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边城》之天地运行生生不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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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边城》之天地运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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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运行，生生不息”
——从《边城》看湘西世界“生”的精魂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
许多人读了这句话以后就毫不犹豫地认为《边城》是一部悲剧。
“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既然事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
然而，我更愿意把《边城》看成是一部吟咏“生”的颂歌。
这个世界“美丽得让人忧伤”。
这里有悲哀、有悲伤，有所有本不该由这些良善而素朴的人们应该承担的悲剧。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损伤这个世界的美丽。
《边城》的世界自始至终都是美丽的，因为无论命运安排了多少的不幸，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都没有丢失过“生”的气息——对于“生”坚定的信仰，为了“生”执着的努力。
“天地运行，生生不息”，其实不仅仅是《边城》，应该说沈从文的整个文学都是“生”的文学。
惟其有“生”，他才能够在湘西，这片浸透了悲剧的土地上，写出清澈的流水、翠绿的修竹、婉转的莺啼；惟其有“生”，他才能够在命运注定的不幸与灾难中，写出老船夫、翠翠、二老、顺顺这些读之即能够让人的心既感动又“柔软”更“硬扎”的人物；也惟其有“生”，他才能够最终回归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所蕴藏的那种坦然、坚定、执着与勇毅。
一部《边城》，一片湘西的土地，向我们诠释了“生生不息”所包含的所有的深意。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像一张大网笼罩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逃脱不了宿命般的悲哀；然而“天地有大德曰生”，在这悲哀中，却永远有着不可断绝的“生”的精魂。
《边城》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
”
一、“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老船夫实在是《边城》中一个令人感动的角色。
这里称之为“角色”，或许有点儿强为之名。
因为恐怕沈从文并不认为老船夫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像老船夫这样的人，在湘西不仅是实有的，而且还有千千万万。
而且只有湘西这块土地才能够孕育这些“硬扎”、“结实”的人；也唯有这些“硬扎”、“结实”的人，“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
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拉渡船的生活是平凡的、单调的，甚至可以说平凡到了琐屑、单调到了无味。
但这平凡、无味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无意义、无价值的。
所谓“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再平凡、再单调的生命也是庄严而沉重的。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且必须担当起自己生命的重量。
人不能以生命的平凡、单调为借口，推卸掉自己应该承担的一切。
“生”就意味着一种担当，“生”就意味着一种不可摆脱的重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从更大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上来讲，人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在于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像老船夫这样“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人，他们沉默地却又是严肃地担当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历史。
老船夫在碧岨溪上拉了五十年的渡船，何尝又不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硬扎”、“结实”地拉了五十年的渡船。
仔细读《边城》，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多次写到老船夫手的动作。
有人来向翠翠提亲，“老船夫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很惊惶的搓着两只茧结的大手”。
祖孙二人提到翠翠死去的母亲，老船夫眼中酿的一汪眼泪让翠翠又惊又怕，“祖父不做声，用大手掌擦着眼睛，小孩子似的咕咕笑着，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
”当他要对翠翠讲傩送二老的“笑话”时，“用拳头把自己脚重重的捶着，且笑着：
‘翠翠，你人乖巧，爷爷笨得很，说话得不温柔，也莫生气’”。
而当顺顺告诉他“老伯，我们谈的那件事吹了吧，天保大老已经坏了”，老船夫的反应也是“两只眼睛红红的，把手搓着。
”
当老船夫遇到一切需要他去面对、去承担、去努力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内心的活动总会体现在他的手上。
不知道这一些细节是沈从文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点到，但无论怎样，老船夫的这些动作都是值得我们揣摩的。
其中的深意，用老船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敌得过五座碾坊”。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生”都是有责任、有重量的。
我们比较一下，面对“生”时，老船夫的“搓手”和另外一些人的“拍脑袋”，恐怕我们不难掂量出谁的“生”更有分量，谁的“生”更配得上称之为“生”。
我们固然可以把“拍脑袋”解释为求助于理性，但是这种抽象的理性也往往易于沦落为一种逃避与推卸。
伴随着“现代”而来的“阉寺性”，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归结于这种对“理性”的迷恋乃至依赖，让人们丧失了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雄强进取”的行动。
这种用概念、用名词取代生命庄严而切实的行动的做法，发展到了极端就会成为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
然而对于老船夫来说，他从不求助于“拍脑袋”，想出几个抽象的、别人灌输给他的、连他自己都不大明白的名词来为自己开脱。
