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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考作文时事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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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考作文时事阅读材料
2018届高考作文阅读材料
（二）
对科学家最好的关注就是让他们免于热度干扰
曹林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01日05版）
常有人将科学家的热度与明星的热度去比较，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舆论和公众整天围着明星转，冷落了科学家。
明星屁大的事儿，都能刷出几亿的关注量，而科学家再大的事，都很少能成为大众话题。
前段时间，著名院士柯俊教授去世，网络杳无声息，最热话题是某网红作家性骚扰丑闻。
有人感慨：
英雄枯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
能理解这种感慨背后的问题意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希望舆论不要冷落了科学，分点儿注意力去关注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自身命运的事业，给那些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点热度，不要沉浸于无聊的口水狂欢中娱乐至死。
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不起，科学家不需要你说的那种垃圾热度。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抱怨过媒体和舆论，批评舆论太关注明星，而不关注科学家，埋怨对科学家的关注热度远远不够。
类似的话题讨论中，科学家都是缺席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被表达”。
真的，我没有见过哪个科学家批评过明星，忌妒明星的热度比自己高，看到明星受追捧自己受冷落而心理失衡。
他们整天待在实验室里，一心扑在科研上，心里想的全是专业问题，哪有时间关心“热度问题”热度问题，对真正的科学家是个伪问题，这问题都是那些热爱消费热度的人臆想出来的。
科学家需要这种像关注明星那样的网络热度吗我跟好几位科学家聊过，他们说不需要。
不仅不需要，甚至很多时候刻意躲着媒体，逃避舆论聚焦。
因为过多的报道和关注，会对他们的工作形成干扰。
记得前段时间，一位老院士在高铁二等座的工作照曝光，让他一时成了网红，享受到了明星那样的关注热度。
可又怎样呢无数媒体想采访他，对他工作形成很大干扰，最后不得不闭门谢客。
“共和国的脊梁”“二等座最高贵的乘客”之类滥俗的称号，让人哭笑不得。
这是科学家需要的热度吗？
不，这是媒体、舆论、营销号需要的热度。
这不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致敬，而是一种身份消费，一种搭便车蹭热度。
这种所谓热度，对科学传播并无助益。
当很多人在谈“为什么科学家没有明星那样的热度”时，表面上是想抬升科学，骨子里也许只是想把科学家当明星那样去娱乐化消费，成为话题，给舆论带来“热度”。
怎么关心和关注科学家？
恰恰应该祛除那种“以媒体为中心”造星式的热度思维，让他们远离明星那样的热度包围。
最好的关爱，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的科研氛围，别去打扰和消费他们。
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有明星那样热度，整天被粉丝包围，一出门一上路就能被粉丝认出，说实在的，那样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就被毁了。
你能指望一个生活在舆论包围中的科学明星能做出什么惊世成果？
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需要在远离舆论曝光的安静象牙塔中心无旁骛地做学问。
舆论和媒体看成宝贝的热度，在真正的科学家看来，也许就是垃圾。
科学天然带来一种反热度的高冷气质，天然是小众的，孤独的，不需要不懂的人装得很懂的样子，不需要不三不四的人去凑热闹，不需要上头条成热点。
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研究得到圈内认同，获得行内业内热度，而不是脑残粉式的大众热度。
媒体和公众应该怎么关心他们？
应该致力于为他们创造一个纯粹的学术环境。
前段时间本报报道了北大一群数学家的故事，题目叫《特区》，讲述了北大是怎样给一群年轻的数学家创造了一个去行政化、免于学术之外事务干扰的特区，他们在这个特区中自由地研究，不必填各种表，不必忧心于房价，不必臣服潜规则，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在这个理想的小环境中专注研究。
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定剂。
他们不需要像明星那样被追捧的感觉。
不要把自己热衷的东西强加给科学家，不要用科学家去践踏明星，网络热度这东西，对名利场中的人是宝贝，对科学家却是干扰科研的垃圾。
教材致命错误何以沉睡了十年
王钟的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12日02版）
教材的错误不是由任课教师发现，让人怀疑是不是没有多少老师认真备过课，哪怕不那么照本宣科地求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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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实验教科书《生命与健康常识》关于“溺水怎么救护”的内容存在“致命错误”一事，有了官方处理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和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对教材内容进行了修订，不正确的溺水救援方式将被删除。
这本《生命与健康常识》教材自2006年审查通过以来，使用已经超过10年。
