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代理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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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代理词
保险合同代理词
篇一：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代理词
一、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车损费、施救费共计73292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应当理赔之日20年3月2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事实及理由如下：
20年1月13日，原告为其所有的沪号小型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购买了保险，双方协商确定按照新车购置价176万元，购买了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在内的保险。
保险期限自20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年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20年2月20日15时许，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沿沛县龙河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安国七堡村附近时，因躲避行人与路边树木发生碰撞后驶入路边河中，造成全车损坏。
交警和保险公司均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对事故予以确认。
20年3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车辆损失确认单，被保险车辆被认定为全损，定损金额为830720元，残值作价金额为10万元；后残值于20年3月18日由被告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
另外事故发生时原告先行垫付了施救费220元，应由被告支付。
综上，被告应在20年3月22日前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共计732920元。
然而被告至今尚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法庭调查，原告举证
证据一：
保险单
1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和不计免赔率险。
2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并以此确定了保险金额。
3证明保险车辆的初次登记时间为20年10月17日，即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时间。
4证明保险期间为自20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年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证据二：
车损险保险合同范本
1根据第四条约定，原告驾驶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2根据第十条约定，保险金额由原被告双方根据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为176万元。
3根据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经被告检验，认定车辆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4根据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车辆遭受损失后的残值部分已有被告拍卖处理，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
5根据二十七条约定，被保险车辆的折旧金额为：
1760000.688=92928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为830720元，与被告定损金额一致。
证据三：
沛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的沛公交认字[20]第2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证明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的真实性以及事故的时间、地点、过程。
证据四：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证明被告对被保险车辆认定为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证据五：
机动车转让协议
证明被保险车辆残值部分已经处理完毕。
证据六：
施救费发票
证明施救被保险车辆时原告支付220元施救费。
被告答辩情形：
注：
法庭辩论主体思路为被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和定损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予以履行；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实；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情形一：
投保人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投保车辆的二手车交易价格，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已经签订的定损合同。
法律依据：
《保险法》第十六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我方辩论：
1保单上明确载明投保车辆的初次登记日期为“20年10月17日”，因此被告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就应当知道投保车辆系二手车，但未询问二手车的交易价格，我方无告知义务，更不存在欺诈。
2投保车辆的交易价格与保险合同无关，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车损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不定值合同，而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与其交易价格无必然联系，即使是通过无偿赠与的形式获得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也不影响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情形二：
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
保单上的保险金额为176万元，而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其购买价格为26万元，因此保险金额远远高出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只同意在26万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理赔。
法律依据：
《保险法》第五十五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我方辩论：
对方主张以投保车辆的购入价格作为保险价值，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
实际上在投保时当事人是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即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并以此确定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也为176万元。
这样的确定方式符合保险条款第10条的规定，应当成为赔偿处理的依据。
情形三：
对交通事故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在保险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时，原告身上并无水迹，与原告所称车辆在其驾驶下入水的情形不符，因此本次交通事故的真实性存在疑点。
我方辩论：
因为事发时为冬季，原告在驾车落水后涉水上岸衣服已经湿透，冰冷难耐遂去附近的集市购买新衣换上，因此身上才会没有水迹。
对于此次交通事故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无确切证据的应以此为准。
情形四：
保险车辆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
保险车辆是在撞击后驶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的，根本损失原因是落水。
而落水并不在保险合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范围内，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
《保险合同》第四条：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碰撞、倾覆、坠落；
（二）火灾、爆炸、自燃；
（三）外界物体坠落、倒塌；
（四）暴风、龙卷风；
（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
（六）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
（七）载运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
辩论：
1我们认为保险车辆事故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坠落”的情形。
“坠落”是指车辆在行驶中发生意外，整个车腾空而起，然后落下导致的车辆损失。
这里的落下应当既包括落在地面导致的损失，比如车辆下台阶时没有减速，车辆
腾空飞起，落地后车轴受冲击变型；也包括车辆落入悬崖、河流等造成的损失。
因此，保险车辆因交通事故坠落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范畴。
2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被告并未就“坠落”不包含落水的情形对我方当事人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因此被告据此条款免责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因此应采纳我方关于“坠落”的解释，认定保险公司应付保险责任。
情形五：
保险车辆损失主要由发动机进水造成，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不予赔偿的情形，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
《保险合同》第七条：
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十）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
辩论：
我方所诉的车损并不同于发动机损坏，而是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的整车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畴。
