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谤史是怎样形成的.docx
《变法谤史是怎样形成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变法谤史是怎样形成的.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变法谤史是怎样形成的
变法谤史是怎样形成的
——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之二
王安石刚任参知政事，变法措施还在酝酿中，就遭受到既得利益者和守旧豪门大族的猜忌,、污蔑和丑化。
豪门大族代表吕诲拼凑他十大罪状：
“安石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不识君臣上下之分；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愤懑发疽而死；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
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
”
事实是王安石处理争鹌鹑公事并无不当，何需谢罪？
升职就一定要忸怩作态再三推辞吗？
王安石上经筵从未请求坐下过，而且一次都未坐过；他为阿云减等科罪既人道又合理。
他从未为弟弟向皇上求恩例，唐介发背疽是因为生王安石的气，这挨得上吗？
章辟光献言，高太后发淫威要杀他，王安石劝阻何错之有？
成立制司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开始，所以这十条荒唐可笑，无理取闹，一条也站不住脚。
然而这却为无中生有，任意诽谤王安石及其变法开了恶劣的先例。
此后，退职宰相韩琦为反对青苗法，未经核实就说一年收息两次，年息达4——6分，我在前文《蒙垢千年光华难掩》中已证明高利率是以讹传讹。
韩琦自己后来已发觉说错了，不再这样提，而后世无视这一乌龙，多人一直相信这一说法。
程颢早年投身王安石变法，后来见反对者势力强大，转而反对新法说：
“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侵衰，尤非朝廷之福。
”他的弟弟程颐说：
“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惊呼“其学革化了人心，为害最深。
”
流俗诽谤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通常做法是在奏疏中编造夸张的词句渲染新法的问题，当王安石要他们举出事实例证时则撒泼耍赖自，以风闻言事做挡箭牌，逃脱造谣的罪责。
多次重复谎言，让人们信以为真。
如熙宁三年，宋神宗问李常说青苗法“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
”是真是假？
王安石说：
“可令分析（说明真相），是何州县如此？
”这一要求本很正常，而宰相曾公亮、陈升之都说：
“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
”只许言官信口开河，却不让核实。
再如“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孙）觉出案（调查）其事。
”“既而张戩言不当遣觉。
觉亦奏疏辞行。
”孙觉还说：
“如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
所有体量（调查），望赐寝罢。
”他们公然阻止调查核实的同时又编造“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的新问题。
御史杨绘、刘挚受权臣文彦博唆使，为故意提高户等，激化免役法矛盾的贾蕃狡辩，而且反诬经办此案的官员，王安石要求：
“‘令绘、挚分析。
’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上曰：
‘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
’京、珪曰：
‘恐复纷纷不安。
’”刘挚自己也振振有词：
“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
分析之事，前代无之，祖宗无之，近年以来乃为此法以摧言者之气。
”流俗只许自己随口乱说，如果调查似乎反而大逆不道。
又如“时枢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断腕者。
安石说：
‘臣召问开封差役、公人，以为保甲皆人情愿，无不便者，实不如枢密院言。
又得赵子几奏：
推究截指者两人，其一人遍问无有，一人盖因斫桑误伤，有三人为之证。
’”经过核实，两起“截指断腕”一起根本不存在，一起是“斫桑误伤”，跟保甲无关。
这是枢密使文彦博拿无中生有的事攻击保甲法的实证。
熙宁七年上问安石：
‘或云提汤缾人亦令出（免行）钱，有之乎？
’王安石问：
‘其言“提汤缾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
’（冯）京曰：
‘人皆如此言。
’安石曰：
‘凡士大夫不逞，以冯京为归，故冯京独闻此言，臣未尝闻此言也。
’王安石当着皇帝的面，疾言厉色，揭穿了冯京“提汤缾人亦令出（免行）钱”的谎言。
流俗在台上攻击王安石不遗余力，下野后，仍群居终日，对王安石继续进行人格侮辱。
如宋史·文彦博传》所载：
“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置酒赋诗相乐，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
”他们先组织“耆英会”，后来文彦博又发起组织了“同甲会”一年后又由司马光发起组织了“真率会”，每遇国家大事，必议论一番，《宋史·富弼传》载：
“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
文彦博、富弼、司马光，抨击新政从未停歇过。
司马光当政后还力荐八十多岁的文彦博复出。
积极参与废除新法，在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对夏屈服妥协。
下野权贵不但互相标榜，还大肆笼络那些“社会名流”充实到反对派的队伍中。
《宋元学案》映证：
“熙宁五年，先生（程颢）僦居洛阳城殆十余年，与弟从容亲庭，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游者盈门。
