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求人怪圈图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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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求人怪圈图景

中国式求人怪圈图景

　　做人易，办事难，办成事难上加难。

“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织成一幅中国式求人怪圈图卷”。

　　图景一：

　　民生艰辛，不求人寸步难行

　　下跪求治污染反衬民意无力。

据《南京日报》2014年4月27日报道，柴米河位于淮安市清浦区，近几年来，由于污染严重，原本清澈的河水逐渐变成了“墨水河”。

4月25日上午，政风热线走进淮安，开展了“反四风、树五德”的联动直播活动。

淮安市环保局、交通局、住建局及城管局四个部门现场接受群众问政。

住在河边的陈女士带着一瓶河水走进了直播现场，并当场向环保局局长下跪，请求尽快治理柴米河污染问题。

当她“下跪求治污染”时，官员的回答是“不知情”，竟然说“我们清浦区居然有这样的河，这个事情作为我来说，确实之前不清楚”。

当居民用“下跪求治污染”时，如此极端的求人方式，是民意的无力，或者说民意在权力者眼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为女儿上公立学校妈妈给教育局下跪。

据新华网报道，2012年6月13日，深圳市南山区2012年小学一年级招生结果公布后，引起了部分家长不满。

6月14日，南山区近百名小学生家长陆续来到南山区教育局信访大厅，排队等候信访接待。

其中一位妈妈带着女儿跪在了南山区教育局信访大厅，要求教育部门将女儿安排在公办学校上学。

据了解，来这里的学生家长大都是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其诉求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认为自己的孩子符合就读公办学校的条件，不愿意就读民办学校；二是愿意就读民办学校，但对民办学校收费心存疑惑。

“跪求”学校的母女属于前者，这位妈妈本人是深圳户籍，在南山区一所著名的公办学校附近租房居住，而其女儿不是深圳户籍，根据深圳市教育部门制定的积分申办公办学位制度，女儿将入读就近的一所民办学校。

但妈妈希望女儿能入读公办学校，因此才出现了“跪求”的一幕。

　　患者手术等四天送红包第二天就做。

据《城市信报》2010年7月30日的一篇《医疗红包新闻调查》报道，戴女士刚住院时，医生说很快就能进行手术。

然而等了四天也没接到手术通知。

戴女士急了，答应了的怎么又不给安排了呢？

想来想去，家人们想到了送红包。

“300块钱，送给了主刀大夫，第二天就安排了手术。

”

　　高校评职称潜规则有钱送不出还着急。

据媒体报道，2012年5月2日晚，湖南警察学院警体教学部主任、2011年度湖南省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刘一兵居然在宾馆高调“开房收钱”。

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开始，评委名单刚定，全省参评教师即获悉，疯狂送钱活动开始。

2012年体育专业评委刘一兵教授为方便老师送钱，在宾馆开套间并广而告之，一时门庭若市。

据称，向另一个教授送礼时人太多，有人因“没送进去，十分忐忑”。

湖南教育厅已终止刘一兵评审专家资格。

而此案并非孤例，在历年的各种职称、奖励、科研项目的评审、评估过程中，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一些人为评上教授需要送礼10万元，副教授则需要三四万元。

　　教育红包渐升级没三四万拿不下。

据新华网北京2012年9月10日报道，每到教师节，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演变为两难的道德考题。

记者在上海、江苏、辽宁等地调查发现，在一些热点中小学，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怎么办，双方均患上“红包”焦虑症：

理想教育的天平承载不了越来越重的红包。

教育红包如同癌细胞逐渐扩散侵入教育肌体。

“送和不送真不一样！

”家长苏先生分析给老师送红包的诸多好处。

“很多教育资源都掌握在老师手里，比如评三好生、当班干部，特别是小升初推荐优秀生。

要想老师青睐自家孩子，和老师处好关系很重要，而每年的教师节就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

　　商贩车子被没收当街向城管下跪。

2013年11月，一组照片热传：

唐山一名商贩向城管执法队员下跪。

当天，城管杨大成带领两名执法队员再次对此处占道经营者进行治理时被路人所拍。

实际情况是执法队员依据相关条例，准备将经营者的经营工具实施登记保存，张姓女商贩上前把住三轮车车把，跪在车前，阻止执法队员执法。

过往群众也纷纷对女商贩进行劝说，在商贩口头承诺从此不再占道经营后，执法人员准予她离开。

此前的2013年4月，在湖北武汉，面对被没收小车的商贩突然下跪，武汉城管执法队员则果断回跪。

城管和商贩“对跪”一分钟，引发网络轩然大波。

　　图景二：

　　利益交换，求人成权钱交易

　　求南勇放行转会著名国脚也须送礼。

2012年4月，原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铁岭中院出庭受审。

南勇涉及犯罪事实17项，共计148.9万多元。

在案件中，还出现了不少耳熟能详的足球界人士的名字。

著名国脚郑智为了去国外踢球转会，曾给南勇送手表；前女足主帅李霄鹏为了参加培训，曾给南勇送物品。

　　高考过不了交2万“点招费”录取。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涉案数亿被调查，搅乱了大学招生的“一池春水”，引发了公众的腐败猜想，舆论矛头纷纷指向自主招生，认定这是高校腐败的又一个大漏斗。

