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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学等常识辅导

在讲述中国文学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的特点，即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明、内陆文明和道德型文明。

远古时代，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

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

《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

“候人兮猗。

”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在我们浙江境内，著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和萧山跨湖桥文化都证明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片热土繁衍生息。

殷商西周时期，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西周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如姜尚（姜子牙）及其后代的封地就是后来的齐国。

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则被封为周地（陕西岐山），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相传他制礼作乐，是古代礼法最初的制定者，他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周公的制礼作乐，奠定了汉文化重视“礼”的传统，中国也有了“礼仪之邦”之称。

当时的《尚书》，文字古奥，内容为周王室史官的历代文献汇编，《尚书》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

在文学上，西周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

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

《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

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

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是我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

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

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

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

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

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

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

《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出现，使散文成为先秦时期继诗歌之后获得辉煌成果的又一文体。

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各具特色：

《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

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的当数《庄子》与《孟子》。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主张“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

《庄子》一书虚构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表达深奥的哲学思想，想象奇特而丰富。

而《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及“人性本善”的观点。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也是由孟子提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道家学派的《列子》一书，列子其人又名列御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人物，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

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愚公移山”、“高山流水”、“歧路亡羊”等。

高山流水的典故是指：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锺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

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

”子期死後，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

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

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记事简略，但能通过词语的选择和曲折的笔法表明作者的爱憎和褒贬，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

《左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内容比《春秋》大大丰富。

《左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叙事精彩，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如《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的语言简练含蓄，有许多至今仍经常使用的成语，如“唇亡齿寒”、“东道主”、“相待如宾”、“困兽犹斗”等。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以记言为主，文学价值不如《左传》。

其中的名篇《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比喻，说明必须重视人民的意见，体现了古代的民本思想。

之后的《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有些寓言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狡兔三窟”等同样成为后人习用的成语。

春秋时期，除了南方的楚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始终处在中原地区。

到了春秋中后期，另外两个南方国家，即定都苏州的吴国与定都绍兴的越国逐渐强大起来，两国在与中原各诸侯国较量的同时，也展开了彼此之间的争霸。

相传闻名天下的钱江潮（古时又称“之江”）的滔天巨浪就与吴越争霸中的关键人物伍子胥有关。

据传吴国国相伍子胥遭到越国离间，被忠奸不辨的吴王赐死并抛尸钱江，于是他的满腔仇恨化作了钱江怒潮。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君主——皇帝。

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

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在文字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就是废止原先六国的各种歧异字体，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的“小篆”成为官方通行文字。

西汉定都长安。

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实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

汉武帝时采用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儒学社会统治思想。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

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

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产生了一大批赋家。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

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

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

西汉覆亡以后，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

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

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

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

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

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

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

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

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

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

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

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

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

东汉初年谶纬迷信盛行，浙江上虞人王充作《论衡》一书提倡真实，反对虚妄。

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

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

《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

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是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汉末魏初，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的共同时代风格，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形成了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其中曹操的诗歌《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

曹魏政权（定都洛阳）的开国皇帝是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开创了七言诗的新体制。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

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西晋（定都洛阳）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被称为“左思风力”。

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

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

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

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

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

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

两晋时期还有一部著作《抱朴子》，是由当时著名的道教学者和医学家葛洪所著。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传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宝石山西面的道教名山葛岭就是因葛洪曾于此结庐修道炼丹，故而得名。

南北朝时期，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

谢灵运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

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

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神怪灵异之事，代表作为干宝的《搜神记》。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

《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

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隋唐五代时期，隋朝定都长安城。

隋代存在时间短，在文学史上没有太大建树。

但隋代最早确立了科举制度，这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

隋代修建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最南端到达杭州。

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

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

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对律诗的形式定型有所贡献。

律诗通常以8句完篇，每2句成一联，共四联，第一联为破题或首联，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结句。

这一时期的文学名句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

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

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

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

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

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

李白的七绝成就很高，代表作有《送孟浩然之广陵》、《登天门山》等。

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

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

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的名句有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昌龄《从军行》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李白《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杜甫《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

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

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

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

这一时期还有韩（愈）孟（郊）诗派。

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

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

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

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

世称“小李杜”。

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

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

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

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

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唐王朝最终在黄巢起义中走向覆灭。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

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

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

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简古、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

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

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

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

韩愈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

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

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

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

晚唐的古文成就不高。

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代文学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唐传奇的出现，这是我国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

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唐传奇从各方面都超越了魏晋小说。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

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据传为李白所作。

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

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

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均是抒写国破家亡、身世之苦的名篇。

五代时期，存在于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期间，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五代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替。

相较而言，南方比北方相对稳定，故而十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南方的吴越国，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定都杭州，这是杭州首次成为都城。

这一地区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

钱氏政权五传至钱俶，于978年降北宋。

宋代，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唐诗。

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期，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

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

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

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

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市民生活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

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

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

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

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

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

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

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

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

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

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代表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

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

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