他相信，人必须得到“一生中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即使老的去了，也应该“再来让那个年青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应该接受的那一份幸或不幸，才合道理”。
这就像他对傩送二老所说的：
“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分上的都拿过了……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应当好好的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
“生”而不逃避对于“生”应有的责任，“生”而尽够为了“生”应有的努力，这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在平凡、单调却痛苦、艰难的历史长河之中繁衍生息的支柱。
而比这更能够看出“生”之“硬扎”，“生”之“结实”的，还在于这种责任与努力不仅仅是指向个人，而是扩展到更大的天地之间。
无论是顺顺的“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水，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还是老船夫的“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这都是一种更大意义更大范围上的承担。
这当中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拼搏在辰河上的那卅万水手，“他们担负了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土地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
可以说，正是这种不逃避、敢承担的精神，而且不仅是为了自己，更为了那些与自己一样共同默受命运的曲折、苦难的人，造就了这片土地上“硬扎”、“结实”的人，更造就了我们这个“硬扎”、“结实”的民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的确是一种担当；但是“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担当呢？
两者都是为了“生”而承担起“生”的重量。
当老船夫过世以后，翠翠对人讲到，“他管船，管了五十年的船，尽过了责任”，这正是对祖父的一生最大的颂扬——一个渡船人用五十年如一日的摆渡生活，向世人证明了“生”之重，以及为了担当这有重量的“生”而应有的“硬扎”、“结实”。
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有人说翠翠是湘西世界的“精魂”，这是不错的。
但对于“精魂”所包含的内容与意义，却大有不同。
诚然，翠翠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美丽湘西的精灵。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直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个出场实在是太美丽了，但正因为它太美，反而掩盖了翠翠更能够展现“生”之“精魂”的地方。
小说中有一串细节的刻画，是不应该被我们忽视的。
在“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时，翠翠会把小竹做成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蓝蓝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且“为了想早早地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当翠翠一天天长大，“她又是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
当听到两位妇人在议论二老是要碾坊还是要渡船时，翠翠会心中忐忑不安地想“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
甚至于当二老同他讲话时，她也是“脸发着烧不作声，心中却仍在想：
‘碾坊嫁妆，稀奇事情咧’”。
一个女孩子，特别是一个还保留着单纯与质朴的女孩子，所应有的一切对爱的梦想、憧憬、懵懂与羞涩，在翠翠身上都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翠翠未必懂得“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甚至说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些玄虚的话语。
对翠翠来讲，自然的“长养且教育”。
“茶垌人的歌声缠绵处”，足以焕发出她对于爱最真挚、最自然的情感。
她会“采一朵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她会“欢喜看扑粉的新嫁娘，欢喜述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欢喜听人唱歌”。
她见到傩送二老来送酒，“觉得好像是个熟人”，却又“不肯把这人想到某方面去，方猜不着这来人的身分”。
祖父“说着那个可怜的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道那个可怜的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
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看到自然而灵动、飞扬而流淌的爱的气息。
应该说，这种爱并不局限于爱情，而是源自于生命在没有被压抑、扭曲、框范之前的对一切美好的事物天然的、执着的向往以及由此而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流淌的生命的活力与生气，在近乎宿命般的灾难面前，将会立刻转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毅顽强的、强劲韧性的生命力。
因此，真正让翠翠配得上被称为湘西世界的“精魂”的，不仅仅是她的“自在状态”，而是她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所造就的那种在接踵而至的、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生命的韧性与承载力。
其实当翠翠“弄明白，人来做媒的是大老”时，她的命运就已经同灾难紧紧地缠在了一起。
老船夫“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心中有了一点隐痛”，这谶语般的感受已经预示了将要降临的悲剧性的命运；但翠翠呢，“仍然剥她的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而且很快就“依然是个快乐的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儿玩”。
翠翠的命运的确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从一开场就被翠翠的这点儿“从容”、“快乐”，冲淡了、调和了。
不久就是大老的死。
尽管从此“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但是“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一切依旧”，生活并不因此而中断。
接下来就是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訇的一个炸雷。
