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笔墨 稳定的图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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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笔墨稳定的图式
灿烂的笔墨稳定的图式
王?
a(1609-1677),字玄照,后改字元照、圆照、元熠,号湘碧,自称染香庵主,人称王廉州,是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家。
被大诗人吴伟业誉为“画中九友”之一,并与王时敏颉颃,时有“二王”之誉。
入清以后,王?
a又与王时敏、王?
、王原祁并称“四王”,开启了清初画坛主流画风。
作为“四王”之一的王?
a。
其画坛宗师的地位,在有清以来的三百余年画史流变中,从未被学界所忽视。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王鳢身世的诸多疑端,却―直成为王?
a研究的瓶颈,长期以来影响着对其人画艺的深入研究。
王?
a的生卒年。
今人著述皆作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生,清康熙十六年丁已(1677)卒,向未有异议者。
然今见王?
a《梦境图》跋语云:
“……今六月避暑半塘,无聊昼寝,忽梦入山水间,中有书屋一区……然余年已四十八。
颠毛种种,纵至七十,亦不过二十年一梦耳,况未能必,又安知此梦非真境耶?
”《梦境图》立轴山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为王?
a毕生的代表作。
据该作王?
a亲题跋识可知,《梦境图》创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六月,时王?
a在苏州半塘避暑,睡梦中踏入王维的辋川别业,醒后描绘梦中所见而成此图。
值得注意的是,跋中王?
a称“然余年已四十八”,由此推溯王鳢的生年,得出的结果不是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当为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
较之于旧说,王?
a的生年晚十一年方符合历史事实。
王?
a出身于太仓琅琊王氏家族。
琅琊王氏兴于太仓。
殆缘于晚明士林祭酒王世贞(1526-1590)之崛起。
王世贞执晚明文坛牛耳数十年,在政学两界影响颇巨。
作为王世贞的曾孙,王?
a可谓出身华胄,为名门世家贵公子。
据《研堂见闻杂录》获知,王?
a之父名王瑞庭,字庆长(常),俗呼“大痴”。
其人习性“侈汰,姿声色”,乃典型的败家子。
王瑞庭穷奢极侈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曾在祖业琅琊贲园中三建廓然堂,终使家败,乃至使廓然堂连同琅琊贲园一并易主为吴伟业所有。
王瑞庭无才无德,不保家业,其唯一遗产就是子嗣甚众。
琅琊王氏祖业被王瑞庭挥霍殆尽,致使王?
a这一代子弟徒有名门世家之虚名。
除王?
a以绘事立身以外,余皆落拓无生产。
其落魄者,有出家遁入空门,更有二人沦落为优,以歌舞自活,虽为名优,然在士大夫眼中毕竟败落了。
关于王?
a的妻子与子嗣。
至今未见载于画史。
甚至有学者认为王?
a“妻子早逝”、“并无儿女”。
据娄水陆时化记载王?
a“年甫强仕,绝声色”,此言王?
a壮年后即屏绝声色,亦未提及妻子儿女。
康熙元年壬寅(1662),清人沈受宏过王氏染香庵作诗一首云:
“独空妻子累,身共白云枯。
故业存丘壑,闲情入画图。
药栏连竹径,名枕对香炉。
如此幽居乐,神仙得似无?
”从“独空妻子累”知王?
a晚年妻、子俱在,只是幽居独处,不和妻子儿女一起生活罢了。
顺治八年(1651),王?
a游虞山,偶然看见王?
画的扇子,对其画艺大加赞赏,王?
因此得识并师事王鳢。
翌年春,王?
a致函王?
,招其赴太仓纵观古画,信札云:
“中秋分袂,又值小春时候矣,无时不怀想高风,谅吾兄必同此意。
小斋(染香庵)虽未构就,小婿处亦可下榻。
烟翁、梅翁俱渴欲相晤,乞即命驾一来,纵观古人真迹,亦大快事……”从“小婿处亦可下榻”一语可知。
王?
a确实是有女儿的,故有此称。
清人画史多载王鳢由进士出仕。
如《国朝画传编韵》载,“王?
a,字圆照号湘碧,太仓人……由进士官廉州太守”。
王?
a任廉州太守是实,但言其中进士当为穿凿附会之说。
诸多信史显示。
王?
a凭籍荫补途径入仕。
如《太仓州志》云:
“王?
a,字圆照,世贞曾孙,由恩荫历部曹,出知廉州,时粤中盛开采,?
a力请上台,得罢,二岁归。
”又查太仓图书馆编《太仓历代进士名录》,名单中亦无王?
a二字。
既然王?
a籍“恩荫”致身仕途,按明惯例,凡袭荫做官者,一般得须经过国子监培训,或于京城先任小职,方再量才任用。
据《太仓州志》载,王?