被告单方面认为发动机损坏应当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的观点与合同本身的约定相互矛盾，应属无效。
情形六：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应由双方重新协商确定，申请由物价部门重新进行价格评估。
我方辩论：
根据保险单可知，保险合同签订时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是真实有效的；而现在被保险车辆已经不存在无法进行有效的评估，因此不同意重新评估。
情形七：
原告关于利息的诉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
我方辩论：
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保险人应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
篇二：
保险合同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台州市金福佳机械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就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适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本案经审理已经查明：
2021年7月3日原告为自有的浙JM9192号货车向被告购买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201元，并购买了不计免赔。
保险期间自2021年7月24日0时起至2021年7月23日24时止。
因此，原被告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
二、被告没有履行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对免责条款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已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一般可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又规定，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规定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
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可适当减轻但不免除。
本案中，被告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当然也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被告援引的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
三、司机没有逃离现场。
即使免责条款生效，对本案也不适用保险条款规定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但该事故中，肇事司机衡争光在发生事故后没有逃离现场。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案发后衡争光驾车轻型普通货车驶离现场”，而不是逃离现场。
事实上，逃离现场与驶离现场有本质的区别。
从主观方面看，逃离是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了逃避责任，而离开现场。
而驶离虽然也有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但离开事故现场并不是为了逃避责任；从客观方面看，衡争光在事故后驶离现场属不知情，而非肇事逃逸。
另外，逃离一般会导致事故结果加重、责任无法认定等后果，而本案中并未有这样的结果产生。
由此可见，本案中肇事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没有逃离现场，被告援引的免责条款即使生效，对本案原告也不适用。
四、被告应支付原告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262663.25元。
原告在本起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为372663.25元，该事实有温岭市人民法院（20）台温民初字第362、363号民事判决书、受害方从交警大队领取10万元医药等证据佐证。
根据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0000元已投保不计免赔的事实，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为262663.25元。
以上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
代理人：
朱圣勇律师
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在赔偿时，双方应按合同条款的规定进行赔偿。
而保险合同的条款，一般均是格式条款，并没有对于逃逸的具体界定和解释。
故在此情况下，应依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逃逸作出解释。
1999年4月29日公安部交通局发行并实施，公交管【1999】105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特种车辆在执行任务中发生交通事故驶离现场定性问题的答复》：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责任，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
”在此规定中，对于逃逸的界定，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为了逃避责任，故意驶离现场或弃车逃逸的情形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逃逸，从而当事人的主观意识成为判决是否逃逸的主要因素。
篇三：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3篇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3篇
《保险法》第十条规定：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保险合同的内容是保险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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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篇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相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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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篇一
仲裁员：
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接受申请人王育林的委托指派我参加今天的仲裁庭开庭活动。
通过开庭前本代理人对案件细致的调查了解和刚刚进行完的庭审活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以供参考：
一、保险合同中第八条免责条款未明确说明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不应免责
《保险法》第十七条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双方签订的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保险公司在该格式条款中规定仅仅为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方才在理赔范围内，而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其他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
免责条款的范围不仅应包含免除任何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也应包含免除部分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
因此对于本保险合同中第八条的格式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法院判决或调解以外的其他方式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
对此条款保险公司应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应该对条款的概念、性质、法律后果等进行明确说明。
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未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因此该条款未产生法律效力。
那么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支付的赔偿款中交警部门调解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应进行全额理赔。
二、保险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重大过错
1、安邦保险公司在双方保险合同签订之前积极的收取保险费用，但对于保险条款却并未依法向王育林进行一般说明和明确说明。
导致了王育林对本案保险合同第八条的错误理解。
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于非法律专业的一般普通人员来说，该条款中涉及到了“调解”一词且在该词前排列的是“或者”而并非“法院”，那么很容易导致一般人员理解为法院判决或是任何形式的调解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可以得到理赔。
因为安邦保险公司的未尽到对合同条款进行说明的义务，导致王育林采取了交警部门调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而安邦保险公司对此不予理赔，则是其自身过程造成，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应对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全额理赔。
2、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体现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同时应贯穿于整个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
在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王育林就积极向安邦保险公司保险报案，要求进行勘察处理。
后投保车辆及司乘人员被赶到的上百村民围困并扣押长达6天5夜要求赔偿，在长冶市公安局和交警支队共同配合行动下才把人质从车内解救出来。
王育林在被解救后积极和安邦保险公司人员联系，并告知了其司乘人员几人和投保车辆被村民扣押要求赔偿的情况，同时告知了交警部门正准备对该案进行调解。
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在已知晓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王育林等人连同车辆遭受非法长时间扣押的事实后，对于专业从事车辆保险工作的人员来说应该完全能预见到死者家属会要求进行精神损失赔偿。