翠翠在暗中抖着”，“祖孙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雨声、雷声。
但无论如何大雨，过不久，翠翠却依然睡着了”。
翠翠由惊恐最终安然入睡，正应证了这天傍晚老船夫说的话：
“怕什么？
一切要来得都得来，不必怕！
”
灾难之所以能够摧毁人，并不在于灾难本身有多么可怕，而是人在它的可怕面前退缩了。
说到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强健的生命力，就能够承担一切命运的不幸。
这种默默的承担，并不是懦夫似的逆来顺受，而是强者般的、充满韧劲的抗争。
因此，当祖父过世后，翠翠虽然会在过渡人问起她的祖父时，以及黄昏想起祖父时，“觉得十分凄凉”，“但这份凄凉日子过久一点，也就渐渐淡薄些了”。
而且杨马兵与翠翠“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溪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湿土里可怜祖父地旧事”，翠翠还会因为那些她从前不知道的事情，“心中柔和”。
翠翠成为了碧岨溪上的拉船人，她看见人们捐钱，明白这些人“怜悯与同情意思，心里软软的，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背”，唯有强者能够勇敢坦然地接受老天不幸的安排；“拉”，唯有强者能够在灾难中依旧坚持为了生而努力。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翠翠活下去，既不是有臆想的希望，因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但她也不放弃走向明天，因为“也许明天回来”。
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同”。
“过客”的精神在这里似乎得到了另一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扩大与升华。
为了臆想的希望而生与为了臆想的绝望而死，同样是懦弱、干瘪的人作出的愚蠢的选择，同样不能够带领人们最终走出灾难。
为了希望而生，是不敢面对现实的灾难，用自欺欺人的谎言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一旦这个希望落空，人就可能彻底地丧失一切活着的支柱。
反之，因为绝望而放弃生，是自己屈服于现实的灾难，用玉石俱焚的手段为自己的怯懦寻找一个解脱。
唯有为了“生”本身而生，面对灾难而非逃避，承担命运而非屈从，人方可在灾难中坚定地踏出一条生路。
不仅仅是翠翠，其实整个湘西，乃至我们整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在这种既不为希望所欺骗、又不为绝望所压倒、脚踏实地的精神支撑下，艰难却有坚韧地走出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延续着几千年的传奇。
翠翠，这么一个美丽娇羞得让人忧伤的女孩，却最终给了人一种生命的蓬勃活力以及为了这生命而应有的一切顽强、勇毅与韧劲。
三、“人是必须死的”
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这固然不错。
但实际上，不知死同样不能知生。
“死”并不是对“生”的反叛与消灭。
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死”教会了我们如何“生”，如何好好地“生”，如何认真严肃地“生”，从而能够在“死”真正来临之际坦然地说对自己说，自己这一生无愧于“生”。
“死”其实是始终笼罩着《边城》的阴影。
就在翠翠被祖父落在河街时，“落日在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银色薄雾。
翠翠望着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
‘假若爷爷死了？
’”祖父自己也似乎早就意识到了死之必至。
他曾经坦然地对二老说自己“不久就会躺在这冰凉的地上喂蛆吃”。
而当翠翠问祖父“爷爷，我一定不走，可是，你会不会走？
你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
”，这时“老船夫不做声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类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痴痴的看望天南角上一颗星子，心想：
‘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吧？
’”
“死”，已经成为了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的终究要到来的事。
但是祖孙二人都不因为这必然要来的“死”，打破生活本来的宁静。
其实，祖孙二人对于死的这种宁静，也是湘西人的品格。
湘西人对死并不畏惧，因为他们对于死太熟悉了。
《从文自传》就为我们描写了一场场“古怪”但却让湘西的每一寸土地浸透了血污的杀戮——“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
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
“晚上过堂时，常常看到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丝骨。
这刑法是垫在一块方铁上执行的，而时下左右就可以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
又用香火熏鼻子，用香火烧胸肋。
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把脚扳断。
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
”……
湘西，绝不是一块世外桃源。
在这里，死亡不仅迫近，而且死亡的恐怖到了可以被称“古怪”的地步。
而在《湘行散记》中，我们更看到了卅万随时随地可能来不及留下一句话就被河水卷走的水手。
就是在《边城》中，那被人称为“水鸭子”的天保大老，也是“什么都来不及说”就“坏了”。
很奇怪，这里的人会用“坏了”这个词，似戏谑其实严肃，似哀叹其实坦然。
如果要把这种“死”与“生”的关系看得更清楚，我们不妨把视野从《边城》扩大到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去。
对于死亡，有急迫近身之感的人中，湘西的妓女们恐怕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但是我们万万不要忘记，在这之前，沈从文还写了一句话：
“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
命运注定了这些妓女们活着就是为了承担不幸，但她们仍旧在这不幸中坚持到了最后，方可咽气，其中是对“生”怎样地执着！
而比妓女们离死亡更近的就是那些水手了。
沈从文说水手们的歌声是“诗”，“在这些歌声中我的心皆发抖”，“使我灵魂轻举”。
歌声是美丽的，但唱歌的人的生活确实凶险的。
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活得“像人”，活得“配人”。
“他们也不高兴，为了船搁浅，为了太冷太热，为了租船人太苛刻。
他们也常大笑大乐，为了顺风扯篷，为了吃酒吃肉，为了说点粗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
一方面，水手们对于“死”是坦然的、不畏惧的，当死来到时“躺在空船里或者太阳下死掉了，一生就算完事了。
”他们周围的人对于“死”也是从容的，“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死”的无所谓、甚至漠然并不意味着对于“生”的无所谓。