让人深思的是，最终发现问题的不是教材的编审者，不是任课教师，而是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人们不是不能容忍教材偶尔失误，不能容忍的是，学生长期被错误的知识影响，进而形成了错误的知识体系。
如果把10年视为一个代际，可以说一代人都曾被错误的教材所蒙蔽。
那位小学生发现，教材传授的“小孩溺水可采用倒置双脚控水”知识，与水上安全教育的教练所传授的不一样。
随后，媒体采访了女孩的教练、长沙市红十字会救护员罗格，他从专业角度解释了教材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这是国外30年前就淘汰的方法。
如今，省教科院承认错误并组织修订，终于让这起教材风波尘埃落定。
因为这次发现的教材错误是溺水救援知识，所以被媒体称为“致命错误”。
让人后怕的是，如果不是小女孩的“童言无忌”，还有负责任的家长“较真”，不知道这样的错误还会沉睡多久。
搜索近年的媒体报道，有关教材错误的新闻为数不少。
不过，细究起来，很多“教材错误”要么属于有争议的内容，要么是表述方法不当，或者就是错字和语病，像《生命与健康常识》这样的“致命错误”并不多。
这可能是该事件被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得不细究为什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更多人提出这一错误，抑或是有人发现了错误但没有被重视。
错误教材是“地方课程实验教科书”，而非语文、数学等小学生必修的“主课”，也许可以成为解答这一疑问的切入点。
在湖南省教科院网站上，至今可以看到该院一位副研究员的署名文章，称开设独立的生命与健康常识课程显示了湖南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心和勇气。
如今教材被发现这样严重的错误，恐怕不太符合素质教育的精神。
实施素质教育，很多地方把表面工作做得很好。
课程名目日益丰富，教材一套接着一套出版，一些学校还规划了专门的课时，但是，有没有真正落实还要画上一个问号。
教材的错误不是由任课教师发现，让人怀疑是不是没有多少老师认真备过课，哪怕不那么照本宣科地求证一下。
人们最不希望看到：
教材发下来了，教学活动就到此为止了，素质教育课程被“更重要的主课”挤占，课程表也仅在应付上级检查时出现。
什么溺水救援方法才是正确的，有人认为这是常识。
现在看来，人们对常识的普及度太过于乐观了。
在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常识匮乏的年代，但是大家都很信任“常识”，一出现什么关于常识的说法就全盘接受。
如果错误的知识点在教学实践中被认真传授，也许“倒置双脚控水”就真的成为“常识”了。
这次教材曝出“致命错误”，也给实施素质教育提了个醒，那就是“顶层设计”只是前进的一小步，更重要的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容向每一个受教育者铺开，进而在教学实战中接受检验。
这次错误得以发现，离不开那位小学生享有的优质家庭教育环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给孩子报“儿童水上安全教育”培训班。
正因为培训班干了学校教育本应干却没有干好的事，才偶然地阻止错误知识继续误导下一代。
错误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错误被置若罔闻。
人们对教材的容错率低，既因为重视教育，也因为教材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没人发现错误、指出错误，没人较真，才是教育让人痛心之处。
老伯浪漫辞职信
61岁的成都老伯王金凯和老伴张银荣已经结婚38年。
前两天，张银荣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情侣征集活动并最终入选，获得去俄罗斯贝加尔湖拍婚纱照的机会。
当主办方通知张银荣的时候，她遗憾地说老伴退休后返聘，上班太忙，只能放弃了。
没想到，9月4日，张银荣又说可以去了，还发来了老头子写的辞职信：
“尊敬的领导，我要带老婆去贝加尔湖拍婚纱照，这是她一直的心愿。
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
“最浪漫”的辞职信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纷纷表示，被这猝不及防的浪漫“虐”哭了！
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演绎了真人版：
“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
”
拍婚纱不忘救人
“救命！
有人跳河了！
”9月6日12时许，一名女子跳进成都府南河，路人见状大喊。
一名小伙子跳进河流将人救起。
而正在附近拍婚纱照的邱雨，也冲了过来，为轻生女子做胸外按压。
几分钟后，女子渐渐苏醒。
邱雨是一名新婚的新娘，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那天刚好专程来成都拍摄婚纱照。
“我以前在茂县人民医院当过两年护士，当时我准备在附近吃饭，听到有人在喊救人，就过去参与救援了。
”邱雨说。
从茂县人民医院离职后，她在茂县做起了某外卖平台的代理商。
一个月之前的茂县地震发生时，她还组织过自己的店为救援官兵送热食、热水。
这位善良的姑娘，你一日为护士，一生都有了白衣天使的模样。
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这善意让人吃不消
廖德凯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13日02版）
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本的道德：
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
同时，还违反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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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着孩子上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和喊话提醒乘客让座，全车迟迟不见有人行动，梁师傅索性将车停下。
大概过了5分钟，一位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给这位老人让了座，梁师傅才重新启动车子。
事后，梁师傅的行为引发争议。
争议声中，多是对公交车司机是否有权深度介入其中并停驶的行为进行讨论，并不涉及该不该让座的问题。