”程颢死后，其弟程颐“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举荐做了小皇帝的老师，得以坐大。
邵家与洛阳遗老极有渊源。
据周辉所著《清波杂志》卷十二“司马田宅”条记载：
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司马光等为邵雍置办了园宅。
“邵康节（邵伯温父亲邵雍）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户名。
园契，富郑公（富弼）户名。
庄契，王郎中（王拱辰）户名。
若使今人为之，得不贻寄户免科调之讥乎？
”这些达官贵人不仅为他家置办产业，还让他冒充官户少纳赋税，少交免役钱。
在反对变法的洛阳流俗的资助下，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餍饫数日。
复游一家，月余乃归。
”
《宋史·邵伯温传》载：
“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
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
”
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完成《资治通鉴》后，还作《涑水纪闻》一部，从十三卷开始有五卷都写到王安石，率先用春秋笔法谈笑之中对昔日老友贬损有加。
如“熙宁中，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且曰：
‘陛下问赵（抃：
字阅道），即知其为人。
’他日，上以问阅道，对曰：
‘忠臣。
’既退，介甫谓阅道曰：
‘公不与景仁有隙乎？
’阅道曰：
‘不敢以私害公？
’借此反衬王安石小肚鸡肠“以私害公”。
而史载范镇是被王安石当面申斥后处理的，赵抃与王安石素不相能，王安石犯得着用这种小心眼子吗？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
“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
”介甫倾首沉思，曰：
“然。
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
”贡父抗声曰：
“此甚不难。
”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
“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
”介甫大笑，遂止。
编此传闻意在对农田水利法冷嘲热讽，嘲弄王安石无知。
“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献《役法大要》，以谓：
‘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
“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
”余骇惧，遽还其书，曰：
“足下何得为此语？
”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
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
及介甫为相，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
”
司马光记这件“以资戏笑”的“亲身经历”，似乎想说雇役之议起自儿戏。
其实，宋神宗、王安石为解决差役法这一难题，采取了“缓而图之”的极为慎重的态度。
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据讨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个“计产定赋,募民代役”的草案,派出官员携带草案到各路州县,听取各方面对这个草案的意见。
接着,任命吕惠卿主持起草募役法条例,又让林旦、曾布、邓绾相继修订募役法，直至1071年才正式颁布，自始至终，并无狂生李戒片言只字。
《涑水纪闻》记“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郑）侠上言：
‘天旱由安石所致。
若罢安石，天必雨。
’”可是遍查《钦定四库全书》
郑侠撰《西塘集》巻一（流民图奏疏和随手笔记都在此卷）并无‘天旱由安石所致。
若罢安石，天必雨。
’这一类文字。
司马光竟然这样编造，这《纪闻》还有可信度吗？
更离奇的还有：
“兴化县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人衣金紫，自称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寻产子。
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与夫人常坐于船门帘下，见船过辄问：
“得非胡尉船乎？
”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往抚视，涕泣，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
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丐其儿，其母不可，乃遣之。
”
查熙宁九年六月己酉（二十五日）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病故，真有转世投胎也需在十个多月之后，应是熙宁十年七月之后的事了，可是九年十二月四日，上《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王安石已回到南京了，从此再未去过京城，那末，次年七月之后“产子。
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就不能自圆其说，“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自然无从谈起。
编造这荒诞不经的故事无非是想说王安石无知、可笑、以权谋私。
凡此种种，有几十条，以司马氏史家之尊，开笔记杂谈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之先河，太失身份了。