而对于交警部门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保险公司却可以不予理赔。
对此，王育林在交警部门调解前和其联系时就应尽诚实告知的义务，让王育林知晓交警部门调解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无法得到正常的理赔。
但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却对于王育林的通知不予理会，也未进行任何方面的保险告知。
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采取的交警部门调解方式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内存在严重的过错。
从公平原则的教的，安邦保险公司也应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理赔。
三、精神损害赔偿应在物质损害赔偿前进行全额理赔
1、本案交通事故中王育林共向死者家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即停尸费）、住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万元。
根据事故地点山四省统计部门2021年公布数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托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可以计算出本案中死者的死亡赔偿金为81940元、丧葬费12914元（山西统计部门公布数据：
农村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097.2元、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5825元）。
即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停尸费住宿费总计65146元。
2、交强险是国家为保障第三人利益而设立的第一个强制性保险。
最高人民法院于年月日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如果同时存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时，由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理赔，对于超过保险金额的不足部分再在商业三者险种予以理赔。
因此本案应先进行交强险的赔付。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安徽省高院回复的《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说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选择。
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
因此本案中安邦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内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偿，然后对于其他部分则在交强险剩余限额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予以赔付。
王育林购买的交强险中死亡伤残限额为11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5万元，因此安邦保险对于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停尸费等65146元应先行在交强险种予以理赔，然后对于剩下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则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剩余额度和商业三者险种予以全额赔付。
代理人：
曾理
二00九年十月六日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篇二
尊敬的法官：
山东理永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孙健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特别代理人依法参加诉讼。
现根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孙健是鲁Q/0110F号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依法有权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原告孙健在被告处分别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并投保
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间为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1月18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为2021年6月27日，在约定的保险期限内，按保险法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给付原告保险金。
根据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原告因出险事故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扣减、拒付保险金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保险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
二、原被告间的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但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1、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
基于最大诚信原则以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性质，根据保险法及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
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末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这里的“明确说明”，应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本案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供过合同条款，对条款内容更末向原告提请实质上的合理注意，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尤其是专业术语也没向原告释明过，被告在开庭时对是否已尽了明确说明之义务无证据出示。
对于孙健在投保单上的签字，表面上看意思表示一致，但被告给付的保险单上没有写明具体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
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成为被告拒赔的理由。
对于投保单背面的条款，被告甚至没有在投保单文件正面，用黑体字、下划綫或者大字体的方法进行特别处理。
投保单背面提示的字号太小，使一般人或常人很难看清楚看明白。
这种做法其实掩盖了事实上的被保险人意思表示的不自由。
本案在法庭调查中，虽然被告以该公司车辆保险条款为依据试图说明提示了注意，但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
从本案不难看出，被告为保护自身利益，设立免除责任的条款，签约时即不向原告提醒，也不作任何说明，致使我的当事人懵懂签约或被迫接受其条款。
2、被告提供的免责条款是显失公平的条款，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
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被告援引了诉讼费、交通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保险条款，但代理人认为，从交强险的立法设计来看，其保护的利益核心是不特定的事故第三者受害人，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事故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障。
而此类诉讼的提起，正缘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人身损害赔偿义务，因此，作为对违背立法原意的惩罚，理应由保险公司对诉讼费、交通费买单。
同时，我国新的《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第六十六条规定：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该法条的适用效力显然优于交强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项及商业第三者险条款，因此，对原告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支付的3000元诉讼费及多次去被告处索赔而产生的1000元交通费用，应当由保险公司埋单。
庭审中被告提出应按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进行扣减医疗费的保险金理赔数额。
基于上述理由，被告的该辩解也不能成立。
何况，被告在庭审中并没有提出哪些药品是在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之外有效的证据，该辩解只是保险公司内部的规定，其实质是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免除自己的理赔义务。
保监会制定的车险条款规定除外责任的基本作用是为了明确保险人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为了剥夺被保险人应享受保障的权利。
因此说被告以该无效条款主张免责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合法的。
关于原告的车损问题。
根据合同法、保险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发生出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出现埸定损、修复等工作，被保险人应当协助配合，因此保险金额及其标的物损坏产生的修复费或其它费用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
而当原告去被告处索赔时，被告给原告的车损核定的是1580元，理由是被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依据保险条款要扣除20的损失。
原告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在正规汽车修理厂进行车辆维修花去1900元，出具了正规修车发票，被告却仍然要按照事故责任扣减原告的车损，原告认为被告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原告已付三者事故当天抢救检查费用1509.2元的问题，被告应给予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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