但是，一篇媒体评论却将让座视为乘客的合同义务。
由于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必然义务，这相当于变成了乘客的法律义务。
作者认为，“公交司机到站开门，就意味着向乘客发出要约，乘客有权利选择是否成立运输合同。
而只要乘客上车就意味着他作出了某种承诺。
”这种承诺就包括了“礼让爱心座”的义务。
评论的角度颇为新颖，结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相关理论，结论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这个结论却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乘客设置让座的“合同义务”，混淆了“道德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概念。
对道德的倡议应与合同区别开来。
公交车上设立爱心座位，并提醒将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人”，是对公共场所的道德倡议。
在公交车上让座，与在其他公共场所对公民的道德要求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类被称为“公共道德”的规范，因为其认定的难度、行为的普遍性而难以在法律规范层面进行调整，只能通过社会以倡议、负面评价等方式进行道德约束。
在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道德的确可以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进行规范，比如用人单位对职工衣着言行提出要求。
但在这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是确定的，单位对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也有着清晰界定，对违反相关行为进行的处置明确具体。
可以看到，义务的确定，必须有能够明确的边界，任何可能进行模糊判断的义务，都不能成为合同义务。
我们再看看，公交车上的“礼让”，是不特定的人与不特定的人之间发生的关系。
假定“让座义务”存在，那么同一个乘客，可能在不同的另一乘客面前有着不同的权利义务。
打个比方：
一个60岁的老人，在40岁的人面前，他是权利人，享有受让“爱心座位”的权利；但这时突然上来了一个80岁的人，他是否应当成为义务人是否应当把座位让出来事实上，公交车上“有需要的人”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这就决定了无法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划定谁享有受让权利、谁负有让座义务。
再比如“老弱病残孕”中的“弱”，对男人来说，女人就是“弱”；对成人来说，未成年人就是弱；对身体强壮者来说，身体瘦弱者就是弱；对晨练者来说，下夜班的小伙就是弱……更别说对于“病”者来说，更是无法直接认定的，那么，这个权利义务又如何来确定如何能在一眼之间，认定谁是权利人，谁是义务人
对于公交车与乘客间的合同关系，其实非常简单：
安全及时地将乘客送到指定地点。
公交车上的道德，是公共场所的道德内容，公交公司有义务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示和倡导，但却不应当成为道德裁判员。
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本的道德：
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
同时，还忽视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义务。
在公交车上，对于该不该让座的判断，应当模糊一点，更具善意一点。
不要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没有让座的人，过于精准具体的指向，往往会对道德产生更大的伤害。
道德领域的事，提示到就好，频频按提示音，甚至直接停车“逼让”，都是一种充当道德法官的行为，不但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反而会增添他人戾气。
许多公交车上的冲突，都可见频频按提示音在前、冲突在后。
司机过后表功“我一直按提示音却没人让座”，但事实上，如果不频频按提示音，人们并不会这么敏感。
对座位的需求，不妨对他人多点宽容心，多点模糊善意。
否则的话，公交车还真没法开了。
从入学时刻开始学会发现兴趣
曹东勃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13日02版）
年轻人常为无法约束自己的兴趣而苦恼，因为好奇心指向的对象遍布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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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大学是一个以研究式学习为主的教育阶段。
兴趣是大学生研究探索的根本动力。
可惜的是，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学生的学习目的，消弭了其内生兴趣。
因此，发掘纯粹的学习兴趣，是大学新生入学后的重要任务。
如何发掘兴趣，我认为有三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第一，保持好奇心，发现和激发兴趣。
培养兴趣需要发现的过程，不是瞬时的、零交易成本的结果。
一开始是广种薄收的，好奇心强、涉猎面广不是一件坏事，特别在大学的早期。
不要过早地压抑甚至扼杀它。
就大学学习而言，大概到大三、大四才会逐步收缩战线，集中到某一个学科内部的某几个兴奋点上来。
年轻人常为无法约束自己的兴趣而苦恼，因为好奇心指向的对象遍布各个领域。
但是年长者更加苦恼的恐怕是：
无论在别人看来，一件事情多么有趣，一个话题、一个研究课题多么有意义，他已经无法调动自己的神经使之兴奋起来了。
这是因为其兴趣大厦的基础打得不牢，而又早已定型，只能加固，无法改造了。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年代，身处激荡岁月，对任何有志于以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的精神现象为旨趣，或致力于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批人而言，是天大的幸运，也是天大的“不幸”。