自主招生之外的招生腐败也一直都在上演，比如点招，就是指由高校点名招收、未上学校分数线的考生，但其分数一般过了省控线，如果能拿到高校的“点招”指标，依然可以被正常录取，点招进来的学生与正常录取的学生没有任何差别，录取通知书也是相同时间寄到，学籍都是一样。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张怡就是一名典型的“点招生”。

张怡现在是武汉某学院的大一学生，她去年高考成绩是395分，而湖北省专科录取线是360分，学校的专科分数线是420分，结果她没有被直接录取。

最后，交2万元“点招费”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用张怡的话说，如果家人没有招生办这层关系，她就不可能有点招的机会，只能再复习一年。

　　女律师为获案源甘愿当法官情人。

青岛市中院原副院长刘青峰因受贿被判四年，他的两个律师情人同时被捕。

这其实在法律界并非个案。

很多律师为了案源，不得不主动和法官搞好关系了，请客送礼，个别女律师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砝码。

在原重庆市高院乌小青案中，美女律师胡燕瑜也被查出是其情人。

　　图景三：

　　不但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

　　媒体采访负面新闻官员欲封口并下跪。

2012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智慧在河北沧州南皮县采访时遭阻挠，当地官员薛文远欲拿钱“封口”，遭拒绝后，将徐智慧扣留。

“如果摆不平记者，徐智慧走了，我就死了。

”记者无论怎样解释不做有偿新闻，不收封口费，对方仍不罢休，反而认为嫌钱少，放在桌上的现金越来越多。

期间，该官员还多次声称要下跪！

　　害怕被牵出刘志军花巨资“捞”人。

据报道，刘志军从1997年至2010年，长期利用职权运作铁路工程项目，包括干预招投标。

刘志军涉嫌的多项问题，均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又名丁羽心）有关。

刘志军曾让丁书苗“捞”铁道部落马官员何洪达，丁为此先后花费约4400万元，不过被骗。

据检方指控，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间，刘琳等人以帮助何洪达疏通关系、获从轻处理为名，虚构自己为办此事花费巨额资金的事实，骗取丁书苗及其女儿侯军霞4000多万元。

　　“跑部钱进”四处求人地方官员也很无奈。

广东湛江钢铁项目正式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湛江市长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

为何激动？

因为从市委书记到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在国家发改委各部门间来回“拜访”，四处求告。

地方官员进京“跑部钱进”，其实也是被逼无奈，人家跑，你不跑，项目轮不到你头上。

　　当求人成为一种习惯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中的山东代表团会议上，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厚健与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有着相同的苦恼。

麦康森院士感慨，如今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加大了，但是经费使用效率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

究其原因，政府职能过分集中，一些部委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逼得科技工作者跑关系、要项目。

一些功成名就的学者也要忙着找关系，没有时间做研究。

为了跑课题，人情网、利益网越织越密，发生的腐败案件就越来越多。

周厚健代表接话说，办事要找关系司空见惯，因为有些权力太大。

有些事情不需要批准，也要去审批；不需要备案，也必须备案，这种现象很普遍。

　　这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目前非常关注权力机构的调整问题。

周厚健举了个例子，海信集团曾有一次为了开展一个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

原因在于海信是国有企业，尽管不是一个效率太低的公司，但需要在国内到处找人报批，一拖就是13个月。

　　还有一次，包括周厚健在内，海信集团四位老总为四件事情跑了近两个月，没办下来。

他本来“很不愿意告状”，但是在权力部门面前确实无能为力，很气愤地去找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事情很快办完了。

他很不理解，求了市长就提高了效率，那么该部门之前干什么去了？

　　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处处求人，何况普通老百姓。

做人难，做一个中国人更难，做一个要办理各种手续、证件的普通中国人更是难上加难。

生在中国，要办的证还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八十多种，有些证件令人抓狂。

比如，公民要提供自己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买房时要提供首次购房证明，结婚时要提供单身证明，上班时要有上岗证，不上班了也要办下岗证或者失业证，人老了要办老人证、离休证或退休证，人死了更麻烦，除了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以外，还要办理火化证、安葬证，已经老了但还没死的时候要每年提供一次生存证明，这是因为政府担心有些人恶意骗取社保金。