司马光在洛阳赋闲，收了晁说之、陆贺、刘安世等一帮学生，更着意培养了范祖禹、邵伯温等门徒，这些人同声相应，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统统称作聚敛之术，在修史时对《涑水纪闻》一类笔记小说照单全收，其时，王安石已离世，他们向王安石身上泼起脏水来更是无所顾忌，比司马光更不靠谱。
尤其是邵伯温，其父邵雍和司马光是世交，元祐元年，“光入相，尝欲荐伯温，未果而薨。
”司马光眷顾邵伯温父子如此不遗余力，邵伯温对司马光自然投桃报李，跟着司马光诋毁王安石最为卖力。
《邵氏闻见录》随意编造，连李焘都批评：
“伯温所记,或多抵牾。
”
《闻见录》记载：
宋仁宗因王安石心不在焉食鱼饵，曾对宰辅说：
“王安石诈人也。
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
”王安石究竟有没有食尽钓饵，只是邵伯温一面之词，事件发生时，他只有六岁，宋仁宗与宰辅的私房话他是从何得知的？
这个丑化王安石的“闻见”的可信度有很大疑问。
他还说：
“元泽（王安石长子）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事，皆雱所教。
荆公与伯淳（程颢）对语，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
‘所言何事？
’荆公曰：
‘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
’雱箕踞以坐，大言曰：
‘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
’将王雱，一个进士高第，满腹经纶受到皇帝赞赏的青年才子写得如此青面獠牙、张牙舞爪，出言无状，不知检点。
而这时作者只有十三岁，且与王雱从未谋面，细节怎能如此清楚，编造的痕迹使读者一眼就能看穿。
《闻见录》说：
“文忠（司马光）招康节（邵伯温之父）而不欲私，故以天下为请。
知制诰王介甫不识康节，缴还辞头曰：
‘使邵某常民，一试衔亦不可与。
果贤者，不当止与试衔，宜召试然后官之。
’上不纳。
”邵伯温当面撒谎，说宋神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意见。
而史实是宋神宗恰恰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对邵雍一直到死都没有起用。
邵伯温在这里不小心一语泄露天机：
原来他诬枉王安石是因为对王安石阻止他父亲的仕途一直衔恨在心。
另有借王安石名气往自己家人脸上贴金，无形中贬低王安石形象的。
蔡京之季子蔡绦《铁围山丛话》捏造：
“王荆公熙宁末复坐政事堂，每语叔父文正公曰：
‘天不生才且奈何！
是孰可继吾执国柄者乎？
’乃举手作屈指状数之，曰：
‘独儿子也。
’盖谓元泽。
因下一指，又曰：
“次贤也。
”又下一指，即又曰：
‘贤兄何如？
’谓鲁公（蔡京）。
则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
‘吉甫何如？
且作一人。
’遂更下一指，则曰：
‘无矣。
’是时元泽未病，吉甫则已隙云。
”
王安石复坐政事堂是1075年，其时蔡绦还未出生，此后也与王安石素未谋面，故事却写得活灵活现，犹如他本人在场，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再对照王安石对蔡京的评价“如何做得知制诰?
一屠沽耳。
”（语出曾纾shū的《南游纪旧•蔡京一屠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蔡绦所言是伪造的。
高太后执政时期，出于复辟的需要，竭力贬低王安石变法，决定修订《神宗实录》。
提举官先后是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由范祖禹、黄庭坚等主撰。
这期间,他们把修纂搞得很神秘,“三省言：
‘缘史事最为机密,付之秘书省未便。
’诏:
移国史案就见今置局处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
”以便于为所欲为地寻摘自己所需的材料。
这个范祖禹与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关系极为密切，他替这些人代笔的奏疏、书信每人都有数十封之多。
他是吕公著家女婿，和司马光之子还是儿女亲家，其叔祖范镇，叔父范百禄都因反对变法受过王安石的申斥。
范祖禹以变法期间，反对变法的大佬们的奏疏、言谈司马光《日录》、《涑水纪闻》为兰本，在初稿《神宗实录》中竭力丑化贬低王安石，流毒甚广，影响恶劣。
初稿已是深存朋党之见的产物。
元祐四年十二月修成草卷,元祐六年三月定稿,“进《神宗皇帝实录》,凡三百卷”称为墨本。
宋哲宗亲政后，曾亲到国史院责问范祖禹等人：
《神宗实录》污蔑王安石的史料从哪里来？
范祖禹、黄庭坚竟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
”哲宗怒斥：
“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
”各人皆被夺官窜黜。
宋徽宗时的徐绩说：
“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
”“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sù水纪闻》”。
这种做法当时就引起人们的不满。
“（陆）佃集又自注札子下云：
‘黄庭坚欲以御史所言入史，佃固论其不可，庭坚恚曰：
“如侍郎言，是佞史也。
”佃答曰：
‘如鲁直意，即是谤书。
’”
曾布的孙辈王明清指出：
“元祐方起而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之人，又为共修实录之人”可见范祖禹们笔下的《神宗实录》都是为否定变法而写的，变法谤史在此时已经成型。
所以到绍圣时，章惇、蔡卞为消除初稿的影响，又经蔡卞、曾布之手，搞了二稿《神宗实录》。
自绍圣元年四月至三年十一月完成。
凡删添修改皆用朱笔,并加“签贴”说明。
因其用朱笔在墨本上修删,故以后就被称为《神宗实录》朱本。
在向太后短暂垂帘起用元祐党人的一年中，反对变法的史官陈瓘guàn说绍圣二稿《神宗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着手第三次改修,这时向太后病死，宋徽宗明诏中止改修,故陈瓘等人的三稿《神宗实录》胎死腹中。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为了稳定其统治,宋高宗大力宣传赵宋正统,提倡恢复“祖宗之制”,他说:
“昭慈（帮高宗即位的孟皇后）谓:
‘宣仁圣烈皇后诬谤,虽尝下诏辩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改。
’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怀,朝夕欲降一诏书,明载昭慈遗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
”上台第二天，便下诏：
“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
”.他感叹：
“至今犹有说（王）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
’”
宋廷政治风向再次改变，洛阳遗老和伊洛学者的主张被宋高宗加以宣扬。
“程门立雪”的杨时便一口咬定：
“然则致今日之祸（指靖康之耻）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
”杨时还极力鼓动宋钦宗取消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资格，于是王安石“遂降从耙之列”。
这时，邵伯温弟子赵鼎做了宰相，他上了一篇《乞追赠邵伯温状》，希望朝廷对死去的邵伯温进行追赠，朝廷诏赠为秘阁修撰。
赵鼎颁布了若干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政令，起到了邵伯温之流所不能起的作用。
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正式下令篡改绍圣二稿《神宗实录》。
开始四修《实录》,赵鼎监修,范冲、任申先等同修,而这个范冲却是因编初稿《神宗实录》谤书受到贬斥的范祖禹的儿子。
正因其父元祐修《实录》,绍圣时被流放贬死,心中怀恨。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范冲入见，冲立未定，上云：
‘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对曰‘王安石自任已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
上误神宗皇帝。
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
此皆非神祖之意。
’上曰：
‘极是，朕最爱元祐！
’上又论史事，冲对：
‘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
’”
连李焘之子李壁都看不过去，在为王安石《明妃曲》作注时揭发：
“范冲对高宗尝云：
‘臣尝于言语文字之是，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
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
安石为《明妃曲》则曰：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
今之背君父之恩，反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
此所谓坏天下人心之术。
’……然范公傅致（罗织）亦深矣”虽是同门，李壁认为：
范冲为报复，
借论诗攻击王安石,牵强附会罗织罪名太过。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再次参照《涑水纪闻》、《闻见录》等内容后,第四稿《神宗实录》于绍兴六年正月全书通成二百卷。
“旧文以墨,新修（绍圣本）以朱,删出以黄”。
同时,范冲又“别为《考异》一书,明著是非去取之意。
”这次用黄笔删改的四稿《神宗实录》及其《考异》,后来称为“新本”,四稿秉承赵鼎之意，竭力抹黑王安石，随心所欲“阴挟翰墨,”为诋毁王安石满纸诬词诋语。
“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
”（梁启超语）
《神宗实录》几次修纂,《神宗国史》也几经修改。
《实录》是编年体,《国史》是纪传体。
《神宗国史》的第一次编修,是元祐《神宗实录》完成之后进行的,于元祐七年七月，以吕大防为提举,范祖禹、赵彦若为修撰。
元祐八年三月,“国史院进《神宗皇帝正史·纪》草”。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所引的《旧纪》,就是《神宗国史》的《帝纪》部分。
范冲曾说其父范祖禹修《神宗国史》时,“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可见其观点与元祐《神宗实录》一致。
绍兴二十八年,置国史院修神、哲、徽三朝《正史》对神、哲二朝的《正史》进行重修。
绍兴三十一年修成朝《帝纪》三十卷,淳熙中修四朝（神、哲、微钦）正史《志》一百八十卷。
诽谤变法的文字一脉相承，各种污蔑内容代代相传。
因此元修《宋史·王安石传》援引四稿《实录》、《神宗正史》摘抄自《涑水纪闻》内容，也言之凿凿：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
‘旱由安石所致。
去安石,天必雨。
”难怪蔡上翔指出“《宋史》秽杂,出说部书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
”
四稿《神宗实录》一出，张浚就向高宗指出新史不公：
“今若不极天下之公，则后人又将不信。
”秘书著作郎何抡要求：
“乞刊正新录论谬。
”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指责：
“此盖史馆各以私意去取，指为报复之资。
”
《宋史·高宗本纪》载：
绍兴七年六月“丙申，御笔：
‘史馆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尚有详略失中，去取未当，恐不可垂信传后，宜令本馆更加研考，逐项贴说进入，以俟亲览。
’”七月,高宗召见秘书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张嵲,又说：
“《实录》多舛误”。
命史馆再次刊改。
绍兴七年九月,张浚罢相,主持四修《实录》的赵鼎复职。
“议及改修《神宗实录》，上曰：
‘止修讹谬，非有所改也。
’鼎曰：
‘所降御笔如此。
’上曰：
‘乃宰相拟定者。
’鼎曰：
‘起居注载著作郎张嵲所得圣语亦然。
’上骇曰：
‘安得有此?