幸运之处在于，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走过前人几十年、上百年难以走过的时光，目睹经济潮落潮起，感受科技日新月异。
大千百态，制度变迁，尽收眼底。
我们在书本上知道的理论，我们从书本上无法得知的理论，现实世界中都能得到验证。
“不幸”之处则在于，专精博约之间的取舍，总叫人为难。
有价值的选题比比皆是，但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很难把握那根驾驭兴趣的缰绳，收放自如。
禁不住那学科之间暗潮汹涌的勾连，自以为顺着一个方向挖掘下去，就可洞穿其身，殊不知不经意间闯入一片新的领地，最终唯有止步，慨叹唏嘘。
除非，收住那颗对现实世界悸动与好奇的心，皓首穷经于象牙塔内，作纯而又纯的学问，才能摆脱这变化世界富有价值的无限议题，进而得到长久的宁静。
第二，由史入手，激发兴趣，认识专业，明晰方位。
人类的文化代代传承，越积越厚。
后人可以通览前面历代人的知识存量，并在此基础上创新。
刚刚入学的新生可以阅读所学专业的学科史，大略了解学科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高中的很多课程，特别是数理化等学科，往往缺乏历史背景和学科史流变过程交代。
比如，学生只需要了解麦克斯韦方程就够了，至于麦克斯韦是谁，他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那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时的科学界在争论什么，有几种观点，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这往往会被忽视。
大学阶段，学习是自主性的，兴趣是根本动力。
兴趣从何而来？
从对学科史的了解中来。
对学科历史、重要人物的了解，不只是简单地知道一个人名和事件，更要懂得那个时代的那些人在研究什么，开拓在哪里，局限在哪里，他们当时思考的问题，此时有多少仍然值得思考，有多少则随时代发展而发生了主题的变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换。
知道这些，学生才能把握自己的历史方位，知道自己不必再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第三，守护问题意识。
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应具有问题意识。
在关注理论问题之余，应尽量多思考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应用性问题。
比如能源问题，自然科学可以研究，经济学也应该研究。
首先要知道这些问题何以成为问题、知道它们的现状，如此你才能知道努力的方向。
无论是纯粹的经院式思考还是就业导向，都应该有中国问题意识，那种脱离实际，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传统到传统、从西方到西方的研究方法，只是闭门造车。
本科阶段的研究只是个锻炼，不应奢求结果，着眼点更多应该放在自己的态度、眼界、能力、方法、习惯的改善与发展上。
即便是不以学术为业的同学也需要认识到，一个好的应用者本身也是一个富于创造性和学习能力的好的探究者。
往往很多毕业后在各自的领域里比较有工作能力的人，反观他们当年的学生时代，也多能在学习上有悟性、有突破、富于批判性、怀疑眼光和创新能力。
有两句话，一句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句叫“严师出高徒”，两者是统一的。
闲暇和兴趣是学术的必要条件，同时兴趣必须被很好地约束。
强调兴趣的广博，并不妨碍和排斥中心兴趣。
对于将来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大学阶段是他们开始发现兴趣的重要阶段，也是开始规范、约束自己兴趣选择上的发散性，将其纳入某一学术领域并开始漫长积累的最初阶段。
兴趣的发现与养护，关乎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质量，值得每位大学新生认真思考，也需要大学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就给予特别的关注。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10岁女童上大学是不是揠苗助长
胡印斌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14日02版）
任何一个人最终都要成为社会人，都需要与他者、与外部实现互动。
仅仅看考试成绩，就断言成才成人，跟其所批判的“惟考试论”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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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身高1米4的10岁女童张易文，到商丘工学院报到。
此前，经过一年复读，张易文以352分的高职单招成绩，被商丘工学院专科录取。
父亲张亚东表示，教育就是“早快好省”，我改变不了现状，只能改变自己的子女。
（《新京报》9月13日）
围绕“10岁女童读大学”现象，不少人表示担忧，认为这是一种无视儿童权利的揠苗助长行为。
10岁的孩子，在正常情况下，刚刚捧起小学四年级课本，处于自由奔逐、嬉闹玩耍的年龄。
张易文的步子迈得这样快，难免让人不适。
此前已有论者指出，张父的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规定，涉嫌侵犯女儿的受教育权。
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特点，正在于强制性、公益性以及普及性。
针对社会上此起彼伏的“私塾”教育，今年年初，教育部专门发文明确，“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张易文打小就读于父亲办的私塾，进而通过国家考试进入大学。
她的成长之路，可能实现了“早快”，却未必就“好省”。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机会体验现行的中小学教育，所以也无从比较；另一方面，如果成长的“早快”以跨越特定阶段为前提，则未来还是需要补课，比如人格教育、社会教育等。
知识之外，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孩子的社会化。
从父母膝下的乖乖宝，到一个社会人，学校教育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一阶段也是不可跨越的。