　　其他的求人就更多了。

比如，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

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

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

中国人迷信关系好办事，身处这种环境下，不求人是寸步难行。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做这样认为对的事：

在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求人行为，几乎成为国人生活中的常规。

如果不给老师、班主任送礼会有什么“危害”，很多人感到很后怕；作为患者是否一定要给医生、特别是主刀医生送礼，如果不送红包是否会存在什么“危害”或曰“风险”？

很多人感慨，为这么多人情世故所累，活得可真不轻松啊。

　　严格来讲，求人也是一种腐败行为。

因为，医生手中有权，给了红包，手术能做得更好，否则就免谈；驾校教练手中有权，可以教得更细心，多安排练习时间；教师手中的权力，至少可以把家长的孩子提拔为班干部。

这些在以往被老百姓斥为“走后门”的事，现在已经集体无意识，甚至熟视无睹。

被人求被视为强者的标志，求人几乎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这幅图卷背后有着现实的文化与制度根源。

　　人情文化

　　中国式求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能仅仅将其当做一种感慨。

在国人眼中，有些求人并不丢人，而是一种面子、一种人情。

中国人是讲人情、讲礼数、讲交情的，在这个范畴内办事从来都与程序、制度无关，只关乎人情网是不是够广，社交手腕是不是够灵，方法够不够变通。

　　这些求人者和被求者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腐败。

现在中国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有很大部分是求人文化培育出来的。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的工作对你的某个亲戚朋友有帮助，就一定会有人来找你帮忙，帮忙本身很可能就是腐败的开始。

只要你是用工作之便在为人帮忙，那么不管你是不是当官的，都有可能在腐败。

每个贪官收钱的时候不是在帮别人的忙？

还有很多时候是属于小事，要是你不帮就得罪人，但是这种小事多了，人还能不腐败吗？

一次两次，从小到大，到最后彻底腐败，实在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当然，你地位低下的时候，没人求你，肯定不会有腐败，但是只要有机会，小腐败变成大腐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探究官员腐败，贪官堕落有自身内在因素，但更是环境、社会、制度等诸多客观因素作祟。

从很多贪官腐变的轨迹可以看出，大多数贪官开始贪腐，很多都和中国式求人有关。

若没人求他们，用“礼品”换取官员手中的权力，达其求人之目的，这些官员怎么会成贪官，最终敛财聚财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求人的背后是“人情”，中国人讲“情理法”，情永远在法前面，中国人都脱离不了人情这一关，这已经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痕迹，很难消除掉。

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们，有几个人愿意做那样的清官？

一般来说，老百姓会念你的好，但是你的亲戚朋友都会远离你。

何况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说什么做清官难，就是你想做个正派的一般工作人员都难。

除非你的工作，对你周围的人来说没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

否则就一定会有找你帮忙的人。

在中国，要做一个严于律己的人真的太难，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做这种人就要将亲戚朋友乃至同事上司全部得罪，有谁愿意？

　　所以说，要铲除腐败，首先就要对中国的人情文化下手，用规则文化来战胜人情文化。

　　制度缺位

　　中国求人文化泛滥，反映出这种关系超越法律法规而存在于社会中的，这其中折射出的便是制度的缺失与漏洞。

西方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西方社会中的关系绝不会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

西方社会中，法律、规章制度等永远高于一切，那是一种社会契约，没有任何关系能够超越。

　　反观中国，法治不能对社会秩序起到足够的调节与控制作用，权力还留有阳光照不到的阴影，这便给人情关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给求人与被求开辟了市场，让关系超越了规则，进而成为左右社会秩序的潜规则。

人们遇到什么事时，更多的时候想到的是找关系、求人，而非靠正规透明的途径。

　　因此说，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要看到改革的迫切。

从制度根源上来说，求人的泛滥，与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不到位，导致权力在一些人手中变成了交易的工具。

权力的滥用、优质资源的配置公开透明不够，导致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权力和实惠。

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给民众造成麻烦，导致他们不得不求人。

　　这种中国式求人是游离于规则、制度甚至是法律以外，是权力的灰色地带，是身边腐败滋生的沃土。

任其发展，只能会使照章办事成为边缘，找关系、求人成为主流。

这就侵害了很多普通百姓的权益，因为他们没有去结交求人办事的资源，更没有求人找关系的这种熟人网络，所以，他们的生活中会遇到“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这就使得求人从捡便宜转化为不吃亏，最终形成中国式求人的大气候，使得规矩没落为可有可无。

　　总之，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终将推动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

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

因此，破除中国式求人需彰显法律和规则的尊严，需要让法律成为共同信仰，需要管住权力，如此，我们才不会陷入处处求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