨架，线索是文章的脉络，二者是紧密联系的。
抓住散文中的线索，便可对作品的思路了然于胸，不仅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且也是对作者谋篇布局本领的鉴赏，从而透过散文的“形散”的表象抓住其传神的精髓，遵循作者的思路，分析文章的立意。
（三）注意散文表现手法的特点，深入体会文章的内容。
散文常常托物寄意，为了使读者具体感受到所寄寓的丰富内涵，作者常常对所写的事物作细致的描绘和精心的刻画，就是所谓的“形得而神自来焉”。
我们读文章就要抓住“形”的特点，由“形”见“神”，深入体会文章内容。
（四）注意展开联想，领会文章的神韵。
注意丰富的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到虚，这样才能体会到文章的神韵，领会到更深刻的道理。
（五）品味散文的语言。
散文的一大特色就是语言美。
一篇好的散文，语言凝练、优美，又富于哲理、诗情、画意。
体味散文的语言风格，就可以对散文的内容体味地更加深刻。
五、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1、第一部散文集《尚书》
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
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
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
《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
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
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
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
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
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
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
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
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
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
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
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
《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
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2、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
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
《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
《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
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
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
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
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
荀子散文特点：
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
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
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
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3、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
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
《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二）两汉
两汉时代，散文进一步发展。
1、史传文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
（1）《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贡献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
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
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
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②《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
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
《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
《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
《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③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
《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
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
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
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
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
《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
司马迁是反天命的。
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
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
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
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
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④《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
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2）《汉书》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①《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
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
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
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②《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
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
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③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
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
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
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
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
《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2、政论文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
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3、赋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
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
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
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赋以铺叙事物见长，继承了《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称为“大赋”。
大赋是对东汉以后抒情为主的“小赋”而言。
大赋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
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其他代表作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
小赋是汉代后期继大赋后出现的新体赋，至六朝而盛行。
多为抒情作品，篇幅较小，少用典故。
至唐宋，进士考试科目中的律赋亦称小赋。
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
第二课时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骈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
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
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
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
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
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
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
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
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
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
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
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
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赋家是庾信，代表作《哀江南赋》。
（四）唐宋时期
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
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
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古文运动
背景：
文学因素：
魏晉以来骈体文盛行，其內容空洞，远离实际。
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国勢日渐衰微，士子文人想恢复大唐国风、重振国家势力，于是从古代的思想、文学中找出可以改变当时社会的精神价值----儒家思想与先秦两汉散文。
古文：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更为实用、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愈：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
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
柳宗元：
字子厚，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
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
卒后追谥文忠，后人也称为苏文忠公。
王安石：
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後人称王荆公。
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
曾巩：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
”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後，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
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五）元明清时期
本时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
元代散文园地寂寞，缺少名家和名篇。
明代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是当时散文的主要作家。
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
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
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
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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