任何一个人最终都要成为社会人，都需要与他者、与外部实现互动。
仅仅看考试成绩，就断言成才成人，跟其所批判的“惟考试论”有什么区别？
张易文的故事，也促使社会再次打量我们当下的学制。
这些年来，关于缩短学制的讨论甚嚣尘上。
在最近两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每年都会有代表委员提出这样的意见。
尽管几乎每一次讨论最后都没有下文，但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共讨论，并非没有民意基础。
基础教育学制设定为12年，是获得了广泛认可的。
现实地看，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很漫长。
除了知识的获得之外，还包括身心的发育，以及各种生活教育等等。
即便有些孩子的发育异于常人，表现出早熟、早慧，但仍属个别现象。
对于更多的孩子而言，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成长期是必要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全世界199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各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年限从10年到14年不等，十年学制的只有10个，仅占5％，实行十二年学制和十三年学制的学校约占77％。
也即，国际上对孩子的教育，仍是偏保守的。
教育要循序渐进，切忌揠苗助长，这是古往今来的普遍共识。
当然，任何一种完备的制度设计，首先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不是密不透风、雷打不动。
比如，在学制稳定的前提下，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弹性与灵活允许跳级、允许提前毕业
张易文本人及其家长有“早快”的意愿，那就不妨尝试尝试。
只要不影响更多的人，或者即便有些影响但总体学制格局不会因之变化，那就大可不必大肆挞伐。
我们在肯定儿童普遍性的同时，也应该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尊重个别人的自主选择。
大学生饮酒身亡畸形的酒桌文化害死了他
杨鑫宇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9月14日02版）
在“酒桌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享受的，而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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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在一所不知名的小酒吧中，广东某985大学大一学生王耀栋，死在了一片“加油”声中。
他死于酒精中毒，死前，他连续喝下了6杯混合了多种烈酒的“特调鸡尾酒”，总饮酒量1800毫升。
当时，酒吧推出了一项“3分钟内喝掉6杯酒则消费免单”的特殊活动，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王耀栋，在一片喝彩声中欣然加入了“致命挑战”。
有人认为：
是酒吧害死了王耀栋，他们不该开展如此夸张的饮酒免单活动；也有人觉得：
作为一个成年人，王耀栋不自量力，只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还有人说：
王耀栋的朋友们不够关心他；更有人说：
那些给王耀栋“加油喝彩”的看客让这个不胜酒力的年轻人下不来台，他们才是事件真正的元凶。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实质。
没错，酒吧、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周围的看客，都对王耀栋的死负有责任，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成立，悲剧就不会发生。
但是，涉事各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坏的选项。
面对这种情况，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逻辑。
害死王耀栋的凶手，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畸形的酒桌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然而，事物总有两面，不那么美好的“酒桌文化”也大肆流行了起来。
在酒桌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享受的，而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
你越是能喝、越是敢喝，就越能受到“酒桌文化”的褒奖与赞美。
不顾健康与理智的狂饮，成了“勇气和面子”的象征。
王耀栋身亡的酒吧之所以会推出这种“饮酒免单”的活动，王耀栋之所以会“自认英勇”地站出来，周围的人之所以会加油喝彩，背后都有这种酒桌文化作祟。
王耀栋不是第一个死在酒桌前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我国都有超过10万人死于酒精中毒，在这份“死亡名单”上，不仅有王耀栋这样的年轻人，也有正值盛年的中年人，本应颐养天年的老人。
害人的“酒桌文化”超越了年龄的界限，也超越了职业、身份、地位的界限，从无业游民到富商巨贾，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酒桌面前，“众生平等”，谁也无法逃脱。
王耀栋之死并不偶然，只要畸形的“酒桌文化”继续流行一天，就还会有新的受害者出现。
在个案的视角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死归咎于他们自己或具体责任人，但在宏观层面，社会的不良风气才是让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本原因。
只有移风易俗，让社会认清畸形“酒桌文化”的危害，才能阻止下一个“王耀栋”走向死亡。
假新闻炮制不出真实的社会冷暖
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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