当“死”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在严肃地、庄严地、勇敢地“生”。
这种死的畅快与生的沉重在水手们身上统一了。
或者说正是因为死也许就在生命的下一秒，所以人才应该且必须认真地活这一秒。
正因为死实在是太平常了，所以活下来反而成了一种幸运。
但是人又必须以自己为了生而做出的一切努力来证明自己对得起且没有辜负这份幸运。
因而，沈从文会说“体会水手们在工作上与饮食上的勇敢处，使我在寂寞中不由得常作微笑。
”
命运总会安排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死去，但是在这一刻这一点还没有到来之前，人应该“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儿应有的一切努力”，这样“才像一个人，配一个人”
或许湘西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连这片土地上的畜牲也俨然懂得“生”与“死”之间的意义。
就像那吊脚楼下的小羊的叫声，“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小畜生命不明白只能在这个世界生活过十天八天？
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
”
死已经成为了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还活着的时候就失掉已经了生机与活力。
活者，就应该且必须有活着的生机与活力。
这也许就是湘西人的生死观——他们太熟悉灾难了，他们太习惯死亡了，因此对于命运注定的灾难与死亡，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默默地承担，从不怨天尤人。
但是，在一切结束之前，他们努力地、庄严地、严肃地“生”。
看到了“人固有一死”也就坦然了，可这种坦然并非是坐等死之将至，而是旨在让人们尽够“生”的一切努力。
所以，尽管《边城》中自始至终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但我们却能够从中读出“生”的努力、“生”的活力、“生”的伟大与庄严。
四、结语：
“认识这个民族”的“伟大处”
“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
应该说“微笑”是生命最动人之处。
它或许是“二老来了，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翠翠也不由不抿着嘴微笑着”，那种灵动与娇羞；它或许是大老听到二老也“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年头也是两年前的事”，于是“他笑了，他说‘我相信，你说的全是真话’”，那种坦诚与真挚；它或许又是老船夫“想起那个可怜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那种坚强与勇毅……
《边城》是用“微笑”来担当一切的悲剧，进一步说就是用“生”的强大力量来担当一切的苦难。
这当中有“生”的灵动、醇美与飞扬，也有“生”的不幸、悲哀与怅惘。
但所有的人却从不失掉为了生而应有的“硬扎”、“结实”，从不推卸为了“生”而应有的责任、努力。
他们不羁绊于苦难的过去，也不屈从于严酷的现实，更不寄希望于幻美的未来，他们只是在死亡来临之前踏实地、庄严地、勇毅地、坚韧地在这片土地上，在宿命般的悲哀中生活，繁衍——生生不息。
这不仅仅是对于一个人，对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民族自古至今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也有过无数堕落的阶段，但是我们民族的根却从来没有断绝过。
当古埃及只剩下夕阳残照下的金字塔，当古印度只剩下斑驳的寺庙的断壁残垣，当古巴比伦之剩下尘封的楔形字泥板，我们的民族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尽管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始终没有断绝过“生”的血脉。
一部《边城》，何尝又不是在述说我们这个民族“生”的顽强、坚韧与勇毅，何尝又不是在述说我们这个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坚不可摧的生命强力。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四川发生的地震，因为我自己就是四川人，所以有一点特殊的体会。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地震后的四川，一定是处于一片惊恐、混乱、悲哀乃至绝望，家破人亡的惨景甚至会让人感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但实际上，真正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却异常地平静。
平静中人们却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自救，救人，自助，助人。
没有混乱，没有惊惧，没有绝望，一切都在沉默中被担当下来，又在沉默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突然间，我不由地想到，这不正是那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魂吗？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讲到，《边城》是为了让人“认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给那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点怀古的幽情”、“一次苦笑”、“一个噩梦”、“一种勇气同信心”。
我想，沈从文泉下有知，他会感到欣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丢掉她的伟大。
其实一个民族在面对灾难时，能够镇静地去承担，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逆来顺受，更不惊慌失措，而是坚强地挺过来，用源于生命的“微笑”包裹住创伤，携起手来继续稳稳当当地走下去，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一定是有辉煌的未来的。
《边城》讲的不仅仅是翠翠，也不仅仅是湘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怎样凭借着对“生”最执着、最坚定的信念和为了“生”所付出的最坚韧、最勇毅的行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参考书目
《沈从文小说选》凌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沈从文散文选》凌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沈从文别集·湘行集》沈从文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沈从文别集·七色魇》沈从文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沈从文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沈从文精读》张新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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