a任廉州太守前曾任“部曹”一职,此说所见甚鲜。
己卯(1639)六月,王?
a赴廉州衙途中作《北固山图》,其跋云:
“余自戊寅(1638)入都,日为业绩所苦,笔墨不知为何物。
今岁仲夏出守粤东,回思风尘马背光景,如脱笼之鸟矣。
将舟至望见北固山,不胜沾沾自喜,拈笔写此,不问工拙也。
”王?
a赴廉州后,可谓运途多舛。
据《太仓州志》载,时粤中盛行矿采,王?
a因上书请禁开矿恶政而开罪权贵。
所幸上司乃忘年好友刘半芳的至戚,在其庇护下方幸免治罪,仅以罢官而归。
由上文可知,王?
a在赴任廉州太守的当年(1639)即获罪罢官,从此“浪迹天涯,萍踪无定”。
亦有学者据王石谷(王翠)画跋中言王?
a“将远宦”一语,认为王?
a“大约又做过清代的官”。
所谓王?
a入清后出仕一说,并无实据。
殆后人据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王?
a北上京城长安(北京)游历一事附会而成。
王?
a赴京的真实心理动机虽难以确知,但寻其画踪可悉,在北京活动期间,其交游对象盖以清廷贰臣新贵为多。
又因清廷“诏起遗逸”。
同里好友吴伟业亦在京任秘书院侍讲,二人过从甚密。
值王?
a南归之际,吴伟业曾两度赋诗赠别。
由诗中“汉家珠玉散云烟”及“华子冈头自钓鱼”等诗句。
不难体阅痛悔沦为贰臣的吴伟业对故国的深切哀悼与悲凉心境,又知吴伟业以王维辋川华子冈之别境,诱劝王?
a选择归隐。
尤其是吴伟业使用“还山”一词,大有与“出山”谋官对应的意味,透过诗中语意,亦可大略推知王?
a此行初衷隐含的功利性,但结果却碰壁而归。
王?
a的晚年,主要在太仓的染香庵中度过。
然频频出现于画跋中的“染香庵”,究竟建于何时?
“染香”二字又有何寓意?
它与王?
a晚年的心境有无必然联系呢?
其《起帖图首合册》跋语云:
“余庚子夏,筑室二楹于弁山之北,仅可容膝。
窗外悉栽花竹,聊以盘礴。
奉常烟客过而颜之曰:
‘染香’,盖取《楞严经》中语也。
从此闭关,日坐蒲团,焚柏子一炉而已。
”此册又有受赠者王遵晦跋云:
“此册凡七帧,为庚子、辛丑间初构染香堂时作。
”据此可知,王?
a“染香庵”应建于顺治十六年庚子(1660)夏。
“染香”一名实因老友王时敏光顾所赐,大抵取意于小斋四周花竹拥簇、香气怡人的环境。
然“染香”二字又出于佛教经典《楞严经》,与王?
a晚岁“日坐蒲团,焚柏子一炉”的日常生活状态颇合。
此外,笔者认为“染香”二字尚另有涵义:
纵观王?
a一生的学习偶像,当以王蒙与董其昌为最,不无巧合的是,王蒙与董其昌皆号“香光”,而王?
a取“染香庵”为其斋名,无非是表露一种私淑前贤的宗师情结耳。
亦如董其昌斋号为“画禅室”,王?
a则以“染香庵”与之翼然呼应,其意不言自明矣!
王?
a的逃禅,无非是掩饰其遗民心理的表象,其内心深处,尚未从丧国之痛的梦魇里拔出。
甲寅(1674)年春,王?
a的两位高足王石谷与杨晋合作,为垂暮之年的恩师绘有肖像一帧,该作今虽佚不可寻,然据清人陆时化所见,画中王?
a形象为“明时便服坐于幽篁。
”或预感将不久于人世,王?
a冒杀身之险身着故明服装存像明志,可见其晚年遗民心态强烈萌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年正是甲申变后的三十周年,不难体阅王?
a此举的纪念性意味。
康熙十六年丁已(1677)王?
a去世,其遗命为:
“以黄冠道衣殓。
”在清初。
亦如士人以逃禅为“拒剃”,王?
a这种“服先朝之服”及“以黄冠道衣殓”的行为,实际上是以衣冠为避世(清世)的象征。
其强烈的政治暗示性,使其行为带有一种“生命之冒险”的悲凉。
王?
a的许多山水画创作,皆从册页收集的众多古法中取用基本材料。
如2009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毫素深心――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展”中,便展有王?
a的《仿古条屏十二页》,其第七屏《仿范宽山水屏》显然为王时敏收藏的《溪山行旅图》摹本。
就像摹制《小中现大册》那样,王?