’即诏嵲所记勿存留。
”没有主见的宋高宗在赵鼎的逼问下不好推诿，竟然低声下气要求销毁自己颁布的文字。
赵鼎趁机删掉了高宗关于改修的诏旨。
第五次修《实录》被叫停。
至此,四稿《神宗实录》成为最终定稿而流传后世。
以“信今传后”的赞誉列入历朝实录的序列。
此后修撰的《神宗正史》、《会要》、《宋史》等书,皆以此为依据,于是对王安石的诬蔑诋毁充斥史书，评价形成负面定论,得以公开并长久地谬种流传。
李焘虽然是司马光死后才出生的，但是他对旧党旗帜司马光十分推崇，对司马光反对新法的观点也全盘接受。
他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顾名思义就是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框架接着修史。
李焘也主张“废黜王安石，王雱父子从祀孔子”（《李焘传》）。
在政治上则主张“存旧章，畏天变”他曾向宋孝宗上言：
“王安石变更法度，厉阶（祸端）可鉴。
”
李焘的言行受到统治者赏识，宋孝宗仿神宗为司马光著作题名、题跋故事，为李焘的长编题名、题跋，于是后世学案也破例把他这个没有受司马光亲授的学者列入司马光的嫡传弟子中。
李焘长编对王安石的记述，受到了司马光的深刻影响。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后，有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吕中《大事记讲义》，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总体否定王安石。
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神宗皇帝》卷中竟有《王安石毁去正臣》专章。
把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目为正臣，把王安石和新法支持者都视为小人。
吕中说，“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惇）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
与官、私修史同步，程朱理学以来的诸多学者对王安石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
程颐的传人是杨时，杨时的首座弟子是罗从彦，罗从彦得意门生之一是李侗，而李侗最著名的弟子就是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说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
”“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朱熹还编撰了《三朝名臣言行录》，系辑录《温公语录》《涑水纪闻》《郑介夫言行录》《邵氏闻见录》《龟山语录》而成。
其卷六之二重点诋毁王安石。
他引《涑水纪闻》记载称：
熙宁六年十一月，有官吏不附新法，安石要加罪惩罚，神宗不许，安石再三争辩，神宗终不许，“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
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
又说裁宗室授官，“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神宗欲罢之，安石随即发怒，卧床不出，直到皇上多次慰勉，才上朝。
又引《上蔡语录》说王安石“尝上殿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对曰:
‘阿除不得?
’又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
‘阿也除不得?
’下殿出来，便乞去，更留不住。
”
连《闻见录》中编造的“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王）雱荷铁枷杻如重囚”等鬼话，朱熹都引用了。
他引这些例证意在说明王安石父子任性自执，作恶多端，以辞职要挟君主，殊不知王安石辞职乃是最后的抗争，恰恰表现出王安石一点也不贪权恋栈。
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越来越受到封建统治者推崇。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撤销王安石从祀资格，元明宗至顺元年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史书和笔记的曲笔导致王安石面目可憎蒙垢千年。
蔡上翔说“宋自南渡至于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
“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此话一出，明后学者奉为圭皋。
杨慎说：
“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
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柯维骐在《宋史新编》说“昔少正卯鲁之闻人，仲尼察其心其口其学术足以乱国，故亟诛之。
安石与若人酷相类……宋不幸受其植党乱政之祸，延数世而弥烈也。
”明人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又以小说的形式肆意歪曲王安石,诋毁其形象。
入清以来，仍时有抨击王安石之人。
顾炎武这位清学开山始祖批评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他在《宋论》一书中说：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
”
与之齐名的王夫之视王安石比蔡京、贾似道等更坏：
“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
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
使遇神宗，驱逐久矣。
安石唯人如彼，而祸乃益烈。
”
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