a通过精心设计,将一系列古代经典作品浓缩在一个固定的尺寸中。
王?
a在该图中题曰:
“范宽笔法原与董巨相似。
但雄壮过之。
此图为吾娄王奉常所藏,闻已为人易去,今拟其意,不求形似也。
”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曾被王时敏缩临汇集在《小中现大册》中。
故而此图不仅出现在王?
a的《仿宋元画册》中。
而且画家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加以临仿。
王?
a热衷于对范宽语汇的运用。
实则反映了他试图将南宗与北宗画法熔为一炉的尝试,如其在《仿范宽山水图》轴中云:
“近代丹青家皆宗董巨,未有师范中立者,盖未见其真迹耳。
余向观王仲和宪副所藏一巨幅,峰峦苍秀,草木华滋,与董巨论笔法,各有门庭,而元气云通,又自有相合处。
”
在清初的太仓绘画圈中,将某些古代大师的作品临摹成册,成为一时风习。
通常情况下,这种精心描摹古人作品的册页被称为《小中现大册》。
与此同时,一种与《小中现大册》有所区别的“仿拟”册页也颇为流行,它与《小中现大册》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忠于原作的临摹之作,只是在形制上被缩小以便于携带交流与学习:
而后者虽名为“仿拟”,实则属于一种更为随性的创作。
它只是利用前辈画家的某些习惯性笔法或构图、造型等形式元素,却并不追求与原作分毫不差的临摹效果。
与前者建立图像库的初衷不同的是,这些微型的仿古册页体现了画家的某种创作观念。
以王?
a历时四载绘制完成的《仿古山水册》为例,为其平生得意之作,内含仿王蒙作品两帧,仿李成、刘松年、马文壁、范宽、燕文贵、黄公望、赵孟?
\、吴镇各一,这些作品风格多样,兼具南宗与北宗画法。
对于王?
a这种并不严格恪守南宗体系的绘画理念,王时敏曾云:
“廉州画学浩如烟海,自五代宋元诸名迹,无不摹写,亦无不肖似。
规矩既极谨感,神韵又复超逸,真得士气,绝去习者蹊径,而精诣入微处,将使白石逊其妍、宗伯让其工矣。
”通过建立册页的桥梁,王?
a在创作与古画真迹之间,建立了“神变古法”的关系,并且以大轴的规模提供其“自出机轴”的空间。
对于王?
a、王时敏辈而言,各式各样的《小中现大册》就像图像库一样,通过对其中一些图式的转化、凝练,便可以成为自己所需的形式,并创造出一些新的符号。
即如王时敏所言,“与宋元诸名家血战”的结果是“与之俱化”,那么在“四王”画派体系中,荟萃并融入诸家古法则可通向艺术的彼岸。
王?
a将诸家画法熔于一炉的尝试多体现在其重要作品中。
如画于1649年的《四家灵气图》,其跋语云:
“己丑冬十月余浪游武陵,承登子张公祖渡江相访,出其同乡朱相国家所藏元四大家真迹鉴赏,俗眼为之一清。
归如渔夫出桃园,不复记忆,然笔端灵气,于梦寐中彷佛见之。
”乍看上去,《四家灵气图》是一幅以黄公望、吴镇画法为主的作品,圆笔中锋:
待细看又能发现,王?
a在远山的皴法处理上实际上采用了王蒙的牛毛皴,而置于画幅前端的几株小树则又被赋予了倪瓒风格的清隽风神。
王鳢集古法于一体的画学理念贯穿于其一生的创作实践中。
作于1658年的《青绿山水图卷》便是一幅将赵孟?
\与黄公望的画法相融合的代表作品。
据王?
a自称,他曾在1636年与董其昌共同欣赏过赵孟?
\的《鹊华秋色图》与黄公望的《秋山图》,二图皆以设色著称,且无院体习气,令王?
a一生记忆犹新。
《青绿山水图卷》将赵孟颗《鹊华秋色图》与王?
a自家所藏的黄公望《浮岚远岫图》的画法相结合,作品敷色极为穰丽沉郁,突破了文人画设色淡雅的格调,却又保持了明洁清新的艺术特点,体现了画家企图将青绿古法与水墨画风相融合的创作理念。
又如作于1671年的《仿范宽、董源山水轴》,是一幅试图结合南北方画风的作品。
在跋中王?
a题道:
“范宽、董源皆北宋大家。
故用笔相肖,范画浑厚,董画幽淡。
各极其致,非南宋后所能梦见。
余此图虽拟华原,而时露北苑,因余幼习董熟耳。
”作于同年的《溪色棹声图》是一幅小青绿着色山水,该作底端为一坡岸,上有几株高柳,溪中一处放棹:
中景山峦逶迤重复,山路、阁亭、杂树、院落散布其间:
远景则是重叠的平缓山丘。
其构图、画法以师黄子久为主。
从中明显可见《富春山居图》《富春大岭图》《九峰雪霁图》的画法。
画树纯师王蒙,苔点专习吴镇,远山出自倪瓒,设色则似沈、文,杂糅诸家。
此作虽非王鳢的重要作品,但却体现了王?
a的绘画方式与画史观念,即试图在历代大师的画法中寻找通便的路径。
从而建立自己的画史坐标。
就像其在《梦境图》中所演绎的赵孟颗与王蒙画法一样,反映了晚明清初文人画发展的一种新方向。
现存最早的王?
a仿王蒙风格作品是画于1649年的《仿王蒙九峰读书图》,该作题跋云:
“叔明《九峰读书图》为钱宗伯收藏,岁余时得借观,今仿其笔意。
呈仲翁老宗台教正。
”王蒙的《九峰读书图》。
据古董商吴其贞描述:
“气色尚佳,画高松耸翠,危峰陡立,松下有楼房草屋读书于窗内。
”王?
a虽云“仿其笔意”,实际上在图式上亦以王蒙原作为粉本,此图用解索皴拖墨而下,用笔尖秀,峰顶矾头云集,矾头周遭点苔星罗密布,苔大如豆,点法甚为自由,纷纷攘攘,由峰顶矾头向山腰逸去。
该作在山石画法上与1656年的《梦境图》用笔颇为一致,只是近景树木的画法更接近于王蒙的典型特征。
此图画法虽然不及《梦境图》工稳,逸笔草草,画面也不及《梦境图》丰富,然从技法上来看。
与《梦境图》实同属王?
a中年阶段的成熟画风。
再如作于顺治十三年(1654)春的《仿王蒙山水图轴》,与《梦境图》为同年之作。
是王鳢仿王蒙画风的另一件代表作,其跋云:
“丙申春初仿叔明笔于定慧禅寺”。
此图在空间营造上与《梦境图》颇似,为一种俯瞰视角的深远之作,整体画意虽不及《梦境图》更具奇幻感,但去哽接近王蒙的典型图式。
中年的王?
a虽对王蒙画风心摹手追。
却又能别开生面,有所创造――当时他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取势”问题。
从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图式来看,他擅长以生动流畅的大曲线为龙脉造势,这一手法令山势于开张奇肆之外更添几分活泼妍妩:
至于龙脉的细部结构及其衔接处,则又缜密谨严,其起承转合一如交响乐之旋律,纵横交错、回环跌宕。
王?
a所要创造的是一种场面辽阔、全景式的山水世界,他上追北宋大家在规模和气局上的恢宏雄健之气,这种审美意识使得王?
a与其同时代者大异其趣。
王?
a籍助这类格局架构――就像不同的“九宫”――以掌握古画的结构原则,对不同的古法主题加以变奏处理,求取青出于蓝,自创新法的成就。
正如王原祁云:
“临画不如看画。
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视其定意若何,结构若何,出入若何,安放若何,用笔若何。
积墨若何。
必于我有一出头地,久之自与吻合矣。
”
在王?
a独出机杼的仿王蒙画风作品中,大抵以创作于1654年的《梦境图》与《仿王蒙山水图轴》最为突出。
这个阶段。
也正是王鳢时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
王?
a晚年的仿王蒙画风作品,在画法上渐趋保守,基本上以忠实王蒙的原作为鹄,较少渗入个人机趣。
如其画于1667年的《长松仙馆图》、1670年的《仿叔明云壑松阴图》,无论是在图式、笔法、意境营造上,皆以忠实王蒙原作画风为旨趣,掉入一个尽显他神而无我神的窠臼中了。
文人画发展至明清之际,集腋成裘的文化因素终于发酵成一片灿烂的笔墨景观:
一方面表现为画家对古代图式依赖性的加强,另一方面图式已作为笔墨的载体而不再具有强烈的求异需要。
至少有一点非常清楚:
在明清山水画稳定的图式表象下,律动着一个变动不居的笔墨表现世界。
这个世界,只有尽可能地将之放归于历史的原景中,才不至于被肢解与误读。
既往的艺术史研究中对于明清山水画主流画风的态度。
多集中于讨论其图式的程式化而忽视了画家笔墨个性的新变化。
对于这一现象,罗樾给予的定位得到艺术史界普遍的认同与赞誉。
他认为,明清绘画是“历史性的东方时期”,这个时期的绘画,“传统风格开始作为主题起作用,而且被解释为它们就是本来的现实。
”倘若明清绘画确是“关于绘画史的绘画”与“其内容就是思想”,那么王?
a的绘画显然包孕着一种集大成的画史理念。
足以作为中国艺术思维的标本供我们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欧阳逸川宋建华